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直系首領吳佩孚所部反革命武装,于1926年秋开始，被北伐大軍次第击潰。次年7月,吳率領残余僚属西逃入川,先后流寓奉节、大竹、綏定、宣汉及灌县青城山等处;至1931年8月，离开青城,潜经汶川、茂县、松潘,进入甘南,迂迥曲折,绕道北返。吳寓川五年中,一直打出其孚威上将軍头街和討賊联軍总司合招牌，設置行轅，建牙开府，与南北的蔣、汪、馮、閣、张、段，不时暗中勾結,信使互通;次則与川軍的邓(錫侯)、田(頌尧)、楊(森)、刘(存厚)、李(其相)各部,分別結納,欲謀待机再起。吳入川之初,蹙处奉节白帝城，但仍不甘失敗，曾拟收集残部及联絡西南各省軍閥,阴謀以川、淇、黔、湘、陝五省討賊联軍旗帜,組成第三政府,以造成对抗南北的鼎峙局面。其后迫于蔣介石的压力，所賴以支持的第二十軍軍长楊森被蔣一度免职，吳以是栖身无所，奔走川北道上,偃旗息鼓，潦倒穷愁。到1930年蔣、馮、閻中原混战，吳以为大可举足重轻，公然发出調停电文，拟即进驻武汉，并通告外邦,妄图死灰复燃。但是好梦难成,楼船东下之謀,旣为附蔣的二十一軍軍长刘湘所阻,继拟进据陕南,复遭阨抑,遂致僻处宣汉,迸退維谷。最后临到1931年 5月,一是蒋、吳酝酿合作,蒋拟借吳收拾北方残局;一是华北有北洋派大团結的密議,促吳北上,共抗南方。实以左右見,乃决然离去宣汉,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智,表面则宜称应蔣之召，来成都与故旧話別，及游覽靑城峨眉等名胜后，即顺流而东，实則暗中拟由子午谷而西，企图实現其謀之已久的所謂“方新結合”。故此稿所据資料,仅为吳寓川五年的活动鳞爪,为我們所耳聞目睹或亲身经历,或为与吳最有关系的人士所提供,总期力求翔实,用备参考。
一
吳佩孚何以会于1927年失敗后逃入四川?这不是沒有原因的。远在1916年，袁世凱帝制自为,妄图征服四川,吳当时曾是“洪宪皇旗”下的馬前卒,随曹錕率兵入川,与护国軍战于川东南，可以說他是“老馬识途”。其后吳又雄据洛阳，从而控制北洋政权的漫长时間,又會于1921年至1924年連续对川用兵,支援楊森等取得完全胜利,因而吳与四川的人事結合关系逐漸增多。四川一些軍政首脑，因吳的推荐或卵翼，分別开藩蜀中，部分老牌軍人还因臭的拉撞,获得北洋政府将軍称号而又分掌四川軍权政权。此中人物有:刘湘(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防督办),楊森(川軍第二軍軍长,督理四州軍务,四川省长),刘存厚(四川督軍,川陝边防督办),邓錫侯(四川省长,四川清乡督办),田頌尧(四川軍务会办),刘文輝(四川清乡会办)。获得将軍称号的有:崇威将軍刘存厚,宏威将軍刘湘，洁威将軍刘文輝,森威将軍楊森,驃威将軍邓錫侯,章威将軍田頭尧,正威将軍賴心輝,植威将軍潘文华，重威将軍唐式遵，尙威将軍王陵基,治威将軍王欑緒,保威将軍周道刚,文威将軍尹昌衡,騫威将軍陈国栋,錦威将軍李樾森,启威将軍楊春芳,将軍府将軍孙震、郭栋等。由此可見,吳在四川的关系确实不少，而且是很深厚的。但是，川軍各部对吳的态度，前固奉命唯謹，今則冷暖各殊，表里互异。吳佩孚到川,对于楊森寄予极大希望。在他入川之前曾說:“四川还有一个朋友楊森。”就是其他将领,均曾在其节制之下,受其扶植之恩,以为当可“怜而王我”。殊不知川中軍人,均善于观风望气，乘时投机。当吳雄据洛阳的时候，趋附唯恐不先，巴结唯恐不稳，不仅面电推崇，而且信使往还，除经常有代表驻洛阳外，有事还临时派代表前往接洽。当时常驻代表,刘存厚有宋斗文、傅鲁唯、王伯涵，刘湘有范崇实、吳晋航;袁祖銘的代表刘少南，楊森的代表刘泗英，常駐汉口;陈遐龄的代表陈启图常駐北京,均常到洛阳。吳遂矩曾代表刘存厚,王陵基曾代表刘湘，馬嗣良也代表过刘湘，均到洛阳小住。后来,吳在汉口任联軍总司令时,邱延熏曾代表邓錫侯,王亚特曾代表田頌尧,吳晋航又代表刘文輝,先后与吳联系,以望吳顏色而通款曲。今旣时移势易,对待之間,則各因利害而有所不同。
其时,川軍力量較大者为二刘。刘湘原来一貫向北,1920年川軍驅走滇黔軍后,各軍推任为川軍总司令兼省长时,即主张四川实行自治，不附南亦不附北。但在1922年四川一二两軍战后刘被迫下野,1923年再起,得吳佩孚的支持,向北洋政府保举,发表为四川善后督办，他又是向北了。1926年北伐軍入湘后,刘湘指使所部师长蓝文彬发表皓电(7月19日)，力言四川宣布自治之必要;又同刘文輝、賴心輝、刘成勛等密派张篤伦为代表,到长沙与北伐軍接头。由于刘湘反吳向南的态度日益显明,吳佩孚曾授意北洋政府,調刘湘为参谋总长,并任刘文輝为四川清乡会办，意在调虎离山，分化二刘。刘湘对此,当然不肯接受。刘文輝不但对新职不感兴趣,还联合邓锡侯、田頌尧及川軍师长唐式遵等同电吳佩孚,請留刘湘在川仍供原职,此事因而擱浅。1926年8月13日,刘湘、刘文輝、賴心辉、刘成勛等公开表示了北伐討吳态度。1927年5月，蒋介石又发表了刘湘任五路总指揮。至此，刘湘已经是背北坐南了。至于刘文輝与吳佩孚之間,并无深切情誼,与刘湘有叔侄关系。当时二刘尙未破裂，在政治上的步趋是一致的，并且在共同向南的目标下，已打出了国民革命軍的旗帜。他們对吳佩孚这个“不速之客”，麦面上虽佯为不理，但以为死老虎还沒有倒下去，不想落井下石，暗中仍予经济上之接济。其次,是邓錫侯、田頌尧两部。邓、田都是刘存厚的旧部，刘存厚是始終一貫附北的，所以邓、田与吳佩孚是有历史渊源的。1926年5月16日，吳佩孚由汉口起程北上，在长辛店时,曾发表邓錫侯为四川軍务督理，田頌尧为四川軍务帮办，楊森为四川省长。当时,吳的紙老虎还未戳穿,邓、田、楊三部曾在級定开会,决定同时就职。嗣后,吳佩孚退出湖北,成了一蹶不振之势，邓、田不但未就新职,而且已改換为“国民革命”的旗帜了。邓、田对吳是有私感的,但格于形势,又不便公开予以支持。邓只是听任所部将領李家鈺、罗澤洲、陈书农、黄隐、馬毓智等与吳勾通。田亦只能暗中向吳表示好感。楊森、刘存厚之与吳佩孚，可謂受恩深重，宜其拥护到底，但大势所趋，实力有限，也不敢公开有所作为。吴在川五年的阴謀活动,就是建立在这种錯粽复杂、明勾暗扯的重重矛盾之中。
吳佩孚于1927年7月，敗南阳，奔新野，走南漳，处于残破穷蹙、追騎躡后、瞬息成擒的紧迫状态之中。吳与最后相随的群僚密計,以时間迫切，間不容髮，决定闯关入蜀。吳之所以采取此項决策,首先考虑到的，是其統率各軍虽多覆沒，然北洋派以入关的奉张为后盾，势力尙强，南北胜負之局未可遽分。如西入夔門，得以喘息机会,尙可重振旗鼓,卷土重来。次以現据有川东門戶夔万一带为川年第二十軍軍长楊森,吳认为往年楊由川敗逃鄂西,曾猛应被弹，助其成軍，振旆而返,今往相投，楊决不会忘掉旧时情誼。若再能得楊成为羽翼，則借巴蜀上游建瓴之势，未嘗不可东出夔巫。再次，与吳有袍澤之交的刘存厚、邓錫侯、田頌尧各部,分領川东北、川西北地带,結連甘陝,万一中原有鹿可逐,更可借以进叩秦关。纵使以上两謀不成，退而韜隐蜀中,靜以覌变,另作良图,亦未始不为得計。这就是吳当年逃川的錦囊三策。
吴逃川的計划旣定，遂与相随残部取道保康、兴山、秭归，于1927年7月13日到了巴东境内。此时原隶川軍范紹增部的廖开孝，正纠合亡命拦江行劫,出沒川鄂边境，探悉吳正向川境行来，狠狽不堪,頓起济困扶危之心,前往款接,問吳計将焉往?吳告以拟往依杨森,并拟先到奉节小住，再定行止。廖慨然願作保护，因沿江而上,行至白帝城即暫作栖息。駐戌万县的川軍楊森得到消息后,立派裕通翰装运供应物資以为接济,并派員修繕住所,布置行館。楊本人亦亲到白帝城謁吳,深致寬慰。而川中与吳有旧的軍政各方,亦戚有遣，爭尽东道主之誼。此后，吳的残兵敗将尾随而来的，先后收容了二千多人。其部将彭寿莘、王維城两师长,亦化装作商人前来見他。此外，所部于学忠則在鄂北及汉水流域收拾余烬。靳云鹗亦派人报告，說他有精兵三万余人，已率往依张宗昌，待吳后命。
吴到天下事或仍有可为之机,因派孙武、許震为代表携亲笔及关于时局意見书,分別去見张作霖、张宗昌,表明到川以后,不仅旧部拥护，川中袍澤亦願倾誠相助，并說:“靳云鶚部正休息整顿,即会同奉魯軍夹攻馮玉祥。”又謂:“唐生智因恨馮故,竭力援助靳云鹗，靳軍已在汉口設办事处。”张作相、张景惠則代表东北函吳,願本合作初衷貫彻到底。来信說:“自公到川,颇为系念。接来信知公在川,頗为旧部拥戴,至为欣慰。現在我辈大敌为馮玉祥一人，不速图之，終为后患，幸荐青(靳云鹗)攻之于内，湘唐攻之于外，我辈上下会攻，其覆亡可立而待。公能督率川年,早日出征，則得之也。”
吳抵白帝城后,目睹国内形势变化未巳,北方则张作霖自称为安国軍总司令,旋改称大元帅，南方則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南北之争形成混乱局面,天下要“定于一”尙戛戛其难。因与左右計議,拟以四川为根据，联絡西南、西北，改用川滇黔湘陝五省討賊联軍总司令旗帜，组织第三政府，自称为保国軍大元帅,以造成鼎足三分。但吳此种打算,得不到西南实力派支持,仅成为他个人的一种幻想而已。所以吳在白帝城作了一首威怀七律詩，以表达其内心的凄楚。他这首詩为:
“万山拱极一峰高,
逐迹何心仗节旄；
望月空余落花句,
题詩寄咏猗兰操。
江湖秋水人何处?
霖雨蒼生气倍豪。
笑视吳鈞自搔首,
前途恐有未芟蒿!”
由此足見吳未尝不自知前途充滿荆棘,再起为难,而尙未逆料他的失敗自此即成为定局也。
二
吳入蜀中,似虎已还山，得着楊森作为屏障，更近于如虎添翼。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吳尙有戒心,当然不願吳成为“虎兕出于柙”,于是对吳发动了各种策略中的消灭手段。首先由四川内部开展討吴活动。点着头一把火的，是中国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于1927年8月20日发出討吳电文。电文說:“吳逆佩孚，穷兵醵武,罪恶滔天，不惟乱国，亦且禍川。查川中軍队同隶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应即立予拿办，治以乱国之罪，以謝国人。”电文对窝留吳佩孚的楊森,未直斥其名,只是說:“乃竟认贼作父,私与勾結,应予分别查办。”接着,在成都的四川各界民众讨吳大会,于1927年10月16日在成都少城公园成立会上,发表討吳宣言,并宣布吳的勾結英美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罪恶三十条，指出:“吳虽借口游蜀,眺覽山川风景,暗地則广派代表四出調兵备餉,鸡公山之故技,其将誰欺?盼大张伐,共討吳逆,系头献馘,以謝全国。”其次,蒋以吳楊初合，其势未坚,为剪吳羽翼,并消反側,遂又調楊入鄂討伐唐生智,畀以西路討唐軍委会主席,楊果奉調即行,蔣方以为得計。距料吳却别有用心，趁楊开至鄂西，据有宜沙，即唆楊暗与唐联合。唐亦許楊以湖北省主席,长集团軍,平分武汉。唐之計划,以其大部分扼守武穴黄石港,先击破蔣在鄂西脆弱之軍，然后再与下游蔣軍主力大决战。此計若行,則为吳重返豫鄂,开辟了先路。那知事机不密,楊致孙传芳的“拟合力恢复武汉，夹攻长岳，为我帅一臂之助”的密电，被宣泄于外,使蔣得知吳联合孙、唐的詭謀。于是蔣先則逼楊退出宜沙,返回夔万，次則由蔣于1927年12月26日臚列吳禍国事实，报由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吳发出通緝令。
吳楊的机謀旣露,压力自是相继而来。楊为图弥缝,曾于12月27日电請解除其西路討唐軍名义,及請归还宜沙民财各政,交出統率部队請予点編,随即匆忙于12月31日赶返万县，待吳来万，共策应付。吳亦以南京的通緝令旣下,蔣軍已由宜沙上逼,被迫离开白帝城,所部分乘楊所派遣迎接的彝陵、长安、福川三輪船,于1928年1月1日駛抵万县，先住楊的万县花园私宅，后移万县近郊天自城。乃南京方面聞吳已到万,压力加剧,1月1日命令楊部退出鄂西开返原防，1月7日并对楊下了免职令，取消其本兼各职，所部交刘湘、刘文輝接收。后又进行分化,以楊部师长郭汝栋升为第二十年軍长。
吳楊通过密議,以万县不可久留,只有轉移住地。吳初意拟轉住按定,投靠尙打着北政府旗号和所委派川陕边防督办的刘存厚，但按定也有了討吳的组织,刘不敢迎其前往。以此,吳在离万北行之际，按定方面既然挡駕,所经行的广安、渠县，也拒吳入境，到处成了鶴唳风声。最后得到楊部范紹增、吳行光两师长的掩护，逃遁到大竹城郊三十里的云雾山笠竹寺，才算是得了立足地，暫作苟安。
当吳在万县期間，楊森曾电告其駐上海代表刘介藩，为吳遮盖,說是:“外間所传拥吳空气，純系其失意僚属，借为个人活动之資。在吳本人早经觉悟,自知已成为政治上过去人物,再无号召能力,迫于穷蹙,来川相依。森以私誼招待,并严密监視其行动。比为免去各方誤会,更将其所有少数卫队武装解除,仅留彼本人及其眷属移居万县,庶公誼私情,两不相悖。”实則吳何尝觉悟,放下屠刀，楊亦何曾繳了吳的卫队枪械,亦不过掩耳盜鈴,借以敷衍事实其相而已。
三
吳到了大竹,已进入四川腹地,离南方的威胁漸远。时四川的軍人虽多改换为国民革命軍旗帜,阴則心怀两端，以此，緝吳之令不过一紙空文，就如刘湘等輩表面說是討吳，暗里仍然曲意交欢。因之吳在云雾山也就坦然自若,来訪的各方代表不断于途，向来人迹稀少的深山古寺,頓然变为热閙之所。吳到大竹本是腊鼓时中，次年春节，范吳两师长还迎吳至大竹城欢度元宵，覌賞花灯，吳亦漸有此間乐之感。接着,来了两个政客,一个是共和党分子任过川巡按使的巴县举人陈廷杰，一个是为楊森作过吳处代表的南川国家主义分子刘泗英。吳比之为“臥龙凤雛”,倚为左右手,两人亦“由是感激，許以馳驅”。自此,陈任了吳的大帅部秘书长,刘任为大帅部的政务处长。由于吳与国家主义派的向来情投意合，因而这一派系中的嘍啰,也就相继来至吳处,吳大有把云雾山比作昔时的鸡公山，再度成为风云际会。吳在山中经常与陈刘及从亡僚属纵谈天下事,认为今后把蜀隴地区作为根据，不难再起，于是大发狂吟,慨叹国事非不可为。但云台将士,而今安在?也有了羽翼雕零之威!他这首詩是:
“竹阳城外有高台,
把酒登临曙色开；
蜀隴云山皆北向,
巴渝风雨自东来；
錦帆終古天涯去，
春色无端地底回；
到此我思廿八将,
誰为呼取尽余杯?”
是年2月,吳在范紹增、吳行光两部的保护下，由大竹云雾山笠竹寺移居城内芝兰堂旧宅,正式設置大帅行轅和討賊联軍总部。是年3月7日为吳五十四岁生辰，遂借祝寿之名款待省内外派来联系的各方代表。吳是时益又拟乘国内局势仍然混乱之际，以楊森所部为基本,在川省树立拥戴力量，企图率益州之众，以东下江陵,北出秦川。吳此种打算,南京方面亦已偵知,但倒吳必先去楊,于是策动在2月間委派继任二十軍軍长的郭汝栋,联合范紹增、吳行光、廖海涛、刘公篤各师长,召开梁山会議,联軍东下,攻袭万县。这一討楊攻势系于5月发动。郭所发討楊通电,即称楊森“揚言討唐,而阴以联唐，名为討共,而实則拥吳联奉”,又謂楊“于月前密遺心腹部队对涪(涪陵)用兵,且探得大竹会議,并将拥吳扰乱全川”,发“为大义之声討,未敢循私而忘公义”。其次是第六路总指揮兼二十一軍軍长刘湘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报指揮郭軍討楊电文中，亦謂:“近楊森勾結吳逆佩孚,希图响应奉逆，似此居心反动，不能再事姑容。”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就在討稿战爭发动以后，于6月9日发出堂皇电令,說是:“川乱靡治,蜀民犹苦,迭令討楊鋤吳,冀除死灰,冕貽川祸。”又說:“楊森早经职，距容私自拥兵，附逆禍川。”是則下川东楊郭交鋒,即由吳而起,此为吳入川后所带来的第一場战禍。
是年5月討楊战争发生变化。邓錫侯所部罗澤洲师派了熊玉璋一个旅乘虚入駐大竹。开始是表示为吳护卫，继則覬親吳的卫队武器,于6月4日令熊旅包围了吳的芝兰堂大帅部,要求吳解除卫队武装,吳的安全由其独任。吳本坚不繳械,吳的夫人张佩兰哭泣以諫,謂不宜怀璧招祸，坐困危城。吳长叹了一声，于无可奈何中,也只有出于交出枪弹,以換取安全之一法。据当时执行撤械的第十一师罗澤洲部第二十一旅旅长熊玉璋(現为成都东城区政协成員)說,他当时奉罗命包围吳的大帅部,双方相持了一天。次日午后5时,熊部城楼哨兵持枪走火，射入了大帅部，吳夫人惊为战争开端，找吳拚命，嚎泣不已。吳派秘书长陈廷杰、交际副官长方茂山往返調解。最后吳应允交出武器，熊亦同意吳留下部分手枪供自卫之用。計交出汉阳步枪一千三百零一支,手机关枪两挺,百克門枪八十支,手枪八十支，三十年式馬枪三十支，各种子弹約十万发。其后吳的安全即由熊部負責。
吳以与熊共处終成威胁,当派陈廷杰去粉定找刘存厚,拟即往相依。吳留大竹約月余,即挽熊护其去绥定。行至途間,刘来电阻吳前去，吳未置理，继续前行。行到绥定边境，刘派了三团軍队拒于界上,熊乃折返。但結果是，吳绕道去綏定所属的河市埧，由駐成該地的刘部旅长申介屏为吳布置行轅。吳即在河市垻开始其新的流寓生活。吴在大竹的被繳械,为其来川寓居中最惊险之一幕。罗澤洲的逼吳出武器,实为充实其反动武装,而罗却借此向南京方面报功了。
四
吳离大竹，即轉赴绥定依刘存厚，其经过真可說是蹉跎輾轉。吴初派陈廷杰去晤刘接洽住地时，刘是未加拒絕。到了吴离开大竹去绥定途間,刘的左右主迎主拒，意見分歧。接近国家主义派的廖雨辰，力主欢迎;亲近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刘肇乾,則倡議拒絕。刘存厚对此頗感为难。同时据报,罗澤洲部熊旅伴吴武装护送，来意不明,因赶紧派兵待吳境上,要求暫緩进入,以此,吳不得已在途中经过开江县的檀木場,暂住了一段时間。开始是行止未定,对外联系中断,外間亦不明其行踪何在,接济无从,几至絕粮。还是逼吳离大竹的罗澤洲由恶脸变成了笑脸，派人送来二万元，始渡过难关。吳在檀木場寓四川軍人顏德基的私宅，接着，各方代表亦追踪而来,携有傀贈款項，乃漸轉入佳境。吳于百无聊耐之际，日惟推演易卦,以測前途否泰,并把当时据地自雄的川省軍人比拟为战国七雄,阴謀合纵,以求出路。
不久,刘存厚部迎拒的意見得到統一，为避免納吳招禍，由刘部独立旅长申介屏代刘出面，迎吳到其駐地距绥定县城三十里的河市垻居住,从此又是东道有主。吳和其眷属寓居邱家大院子,大帅部行轅設在大兴寺，杏黄色帅旗又招展了起来。当时的绥定被人称为是“独立王国”，原因是其时除刘存厚占据的綏定、宣汉、城口、万源，尙悬挂五色国旗，四川其他各地都已改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据說吳对此是非常欣賞,认为刘是忠于北政府,坚貞不变，大为奖慰。他曾作了一首贈刘存厚的七律詩:
“方寸料粉俗累禁,
无端根触笔花生；
人因落魄寻知己,
時写牢愁见性情。
洛水梦回千里曲,
蜀山望断一鈎轻。
枕边莫恼鵑声恶,
催起刘郎趁早行。”
也就在这段时間，四川又发生了与吳有关的刘楊交恶的第二場内战。1928年12月19日,楊森纠合刘存厚、李家鈺、陈鼎、黄隐、罗澤洲(李、陈、黄、罗均隶二十八軍邓錫侯)、郭汝栋、賴心輝組成同盟军,由楊任同盟軍主席兼前敌总司令,刘、李、陈、罗、黄、郭、賴七人分任总指揮,发动了声讨刘湘、刘文輝的上川东战役。这次战役，吳实为事前的幕后策动者。到了阴謀揭露,騰于报章,吳乃赶忙发出声辩，說:“佩孚息影蜀中久矣,理乱不聞。邇来見各处报紙登載，佩孚有如何政治活动，并謂对于川事有联甲倒乙之举，实属捏造謠言。佩孚老矣,空山习靜,礼佛誦经,以終余年。国事惟望諸公領导，国民好自为之，佩孚得为太平之民足矣。特此声明，諸維昭察。”但吳声明发后才九天，楊森率同盟軍袭攻重庆刘湘的战争即行爆发,巧辯終掩不了事实具相。不过胜算难操,攻势潰敗。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川战胜負已判之后，于1929年1月15日对楊森下了查办令。結果是楊敗退綏定三汇,与吳偏处一隅,此为吳入川后所带来的又一場战禍。
此次吳所导演的同盟軍虽已失敗,犹然蕩着余波,暗中組织并未解体,仍在酝酿拥吳为同盟軍总司令，借以号召。吳将到绥定就职消息,盛传于外。但时机未熟,吳亦未敢轻动。刘存厚亦急忙发电解释，声称并无其事了。
五
綏定河市垻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場鎭,因吳在此作寓公，遂成为名聞全国的地点。吳系1928年冬天到河市埧,至1930年6月才离开，他寓川的主要活动就在这段时間。吳在河市坝始終不甘寂寞，本来已成一潭死水，但他仍妄图掀起波瀾，不仅北方的段曹张，灵犀暗通，即南方的汪蔣,亦在对吳招徕，故施青睐。而国家主义分子陈启天、楊叔明等,因刘泗英的牵引,如蝇逐臭,接踵而来,妄想借吳这死灵魂,作为政治上的賭注,均以吳的高級参贊对外进行勾扯。
至吳的注意力則为与其有关系的四川軍人，企图以此成为他的翻身資本。吳对外則虚张声势,說川省将领均願拥其重行出山,以次,1929年3月,吳在河市垻的一次大做生日时,各方活动粉至，段祺瑞、曹錕、蔣介石、閶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南北人物，均派人介寿,川省軍人更不用說是厚礼称祝。曾封为尙威将軍的王陵基,所送的大红錦緞綉金对联中竟有“鵬搏万里,鶴算千年,龙睇大野,虎嘯六合”字样,可算将吳捧上九天。这次做生日,每人赠一册“蓬莱詩草”。序文說:“蓬萊上将軍与岳忠武同里開,后三百年继踵云兴，所为詩书画,上干蒼昊,挺然动气，特裒其近作，影印成册,以餉世之欽崇将軍者。”亦可謂別开生面的政治宣传。
由于吳的自我吹捧，像当时北方的张宗昌也以为吳在川其有好大的軍事支持,特給吳一个电报，說:“浙桂战爭旣开，实我辈千載一时之机,我兄坐拥大軍在川,为何迟迟不动?望速出师武汉,勿失良机。”其实,吳其时确也在祈求如来电所說的千载机会，价分函邓錫侯、田頌尧、楊森、李家鈺、罗澤洲諸人,暢論四川非坐守之地，宜团结群力向外发展,統一中原。楊森承吳意旨,亦电成都的邓錫侯、田頌尧、刘文輝,提出拥吳倡議。刘存厚在绥定更組成拥吳援鄂大会,以作捧場。吳本人則在河市垻向川軍各代表指示,川軍向外发展，可用他的討賊联軍名义，川西北各軍宜出陝南，川东南各軍应趋武汉，以会师洛下,直捣金陵。而所謂四川同盟軍总部秘书长 黄圣祥,后在河市坝表示,“蓬莱公忠体国,实为中国唯一人物。国民党既已无补时艰,非一致拥护蓬莱，不足以救中国之危亡，出斯民于水火。凡我同盟各軍应速表示态度,反蔣拥吳,以稚国是。”但当时川中将领,除刘存厚、楊森以外,对南北局势发展,无不心存观望,吳的計划又告幻灭。所以，吳在失望之余，在是年冬游鞍定凤凰山大发詩兴以志伤威：
“英雄处处出人头，
又上高峰作壮游；
滿眼蒼生归掌握,
数堆疑塚威荒邱；
蕭蕭木叶传边警，
点点梅花为我愁；
休到崑嵛山上望,
中原王气不胜秋!”
六
1930年蔣、馮、阎混战中原，汪精卫、謝持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西山派合流北上,召开扩大会議的变局酝酿之初,吳在河市垻更是认为有机可乘,跃跃欲試。此时北方传出段、吳合作重組政府消息。吳总部所发第五号軍事情报，則作为閻、馮拥吳北上，一致反蔣的宣传。于是冷落了的河市垻頓又热鬧起来。吳在这段期間,逐大肆招兵买馬,扩充武力,以为准备。他将所属警卫第一旅旅长蕭奠邦,第二旅旅长郭泰安，第三旅旅长张彥文，升委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师长;并收攬川省失意軍人,如曾任师长的刘季昭被委为討賊联軍总部参謀长，李藴山、袁崧生等被委为总部高級参謀。这时,北方曹錕的代表鍾崇波,段祺瑞的代表王冠英等,也来到吴处，密謀活动。蔣介石当然不願吳逃出四川,增加反对力量,除暗中察吳形迹，并以优厚条件，包括拨发大量枪弹餉款，来拉攏可左可右的重庆刘湘，以阻吳东下去路。而吳此际除派刘泗英为代表去上海、北京接洽外面援助，并派人到重庆万县游說，企图通过刘湘所部的潘文华、范紹增、王陵基等,来劝导刘湘撤除封鎖线,以便假道出川。
是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发生，吴亦决计出川，遂于5月6日发出鱼电说:“国人厌乱极矣,兵连祸结,喘息难呻,满目疮痍，战争可畏。佩孚避地川中，亦已四载,不问国事者已久，屡感各方敦促之情，兼怀匹夫有责之义,耿耿此心,不忍始终缄默,拟即日出川,居中调解,用尽国民之责,入襄和平之局。自审棉薄,弥惧弗胜。关于战事如何劝阻，地方人民究应如何救济，统一宜如何完成，教育宜如何改进,政治、法律宜如何始能适应国情，国计民生宜如何始止至善，尚祈海内贤达,公忠袍泽,惩前毖后,尽量发挥。务期国政决诸国人,是非听诸舆论,竭诚请益,电与神驰。”
吴所谓居中调解,不过和平伪装,实则拟构成第三势力，图谋有所作为。所以,吴跟着作出了进驻武汉的决策,居然以孚威上将军名义通告各国驻华使领,以乞怜于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通告说:“本上将军因鉴于国内战祸延长,人民痛苦日深,各友邦在华侨民,亦受甚大之影响。复经各省人民之敦促，不得已决计出川，调停大局，促进和平。俾中外人民能于至短期间，回复其身体居住及其产业之安全与自由。现在决定民国十九年六月四日由四川之绥定起程至万县,候船东下,经过宜昌、沙市等处,晋驻武汉，实行劝解。深望各全权大使、各公使及各总领事阁下，代达贵国政府,于国际间之亲善，及维持人道爱重和平之善意,加以谅解。特此电达，即希惠照。孚威上将军吴佩孚艳。"
吴这一对外通告，包含着极大的对内对外阴谋。吴出川的决定,对内得着段、曹、阎、冯的鼓动，和两湖反蒋的湘桂实力派的支持，对外则得着英帝国主义的挑弄。英拟贷吴以五百万元的械弹借款，以扩大中国内战，攫取殖民利益。这种种诡谋,在是年6月7日刘泗英致时在万县的陈廷杰的密电中和盘托出。电文說“頃得北京冬电,帅对外通电,已由顏(惠庆)顾(維鈞)轉致各公使。款弹正竭力进行中，曹总統在京亦召集同仁筹拨款项。又据上海有电称,东北方面願与西南一致共作调人。又据张师长錫章来場(麻柳場)称:閻馮拟俟攻到江岸,即請帅座担任收拾南方。”由通告与密电的相互印证,吳包藏禍心的和平外衣已完全揭露出来。
七
吳取道万县东下的密計，他本以为能暢行无阻。他认为南北大战已起，国民党内部分化，蔣介石已居于劣势，川省軍人除刘湘外，均与他有默契，何况他早曾派过陈廷杰去重庆借唁刘居丧为名,进了說詞,在吳假道东下之际,不会过为已甚,留为将来局势轉变之余地。吳就沒有料到刘湘已为蔣介石所收买，于吳东去道路上布置了拦阻的重兵。又当吳魚电发出后會得到响应，刘存厚5月10日的复电,即說:“厚获殊知,敬当勉效馳驅。刻已电商川軍各将領,拥护鈞座出川調解，俾战局得早日敉平，以仰副我帅座匡扶危难之至意。”又有所謂甘新宣慰使、回部总代表兼回部总司合的李謙,亦来电捧以:“吳孚威上将軍功在国家，云霓共仰，佇見英賢并济,化干戈为祥和。”而吳旧部于学忠事前亦由东北来函,劝其乘时出山,願率所部竭誠拥护。因此,吳兴高彩烈,作好出川准备,于5月30日离河市垻,31日抵綏定,当天参加刘存厚举行的祝賀端午节和为他餞別的隆重宴会。6月1日与刘細商出川计划，6月2日发出定4日离川的文告,电致全国各方。6月3日在西圣寺,向刘部軍官教育团讲話,闡述其出川調解南北战端的意图。6月4日晨5时,即由绥定取道梁山前往万县,刘存厚陪送至七里沟早餐后始别。吳的先遣人員已去梁山接布置行館，其秘书长陈廷杰則已先期至万县待，并与駐扎万县的二十一軍第三师师长王陵基洽商,企图消灭最后阻力。
吳于6月4日晚行至麻柳場憇宿，次日中午进抵缓梁交界处的凉风埡,突被王陵基部第九旅旅长許紹宗的一团兵力拦着去路，声称奉軍长刘湘之命，只让吳一人单独通过，随同人員概不放行。吳交涉无效,不得已折轉麻柳場暂住,召集僚属会商应付办法。吴以进駐武汉的文告已通告中外,不能因有阻阨即改变成議，仍拟設法取得刘湘諒解,继续东行。遂决定告知刘存厚請向刘湘疏通,俟商定路线,再行前进。其次是急派陈启天馳赴北京、天津，向段曹等取得联系。陈奉吳命即于6月13日折经定入陕绕道北去。
本来吳未离河市垻时,其部属对出川路线主张不一,而吳所招收而来的零星部队已有部分进入陝南的荣园子一带，因吳东下被阻途間,北上之議遂以再起。但吳东去之念仍坚,并再授意刘泗英、許震諸人电吿滞留万县的陈廷杰,命其通过刘湘左右亲信，劝其与吳合作,說是刘湘倘能趁此时机，通电响应吳的魚电主张，不难取得将来的政治地位。惟陈廷杰所做的拉攏刘湘工作久无成效，对路线的变更,吳頗为徘徊。
其实,当时吳之必欲图鄂,和刘湘的坚决拒吳,各有用心。吳入鄂的打算,实以四川为根据,可以进攻退守,仍然是其囊括西南的第三政府企图,較北上难于与阎馮分庭抗礼,远为有利。刘拒吳并非存心結怨,所虑者是吳假道万县,东出夔巫,楊森、刘存厚各部随之倾泻而下,对外門戶洞开,对内造成封鎖,重庆将失其形势上的重要,权衡利害,都非无因。因此,刚才举起的孚威上将軍帅字大旗,在挡将牌高挂之下，就被迫得倒了下来，一場东去的好梦竟尔破灭。
据說,吳在河市垻临行时已有了預兆。吳的坐馬忽然咆哮不已,吳刚騎上即倒臥不起,只好改为乘轎。这种无稽传說,不妨姑妄言之。
八
吴在麻柳場进旣不能，退又不可，感到难安，因听从刘存厚的建議，改到其戍地的宣汉城暂住，时已7月。宣汉虽是川东北边区，地形却很重要，前接城口、万源，可通入陕南、鄂西。吳初到宣汉,始是郁郁寡欢,患了一場大病,为避免行动遭到探刺,继移住一个极僻靜的小場鎭下八庙。吳到宣汉后,有建議由紫阳入陝,或由兴山入鄂,吳皆未予采納。
接着是蔣、馮、阎的中原混战更趋剧烈，北京的扩大会議也快开鑼，四川軍人以刘文輝为首亦响应馮、閻，結成了川中的反蔣統一結合。此时僻处下八庙的吳佩孚又趋活跃，仍謀联合川中将領并力东趋。到了是年9月6日,刘文輝、邓錫侯、田頌尧反蔣的魚电公布。9月8日,刘、邓、田及楊森、刘存厚五部旅长以上由李家鈺領街的齐电又继之发表，暢論一年以来“桂軍奋力于江汉，张軍举帜于宜沙,唐部护党于中州，石部揮戈于浦口，馮閶两軍則再接再厉,正义所趋,不謀而合”;并謂:“蜀中非坐守之国,明智以进取为先”,应“迅举义旗,尅期东指,会师宜汉,分道前驅”。
当时川軍这种問鼎中原的企图，与吳佩孚的一贯主张并非偶合,吳的左右陈廷杰、刘泗英等其时就奔走川中各地，为联格拥吳，力竭声嘶。吳这时还抬出一个四川老文人罗荇农,委为他的副秘书长,派到重庆去做最后拉攏刘湘的工作。(罗与清朝遣老于式枚是表兄弟,曾入过袁世凱的直隶总督幕府,当过八国联軍攻占北京时的議和委員。)罗荇农不但与邓錫侯是营山同乡，并与刘湘部范紹增有私交，他就凭这种种关系为吳所看中,作为他久幕之宾，来助其一臂之力。其时吳对于时局极为乐观,认为态度仍然暧睐的刘湘，不会独违众議,再行作梗。同时他也准备另一着棋,如刘湘能合作固善,否则当合众力予以打击,使其就范。所以,吳于9月14日命陈廷杰密雨在重庆的罗荇农，說“仲淹(指范紹增)隶人旗帜之下,自难独为进退,所冀能偕仲三(潘文华号)之徒，力回其意，期与各方同一动作。如万无可望，則宜劝其早日归防，保持中正态度，因自乾现经加入，业向甫澄警劝，倘竟始终执迷，自亦难任阻大計也。”同时吳本人亦密函潘文华,嘱向刘湘进言，勿再固执,坐失良机。吴致潘函，系寄由陈廷杰的侄子陈新尼轉交。盖此时成都及川北的反蒋各部队，已作出会师宜汉准备，必然要先越过重庆这一重鐉。不是刘湘也加入反蔣組合,即是武力夺取渝万的战端即将揭开。
但是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北方突变骤起。东北的张学良与蒋合作,发出調停巧电,揮兵入关,占領平津。扩大会議仓皇偃旗息鼓，馮阎反蔣兵力亦节节敗退，蔣介石轉而操了胜算。四川以刘文辉为首的反蔣出兵計划,变成幻想。重庆的刘湘此时也看准了风向，于9月22日发出响应张学良弭兵息乱的电文，仍然主张所謂拥戴中央，完成統一。
这时在距宣汉一百里之遙的下八庙，得到这种变化消息的吳佩孚,也并未感到十分意外,引起惊惶。原来南京在馮阎联兵进逼期間，与东北磋商調停条件时亦曾向下八庙表示了好感,无非是为了分化北方結合，挽着狂瀾。而吳与馮閻之結合，态度亦未鮮明，魚电仅以調人自居,同系留有余地。此外,由于其旧部于学忠的穿針引线，他和东北还一直保持联系,何况东北所派接收北京天津的两員大将,其一即为于学忠，并且还授以京津卫戍重任，均是說明 此中其象如何。因此,吳在下八庙的新策略,即为加强与北方的团结，于是下八庙与北京之間，又开始了信使往来。而此时南京政权对吳更故作溫暖,不时函电往还,交换解决时局意見。不明内幕者方以为吳僻处边荒,已临到山穷水尽,实际上却起了柳暗花明的轉变。
以后相继而来的变化有;第一、是张学良派曾任奉天省长之宋杰生为代表，于是年10月間道馳往下八庙，向吳汇报入关調停经过,并征詢今后处置策略。张并表示願在经济上援助,以备吳活动之需。第二、到了北京的于学忠,以旧时情誼难忘,亦曾函吳,殷切慰候,并建議北还,另謀出处。第三、奉方占据京津后,南北形势一变,表面虽已消除战禍，暗中又在酝酿爭端，重复出現了新的不平衡局面。于时北洋派新旧势力,为謀生存发展,后有了大联合的拟議。与吳有关系的北方老将領刘炳秋遂衔此种使命，于是年腊鼓声中,继宋杰生之后,再来到下八庙,向吳面洽机宜。第四、南京的蔣介石以西北軍、晋軍势力尙存，对馮閻尙未可轻視，頗思借重于吳,以加强对北方的号召。正由于这种种演变，吳入陝之軍，时虽已撫有汉南,为其北去打开了道路,吳仍是滞留在下八庙，迟迟未作决計。
九
当时蔣吳的弃嫌修好,其实均不眞誠。蔣虽阳示羁縻,实則阴怀猜忌;吳則是迫于环境，不得不作此权宜打算。到了1931年春間,蔣进一步誘吳离川，来电欢迎其前往南京会晤，并称已在杭州西湖为吳布置行館,可說是言甘币重，謙礼有加。吳拒旣不能，为了脫身之謀，欣然表示应召前去。蔣于是即通知监视吳佩孚行动的重庆刘湘,嘱于吳离川时所经行途面，安为保护照料，实则寓些觀于保护之中。吳为防万一有变，也不是即取道梁万东下，而是面致寓川五年对其殷勤款待的謝忱。 揚言西上漫游青城峨眉,并绕道绥定、广安与刘存厚,楊森話别。吳率所部于是年5月22日,始由下八庙起行。行前,吳发出告别电文說:“此次承蔣介公电約南游，溢精之爱，义当即日敬赴嘉招,借酬雅意。居蜀五载,諸叨庇拂,靑城峨眉又屡经袍滞見邀，迄未一往。名山胜友,两系于怀。际茲首夏清和，便拟寻幽訪旧，兼与诸公临歧把别,面申謝悃，随即取道成嘉渝万，轉輪东趋。佩学野鶴閑云,踪迹所至,务請諸公視为寻常羁旅,但期快談风月，一偿夙願,万勿稍事供张。掬誠奉达，尙祈惠察。”这时,成都和川北的邓錫侯、田頌尧、刘文輝、楊森、李家鈺、罗澤洲等，均电吳欢迎，并准备接待。李、罗并請吳于经过广安时,便道前往順庆、潼川浏覽嘉陵山水。邓錫侯还单独电吳,望早日蒞临成都，說是:“供张候駕,在礼必然。”
吳于5月23日经过绥定，与刘存厚叙別，即取道渠县，于26日到达广安。吳在广安停留了二十一天,等待楊森由重庆轉来,对今后問題交换好意見后,于6月17日赴顺庆,接受李、罗的盛大接待，又勾留了十余日。7月3日赴潼川，沿途经蓬溪、射洪，均曾流連风景。7月8日始抵潼。7月12日离潼，夜宿新都宝光寺。其时成都邓錫侯等,已做好招待吳的布置，但吳拟即在新都小住，轉赴青城。经邓錫侯、田頌尧两人一再坚請，吳始为允，于7月16日前来成都。駐成都的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个軍所組织的仪仗队，排列外北駟馬桥迎候。吳中午到达，与迎接的邓田两軍长并驾入域，至交涉署行轅下榻。其夫人张佩兰则另住玉泉街二十五号其副秘书长罗荇农家中。随吳来成都的高级僚属，有政务处长刘泗英，政务处帮办吳孺諫,参謀处长张方严,参謀处帮办张佐廷，承启处长白坚武，軍需处长赵子宾等。至其秘书长陈廷杰則奉吳命赴重庆与刘湘周旋,故未随同来蓉。
十
吳到成都时,二十四軍軍长刘文辉已应刘湘之約,去重庆举行会議,未得与吳相見。吳在成都勾留期間，曾与邓錫侯、田頌尧就其离川路线,作过多次密商。吳并曾向邓、田轉述其在绥定、广安、順庆与刘存厚、楊森、李家鈺、罗澤洲等先后叙談对于时局的意見。刘存厚、楊森均曾向吳建議,說蔣介石阴险万分,口蜜腹剑,不可轻信。而吳本人对蔣約其南去,亦深具戒心,怕将来落入牢籠，难于脫身。吳的私心,仍为潜赴陝甘招撫旧部,徐图北上。吳并认为他的旧部于学忠已控制京津,馮閻尙可重行配合。如陝、川、甘、宁、青能联結一致，大事尙可有为。吳并提出,拟取道川北的綿阳、广元、剑閣,突入秦中，轉往天水。邓对此未置可否，田則表示异議。吳責問田:“为什么不可以取道川北?”田初默然不答,最后則說:“怕安全有問題。”田所惧者,以蔣介石約吳到南京,吳亦公开表示来成都后将由渝万东下,吳如突然变更决定，经其川北防地，由秦岭北走,将来蔣的一盆怒火,必然傾在田的头上,为此,田是委婉謝絕了吳的要求。因田的不同意,最后采取了一个初看是冒险,实际是很安全的决策,即趁悠悠閑閑游覽靑城胜地之际,給南京方面一个冷不防，人不知鬼不觉的,由灌县西行,越过原始森林的荒凉地带,进入甘南。吳这一决計,完全得到了邓錫侯的支持，因灌县以西，全属邓的控制范围,其軍力并已伸入到甘南的武都、文县，这对于吳的经过川甘边区北返是非常有利的。
吳到成都后，邓、田对吳的款待，极为周到。他們陪吳游覽武侯祠、草堂寺、望江楼等名胜，还在望江楼内的崇丽閣前合摄了一影,并特在名厨黄静宁所开的姑姑筵办了一桌极为丰盛的筵席,以及在队龙桥川北会館演剧欢迎。吴在成都由7月16日到26日共了十一天，一般应酬也最繁忙。成都的中华平民促进会、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成都男女青年会、成都中西組合慈善会、四川佛数会等五团体,于7月24日假文殊院为吳举行欢迎会，由前四川都督尹昌衡主持招待。吴并与成都一些文人交相詩酒唱酬及公开讲解易学，卖弄其秀才本色。
7月27日吳即借游青城为名，离成都到灌县。吳到青城一共流連了十二天，邓錫侯特派其駐防灌县的龔渭淸負护卫之責。吳离青城时,邓还派人致送五千元旅费。到了8月8日,吳借赴灌汶交界的龙池游覽，即潜由汶川、茂县、松潘前往甘南武都。因其时蒋介石曾屡电成都催吳速去南京共商国是,故吳在灌县时,为掩护行踪,还致电在上海的馬福祥,說在青城游兴尙浓,致迟东下,請馬将其愆期的原因代为报告蔣介石，以释其疑。馬給吳回电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原不在乎形迹。”盖馬已料知吳不能前往南京矣。其在重庆的秘书长陈廷杰始往晤刘湘，代达未能东去渝州的歉意,刘为之哑然。
吳未离成都前,巳作好入甘布置,于8月中旬即派其前驻甘办事处长汪澄波先赶去天水、兰州活动。吳抵成都仍得到邓錫侯入甘部队刘丹五的供应保护,而吳邓也仍保持联系,消息互通。
到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入东北，此时吳由武都至文县，得到成都邓錫侯通知，即与僚属紧急会商，拟趁全国卷起抗日高潮之际,及时东山再起。当立电成都日本領事館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議，指斥日本“前旣据我东鲁,今又窃取我沈阳,人謀虽巧,公理难容”，劝令“早日撤軍,免貽战禍”。于时川、甘、宁、青、新五省軍政首脑，乘机酝酿拥吳出山，遂由青海省政府主席兼騎兵第一师师长馬麟为首，联合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七师师长馬鴻宾,四川第二十軍軍长楊森,第二十八軍軍长邓錫侯,联名发出咸电，拥吳抗日，主持内外軍事。电文說:“吳上将軍子玉为国元老，韜晦蜀中，于茲数載，身虽寄乎山水，心常系于国家。际此外患危急之秋,翩然蒞隴,謝安未老,共仰东山。矧其前戍辽东,适逢日俄战役,观察靡遣,了如指掌,应請中央及全国袍澤民众，一致敦請出山。”而吳的政务处长刘泗英也在此时去天水訪馬廷賢、魯大昌等甘軍实力派，企图拥吳向北方发展。吳此种活动，当时虽受到蔣介石的强大压力,未能实現，事后四川邓錫侯、楊森的驻南京代表又被迫作出窃名声明,但拥吳出山的活动确为事实。自此吳在四川流寓五年中的阴謀活动遂成了泡影,不意邓、楊等拥吳抗日又起了小小余波。
附 件
吳的秘书长陈廷杰致其副秘书长罗荇农第一函原文:荇农先生执事专差送到手书,敬承一一。台旆赴渝已决，如出昼之期，甚佩果力,帅座亦极欣慰。仲淹(按:指范貂增)隶人旗帜之下，自难独为进退，可冀能偕仲三之徒，力回其意，期与各方同一动作，如万无可望，则宜劝其早日归防，保持中正态度,因自乾现经加入，业向甫澄警劝，倘竟始終执迷，自亦难任大計也。刘現赴渠(按:指刘泗英到渠县陪楊森)，秦另有事，汪病，张亦不日出川，丁君未必适当，不过取其熟耳，执事即是間重要人員，既经同行，希予遇事指导，如有非渠可能做到者，并請径为主张，但求有济，不必以跨越为嫌，此系面奉帅嘱,务新多多偏劳,銀元四百,如数换交黄体，书件不过聊以塞責,过蒙奖飾,慙悚慙悚,复頌升安。再帅座有致仲三一雨，合舍侄新面交，新将是周近象告知,俾其有談話資料。
弟廷杰再拜,九月十四日。
附件二
陈廷杰致罗荇农第二函原文:荇农先生执事，寄万日久，邃稽启候，噹书見惠，迺悉公子婚礼已过，并失趋賀，歉仄之室。入陕之軍，确有进展，近巳撫有汉南，該处将領迭电环請蓬莱移节，因北方近有新结合，刘炳秋将軍行即来川，面請机宜，宁方因西北軍晋軍迄未得妥善办法，亦頗思借重蓬莱于西北增一保障，近亦函电交馳，正事商洽，故赴陕之議，一时尙须加以斟酌。而僻处下八庙，地瘠民貧，更形窘竭，承示办款，正应其机,敢新設法提前于阳历年内即賜点綴。炳秋負北方使命，并带有巨款，到川当在腊鼓声中，此时則适在青黄不接之际，发属馬副官資函，兼程奉恳，务所费神一筹,是所至禱。专此，敬頌升安。芸老一函(指朱芸子)并新代致,款妥,即望兗万,再由駐万洪副官专送,如另有妥善凭法，亦可变更。
弟廷杰再拜，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录 吳留蜀中的軼聞
(一)吳佩孚入川，先后得到几个綠林朋友和哥老舵把子的慷慨支持。在巴东首先即由廖开孝接引入川。廖回到范紹增部任旅长，即由于吳在范前极力称奖，可說是不忘一飯之惠。廖后在大竹亦对吳热情資助,情誼交深。(范、廖均出身綠林。)吳在绥定河市垻，由刘存厚部独立旅长申介屏保护，寓居一年多之久。申亦出身綠林，曾任川軍刘季昭部騎兵团长，刘季昭即因申的关系,被吳任为其参謀长，亦間接对申报答其护卫的盛情。吳最后在灌县、青城出走，邓錫侯派龚渭淸、邓国章两人护送至龙池。龚邓两人同为川中哥老会的舵把子。这几件事,使吳在流寓中得到一些慰藉。
(二)吳在大竹庆祝生辰,范紹增特在重庆睛宋菊仙京剧团来演了三天的祝寿戏，高搭彩棚。每晨戏开演前，吳必袍服冠带,先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到彩棚观剧。吴一生崇拜关岳，故迷信如是。又吳到大竹不久，值春节元宵，范紹增、吳行光两师长特約集附近各地龙灯来大竹举行龙舞比赛。吳元青之夜登城楼观灯,并发給奖金二百元。
(三)吳寓大竹时,喜回竹。一日,吴兴趣大来，拟画一幅大竹,刻于石壁，以垂永久,因囑人市来白布,缝作巨幅,并站高桌上揮毫运墨,画成不滿意,又另回了一张,并题上大竹歌长诗一首。但章太炎对吳画竹有贬辞，章曾题詩:“大块成天籁,因风尽鸣于,于霄何足羡,所貴在心虚。”吳性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故章以心虚戒之。
(四)吳于河市垻，尝传授其所謂“精一道”，无聊者多归趋之。其后，吳离川北赴成都，其道徒汪海如为詩以贈:“高山仰止久心归，一貫精通微复 微，曹部成行多隽杰,豪賢聚处放光輝。”“行旌远望西川西，莽莽风云入眼迷,荣萃无心随意去,轻車驾着不沾泥。”吳常默念大悲咒,以超度其陣亡死者。
(五)吳入川，曾搜集古人有关礼敎的著作，汇为《循分》一书。其离川途中,将是书广为赠送，并附以短札，謂:“礼敎救国，为亘古不易之論,故虞契敷陈五数，姬公制作周礼，汉唐宋明因之世綿国祚。秦政五季废之，以速灭亡。佩孚有鉴于此,治軍洛水时，曾著短篇,以敎軍士，惜未扩而充之。迨到蜀后，日事閑暇，乃总攬圣经賢传，选其与礼敎有关者，彙集成书，名曰《循分》,籍救国危。质諸高明,尙希指正。”书名《循分》,惜乎吳之不能“循分”耳。
(六)吳在川中，随时阴謀再起，并派人潜赴西北，在回族各部中进行摒动。1930年春，曾有馬麒、馬麟、李謙等以全体回族名义电吳拥戴，說:“吳玉公乔嶽峻峙，命世英豪，所冀蜀中袍深，海内賢达,并起推算。”吳得电甚喜，但回电还是假意謙虛,說:“佩孚山居淸寂,不開治乱久矣。日惟与二三同志，探討新篇，重研故籍，求中国治乱之病根，而謀得其結論。乃謬蒙以命世賢豪相加，重以翊藏之雅。静观大局，默察前途，茲事体大，今日不敢表同情也。”故吳后来离川,行经甘隴,尙能得到西北回族将领的同情。(七)吳寓蜀,每与所謂延陵季子之后，結为同宗，以門第自高。在大竹即与吳行光相莫逆，夸为“五百年前是一家”。在绥定，则延其地白衣庵的吳孺諫,任为大帅部政务帮办。又吳离川过广安，亦曾集其地吳姓族人讲話,称吳为泰伯之后，綿延至旲王夫差，大显于吴，以后延陵之族,逼于全国,恰是說明其浓厚的宗族观念。
(八)笑喜結交蜀中文人，在万县即曾与蒲伯英等相过从，在绥定、宜汉均曾与宋芸子通札,其实都有政治作用。来成都时，尝邀請宋共讲易学,朱最重气节,卒不往。莫讲易系在藩庫街大成学校，听讲者达千人,尖大讲其文王先后卦序之理,而归結以礼救国。
(九)吳过广安,在县立中学校讲演，发表奇論，說，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未有文字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簡为繁,本源途无人論及。又謂: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河图洛书。此种架空之論,未免自欺欺人。
(十)吳入川，携幼子同行，其部下算之为“少帅”。一次在绥定城为刘存厚祝寿，演剧时吳夫人张佩兰特点了一出“长板坡”，讓者紛紛，以为把刘老将軍比作保阿斗的赵子龙。又吳来成都，在臥龙桥川北会館观剧，川剧名票张志清串演一幕“三难新郞”,耳語窃起，說演的是“三难吳佩孚”。盖吳入川，困处白帝城是第一难;后被通緝,逃入云雾山是第二难;东征不成,被阻凉风埡是第三难。可为雅謔。
(十一)吳喜作书画，求者亦多。在大竹替人写的一付对联为“霓裳翡翠无消息，蜀道干戈有是非”。盖其时北方消息罕至，又逢下东反楊之战，吳最恨倒戈，故寓其意于文字之中。又吳过顺庆为东道主李家钰写的集句对联:“塞声一夜传刁斗,将軍三箭定天山。”乃隐寓北去的感慨。
(十二)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逝世北京,邓錫侯約同田頌尧楊森尙汇寄尊金一千元，瞻其家属。1950年全国解放，邓錫侯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議，吳生前的侍从人员得悉,偕吳的儿子到邓寓所,邓詢問吳身后情况。据答，吳于1931年7月在成都临行时，邓所送一对红豆木轿竿，现尙保存；并赠邓以遗留的画竹一幅,作为紀念。
夲文章AI复制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有黄应乾、陈祖武 、刘克俊编写，文字少有改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