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防部长彭德怀那时候要去西安参加个会议。

在陕西，一群高层干部到机场去迎接彭德怀。可彭德怀一开口，却问了句让大伙儿都摸不着头脑的话：“贺敏学同志到了没？”

一说起贺敏学这个名字，陕西省委的干部们都觉得挺耳生。后来，有个同志瞅着这姓氏，还瞎琢磨贺敏学和贺龙元帅之间是不是沾点亲带点故呢。

贺敏学这个人，知道的人不算多，主要就是他太不爱出风头了。对他来说，能投身革命就是最大的心愿，别的都不值一提。

再说贺敏学，毛主席称他为“井冈山的先锋”，是个资历很深的老革命家。但奇怪的是，他的官职一直不怎么高，这让好多他以前带过的兵都觉得不公平。说起来，到了1955年授军衔那会儿，贺敏学以前手下的人里，都有不少当上上将的了。

【一、井冈山第一人】

1927年那会儿，贺敏学和他妹妹贺子珍，领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赶到了井冈山。

那时候的井冈山，落在袁文才的部队手里。为了让袁文才加入革命队伍，贺敏学不停地给他讲革命的道理。可以说，袁文才后来决定投奔红军，贺敏学在其中起了大作用。

毛泽东之所以能去到井冈山，全靠贺敏学在中间“搭桥铺路”。袁文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贺敏学在里面可是使了不少劲儿。

在井冈山那时候，袁文才和王佐偶尔也会做出些像土匪一样的事儿，还不太能适应红军那些严明的规矩。碰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贺敏学去跟他俩谈心，做思想工作。

1931年2月份，袁文才和王佐，因为不听指挥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被错误地处决了。说实话，贺敏学对于袁文才他们的遭遇，心里头特别过意不去，也很伤心。从那以后，贺敏学就变得特别低调，不张扬。这次的事情，也让他之后对当多大的官儿都不那么在意了。

1934年那会儿，王明老是对毛泽东使绊子。贺敏学呢，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还是他的亲戚。这样一来，王明、李德他们肯定也不会对贺敏学手下留情。这一年，贺敏学原本是个红军参谋长，硬是被他们给贬成了科长。尽管被降了这么大一级，贺敏学却一点怨言都没有。

【二、为了战斗四次降级】

说实话，在打仗的那些年里，贺敏学为了能够上战场，四次主动要求调低自己的职位。

1930年开头那会儿，红六军在军长黄公略的带领下，打下了安源。那会儿，贺敏学是第三纵队的头儿，管着整个纵队。

但没过多久，贺敏学因为枪伤又犯了，只能留在江西永新县养伤。同时，他还兼顾起训练新兵的任务。

那年六月底，贺敏学的伤养好了，他急着想回队伍。可黄公略一看，发现队里没合适他的位置了。贺敏学一听，立马说：“啥职务都行，能让我继续干革命就好。”就这么着，贺敏学去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当上了参谋长。

一再降级后，对于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些老资格成员来讲，大多数人心里头肯定会有些嘀咕，好多同志都替贺敏学觉得委屈，但贺敏学自己却完全没往心里去。

红军打完第三次反围剿后，贺敏学那会儿正好是红九师的参谋长。没过多久，陈毅发来个电报，就把贺敏学临时调走了。

陈毅这次临时调动，主要是想让贺敏学带着特务团，去端掉反动派的一个硬骨头阵地。之前，独立第六师的4团已经试过一次，但没能攻下来，还吃了大亏。

大雨突至后，贺敏学迅速发现了敌军阵地的一个防守破绽。他立刻下令，让战士们集中火力猛攻那面被雨水浸透变得松软的城墙。这一招真奏效，他们拿下了战斗的胜利。胜利之后，陈毅都不舍得让贺敏学离开了。但贺敏学心里有数，他为了能有自己带兵打仗的机会，主动要求降职，去做了特务团的团长。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斗岁月里，因为革命大局的需要，贺敏学毫不犹豫地听从党的调配，两次主动降低了自己的职位去担任新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没借着跟毛主席那层特别的亲戚关系，找毛主席要职位要官衔。相反，他自个儿就愿意听从组织的调配，把军装一脱，直接扎进了经济建设的浪潮里。

【三、贺敏学怎么连常委都不是】

1952年的时候，贺敏学收到上面的通知，让他去华东军政委员会管的建筑工程部，当个副部长，这就是让他转业的意思。

让一个在战场上拼杀了二十多年的老兵，突然转行去搞地方上的建设，而且还是个他完全不熟悉的行当，你说，谁心里能没点儿嘀咕？要知道，那时候，贺敏学可是华东军区防空司令的大官呢！

这样的调动命令，从某个角度来看，不就是等于给人降职了嘛？

贺敏学的一个老朋友为他感到不公，这样的工作变动，哪像是往上升，根本就是往下降嘛。

对于这事儿，贺敏学一点都没抱怨，他还劝起了身边的战友：革命嘛，哪儿都是阵地，在哪都是给党干活，给人民帮忙。

贺敏学接到调动通知的那天，他立马就跑到了图书馆，翻找起跟建筑有关的资料来。贺敏学这人行事挺低调，所以不少人压根不知道，那时候上海最出名的十座建筑里头的中苏友好大厦，其实就是他领头给建起来的。

1955年那会儿，贺敏学在上海正忙着搞建筑，好不容易把局面给打开了。可没想到，中央又突然把他调到西北去负责工程，这次调动，说白了就是降职了。

对于外界那些为他鸣不平的言论，贺敏学只是简单回应：我完全听从安排。

王茂良是贺敏学的警卫员，他有一天壮着胆子问贺敏学，心里是不是真的打算去西北。

贺敏学平静地回应道：“打仗那会儿，条件那么差咱们都挺过来了，西北虽然条件不好，但跟战争年代比起来，根本不算啥。现在国家需要他出力，他当然得听国家的安排。”

1957年那会儿，陈毅一听贺敏学被提为福建省副省长了，但居然没进常委班子，他脸上就露出了点不解的神情，直截了当地说：“就贺敏学那本事和经验，这次咋就连个福建省委常委的边儿都没沾上呢。”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按捺不住，直言不讳地说：“领导，说实话，就凭贺敏学参加革命的年头和立的功劳，他本该坐上更高的位置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那会儿，国家开始搞了个行政级别的制度。按照贺敏学的工作经验和这些年干的成绩来看，上头给贺敏学定的是正部里的7级。

不过，当贺敏学了解了状况，他自己提出降一档，只要了个八级副部职位。说真的，按党内一些老前辈的说法，就凭贺敏学在红军那时候的贡献，给个7级都算是委屈他了。

说实话，贺敏学主动要求降级，这事儿真让中央的行政评级工作变得容易多了。

贺敏学一辈子官职就做到副部长，那时候，他手下的好多老战友，都当上了省长，或者更高的官。但是，就算一次次被降职，贺敏学也从没嘀咕过半句，因为他心里头清楚，投身革命，压根儿就不是图升官发财、享乐过日子的。

说到贺敏学，毛主席夸了他两回，说他是个“棒小伙儿”。正是因为新中国有着许多像贺敏学这样的“棒小伙儿”，咱们的国家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嗖嗖地发展起来，变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