随着春节来临，各家各户也开始布置新年的装饰，其中色彩艳丽的年画总是能够吸引人们驻足欣赏，其上精美的人物设计和吉祥的寓意也让节日的气息愈发浓厚。

年画作为我国传统的新年装饰物，其从宋代便已经出现，直到清代样式和内容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随着中国文化在近代迎来巨变，我国的年画也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彻底地改头换面。

用年画作为新春装饰的做法最早出现在宋代，当时年画是作为桃符的替代者，登上历史舞台的。

宋代我国的木刻艺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能够在木板上雕刻精美的花纹，在传统的门神形象之外，人们开始创作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或者神仙形象，并用它们在新年进行装饰，这就是最早的年画了。

不过年画这一习俗不像春联这样流传甚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在部分地区流行，这是因为年画的制作具有一定的制作门槛。

因此当时我国的年画文化形成了以杨柳青、朱仙镇、桃花坞等地为中心的区域化分布特征。

封建时期年画作为春季的装饰物，其内容和题材上也非常具有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征。

当时的年画大致分为五种，分别是镇宅辟邪、迎福纳祥、敬神祭祖、伦理教化以及装饰欣赏五种。

第一类年画一般以神荼郁垒或者秦琼尉迟恭等门神形象作为主体，被人们张贴在大门上作为门神来镇宅辟邪。

第二类年画则多为传说中的祥瑞之物，聚宝盆，摇钱树都是那时年画上最常见的装饰。

敬神祭祖的年画在古代最为重要，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题写祖宗名讳，或者绘有祖先图形的卷轴，又被称为“祖宗轴”或者“家神案子”，在过年的时候会被悬挂在祠堂的正中央。

而敬神的年画则绘有灶神，老君，关公等人们在过年时会祭拜的神仙，作为祈福祷告的对象。

伦理教化类的年画上多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典故，这从最早的二十四孝图逐渐发展到一些戏文名场面，主要用来给孩童讲故事，起到教育和开蒙作用。

最后一种年画最为常见，就是人们过年用来装饰的物品，其上既有如今仍然十分常见的童男童女，莲花等图案，也有山水画等样式供人们挑选，这类年画也是我国传统年画绘制技术的集大成者。

在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关闭了多年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轰开，随着西洋货物一起涌入我国的还有西方的技术和文化。

在西方印刷机流入我国之后，年画终于可以脱离木刻生产基地传播到全国各地，其创作门槛也有所下降，我国的年画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峰。

在晚清时期，我国的年画内容就发生了一些转变，其中尤其以人物形象的转变最为明显。

当时年画上的男子服饰从长袍马褂变成了西装和新式军装，女子的服饰也从传统的长裙变成了袄裙、旗袍，这让年画的样式变得更加丰富。

到了清朝末期，中国文人逐渐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国民启蒙运动，希望能够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

为此他们也开始对年画等民俗文化产品进行改良，向其中加入了启蒙和爱国元素。

晚清时的年画《小儿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这幅年画中，一名孩子和一名教员打扮的男子站在一处“专业学堂”门口，画面的上方是小儿发出的疑问：

小儿说，哎呀呀，中国百姓外国欺，欺来欺去要分离，那时乡绅做不成，乡绅为何不动心。

表明了当时百姓对于教育的渴求，以及对乡绅及官员对教育发展不屑一顾的愤恨，极具时代色彩。

此外一些国家大事也成为了年画的重要题材，其中既有描绘清军大捷的画作，也有描摹西方侵略者样貌的作品。

这些年画能够让百姓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国家的状况，对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怀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这些画有时事的年画中，以《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最具有代表性，这幅年画描绘了李鸿章与各国使臣进行谈判的景象。

但是谈判的场地却并非西方的谈判桌，而更像是中国的官府衙门，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年画创作者对于时事政治的一知半解。

晚清时期的年画改良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百姓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年画内容创作多为传统艺人进行，他们虽有改良之心，却缺少足够的革命思想熏陶，这让年画的内容和实际情况南辕北辙，起到的教育作用较为有限。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对于民俗文化的改良也十分重视，民国政府当局希望年画内容中能够包括最新的政治理念，并成为推行政策改革的文化载体。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年画改良的诉求更加迫切从政府官员到文化界人士均呼吁年画画师将淞沪血战，绥远抗敌等内容绘制进年画中，并发出了这样的政府号召：

年画虽是一件小东西，但他影响社会，至大且久！

但民间画师却没有什么响应，创作内容反而回到了年画改良运动之前。

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官员和艺术工作者们把年画等民俗产物，当做了纯粹的宣传工具，没有考虑到百姓的实际需求，自然无法引发共鸣。

直到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文艺工作者会议后，我国的年画创作才迎来了又一次改革高峰。

在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并要求知识青年和文艺分子投身于革命群众之中，要用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创作作品。

这次会议之后，共产党文艺工作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众文艺创作浪潮，大量文艺工作者进入基层，从百姓的生活中汲取灵感，用更加生动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取代此前国民党引领的假大空风潮。

这让他们创作出来的年画作品不但有着极强的教育意义，还能够得到人们的共鸣。

这一期间延安地区制作的《给群众修理纺车》、《兄妹开荒》等年画作品内容积极向上，画面也符合年画的传统审美，赢得了大家的喜欢，我国的年画发展终于打开了新局面。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年画一直都被当做新中国政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的重要工具，这一态势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1949年11月，我国文化部发表了新中国年画艺术的相关批示，其中重点提出：

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在这一倡导的影响下，我国年画的创作进入了全新阶段。

1950年4月，新中国还进行了一次优秀年画评选，其中《农民参观拖拉机》等作品荣获甲等奖。

这次评选令之前文化部批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各地的劳动人民成为了年画的主角。

为了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一些绘有传统神仙形象的年画依然存在，但在细节上还是体现出了时代的影响。

比如年画作品《灯笼土地神》中土地公公背后的土地祠就被“土地改革”所取代，这也体现了当时人们投身革命的热情。

后来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这些传统的神祇也逐渐被英雄人物所取代。

除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之外，雷锋，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形象，也成为了年画上的常客。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的年画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年画的政治性不再被反复提及，这有效扩大了年画从业者的创作空间。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音机、吉他、皮鞋、奖状、喇叭裤、排球比赛等时兴物件开始出现在年画上。

但人们却只对最传统的绘有吉祥图案和童男童女，以及神仙的年画最有兴趣。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其他种类的装饰画也开始大量引进，年画在人们心中重新和春节这一意象高度绑定。

而到了春节，人们自然更钟情于那些传统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返璞归真。

如今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文化自信也逐渐建立，年画等传统艺术形式也重新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回溯年画艺术在中国近一百年内的发展，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民俗艺术和老百姓之间的强烈联系，明白了只有百姓的需要和喜爱，才能赋予年画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也为年画以后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20 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兼论民间文化的自发性》，王坤著，2013年5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