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 1 月 10 日下午，东北军大帅府内，张学良正在为一个艰难的决定而苦恼，杨宇霆携着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文件步步紧逼。

这个提议涉及诸多权力问题，可把张学良急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紧紧地握着那枚硬币，手心里全是汗，最终抛出硬币，命运的轮盘开始转动……

杨宇霆号称是东北小诸葛，留洋归来满腹经纶，不只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更是奉系军阀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智慧与谋略在乱世中游刃有余，然而性格亦是一把双刃剑，自信的同时又何尝不是自负，独断又何尝不是顽固。

在张作霖身边，杨宇霆一手筹划东北海军，一手打土豪分田地，为奉系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可惜没弄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功高震主”的道理。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成为年轻的东北王，继承其父的所有遗产并承担起保卫家园的重任。

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在历史的江湖中步步生莲的人物，从被诸多老部下视为“小六子”，到成为令人敬畏的东北护国军将领，张学良的成长步步是一个坎，经历过无数的挑战与误解。

杨宇霆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恩怨冲突的怨恨，本质上却是权力的博弈。

他的轻视与挑衅源自对这位年轻领袖的不认同，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使张学良难堪，甚至在“东北易帜“之后拒绝与张学良合影，此举无疑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战。

于公于私，杨宇霆都过于自信，错判形势更错判了张学良，最终这一切怨恨与矛盾，在杨宇霆的父亲的寿宴上达到爆发点。

那一天，东北的风云变幻早已注定这场宴会不同凡响，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寿宴，更是两个男人之间敌对与妥协的象征。

杨宇霆盛装邀请，并非仅仅为庆祝长辈的寿诞，而是想要彰显自己地位的示范，张学良的到来尊重老朋友之情，却在寿宴上遭到前所未有的忽视。

作为东北的一把手，杨宇霆还是把他当做“小六子”看待，没有让人妥善接待，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将领。这种悬殊的对待，让张学良深刻感受到从杨宇霆身上散发出的颠覆气息。

这还不算完，寿宴过后杨宇霆提出要成立督办公署的提案，这不仅是对张学良权威的挑战，更是对东北局势稳定的威胁。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携带着提前准备好的文件来到张学良的帅府，直接要求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

这个提议牵涉到东北的铁路运营权，更是与南京政府的权力有所重叠，杨宇霆的态度坚决，甚至稍显咄咄逼人，无疑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张学良对于这个提议态度极度谨慎，认为牵涉深远不能草率行事，因为它不仅关乎军政权力的夺取，更关乎对外政策的调整。然而，杨宇霆却格外坚持，不给张学良反对的机会。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他当时心中极其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一夜张学良无眠，与妻子于凤至的决策过程，既是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探寻，也是对自身信念的坚定，最终抛硬币决定杨宇霆的命运。

张学良从来不信命，但在这种心理挣扎中竟然做出一个迷信的行为 ，抛硬币占卜，显示他在绝望时刻的无奈与决绝。

如果三次硬币正面朝上就杀了杨宇霆，结果硬币三次正面朝上，随后又进行一次，如果硬币三次反面朝上就杀了他，这一次硬币三次反面朝上。

以往不怎么信命的张学良，在这一刻彻底相信了，认为是上天要结束杨宇霆的命、这是“天意难违”，一场阴谋逐渐拉开帷幕。

不久张学良安排一次晚宴，在帅府的老虎厅中杨宇霆和常荫槐如约而至，完全未料到这将是他们的人生落幕。

晚宴进行到一半时，张学良找个借口离开，然后警务处长高纪毅率领手下冲入厅中，以“阻挠国家统一罪”为由，对杨宇霆和常荫槐进行枪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老虎厅事件”。

杨宇霆之死是一场震动东北政坛的大事件，张学良内心也深受自责和煎熬，认为杀死杨宇霆是处于无奈，却有不得不为了东北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作出艰难的选择。

作为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他给予杨宇霆的家属相当数量的抚恤金，并且在私下里多次表示对杨家人的关心和问候。

这件事情到这里并不完，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宇霆之死对张学良造成的心理影响逐渐显现，晚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曾谈及这一事件，表达自己的反思和忏悔。

同时还提到抛硬币这一特殊事件，他坦言虽然自己平素不太迷信，但在那个特定时刻不得不相信，那样的结果一直难以忘却。

据悉张学良还保留了那枚硬币，既是作为对过去决策的一种记忆，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反思。现如今，对于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历史评价褒贬不一。

一方面人们认为张学良用极端的手段解决了政敌，是政治压迫和个人复仇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有人理解张学良的处境，认为是在复杂环境下作出的艰难选择，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通过张学良晚年对该事件的回忆，体现他对过去选择的复杂情感，也展示历史事件背后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让杨宇霆之死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

对于此事，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