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末，获得特赦的末代皇帝溥仪回到北京，开始了他作为普通公民的新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周总理特意安排了一场除夕晚宴，邀请溥仪共进晚餐。晚宴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期间，周总理与溥仪谈及了诸多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溥仪未来工作的安排。当溥仪提出了自己心仪的两个职业时，周总理却都婉言谢绝了。这两个被拒绝的职业选择，在当时看来或许并不合适，但谁能想到，在今天却成为了热门行业？周总理为何会拒绝溥仪的这两个职业选择？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深远的考虑？
一、溥仪获得特赦后的心路历程
1959年12月4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间会议室内，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法官正式宣布了对溥仪的特赦令。这位曾经的末代皇帝在听到特赦令的那一刻，双手紧握着桌子边缘，以至于指节发白。
特赦令的下达并非偶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九年时光里，溥仪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从最初的抗拒到逐渐接受，他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往。在管理所期间，他主动申请参加劳动改造，从最基础的扫地、擦地板做起，甚至还学会了叠被子、打扫厕所这些在宫廷生活中从未接触过的事务。
1959年12月9日，溥仪搭乘火车抵达北京站。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管理所派出的两名工作人员。这是他时隔多年后第一次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重返故都。当天的北京飘着细雪，站台上等候的是他的五妹韫馨和妹夫万嘉熙。
第二天一早，溥仪就前往民政局报到。随后，他来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在派出所，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如何填写自己的学历。虽然他接受过帝师庆亲王的教导，精通英语，还通晓满文，但这些皇室教育却无法对应到现代教育体系中。最终，在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建议下，他的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了＂初中＂。
户籍登记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工作人员询问其居住地址时，溥仪一时语塞。紫禁城确实是他生活了数十年的地方，但如今那里已经是故宫博物院。经过商议，最终在户口本上填写了他暂住的五妹家的地址：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
在获得特赦后的头几个月里，溥仪暂住在五妹韫馨家中。这座普通的四合院与紫禁城的金碧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每到傍晚时分，溥仪常常坐在树下看书。他开始尝试适应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学着自己叠被子、打扫房间。
特赦后的溥仪还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他站在广场上，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想起1949年开国大典时自己还在战犯管理所的情景。此时的他，已经能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在这片广场上自由漫步。这种感受，是他在囚禁生涯中从未想象过的。
在这段适应期里，溥仪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再是战犯管理所里的981号。他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开始真正的公民生活。
二、与周总理的除夕晚宴
1960年1月26日，农历己亥年腊月二十九，北京城下起了鹅毛大雪。这一天，周总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一场别具意义的除夕晚宴。
晚上六点整，溥仪在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准时抵达中南海西门。警卫员将他们引到了勤政殿。殿内灯火通明，古朴的红木圆桌上已经摆好了传统的北方年菜。
周总理亲自站在门口迎接。当溥仪向周总理鞠躬时，周总理快步上前扶住了他的胳膊，笑着说：＂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随后将溥仪引到了主座旁边的位置。
这场晚宴的座次安排颇具特色。八人圆桌旁，除了周总理和溥仪，还有溥仪的五妹韫馨、妹夫万嘉熙，以及几位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餐桌上的菜品也经过精心挑选，既有北方传统的饺子、年糕，也有江南风味的清淡素菜。
酒过三巡，周总理主动询问起溥仪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从日常起居到适应新环境，再到对未来的规划，周总理都仔细聆听，不时点头。当谈到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经历时，周总理特别提到了溥仪写的一篇题为《我的悔过》的文章。
晚宴进行到一半时，周总理提议让服务员撤去一些菜品，换上了一壶龙井茶。在这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周总理开始与溥仪讨论他未来的工作安排。
周总理首先询问了溥仪的兴趣爱好和专长。溥仪讲述了自己在宫中学习的经历，以及在管理所期间参与劳动改造的体会。周总理不时用铅笔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谈话间，周总理特意提到了溥仪在管理所期间表现出的认真态度。他说，管理所的同志多次反映，溥仪在劳动中很用心，无论是整理资料还是打扫卫生，都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当溥仪谈到自己对未来工作的设想时，周总理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认真倾听每一个细节。这场关于工作安排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晚宴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半。临别前，周总理特意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要帮助溥仪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在工作安排上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
这场除夕晚宴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聚餐，更体现了新中国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周总理的细致周到，既显示了对溥仪这位特殊群众的关怀，也体现了执政者的远见卓识。正是在这场晚宴上，为溥仪后来的工作生涯指明了方向。
三、两个被拒绝的职业选择
在与周总理的长谈中，溥仪首先提出了想要成为一名医生的愿望。这个想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源于他多年来对医学的浓厚兴趣。在宫廷时期，溥仪就经常与太医院的医师们讨论医理，研读《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典籍。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溥仪更是利用一切机会钻研医学知识。每当医务室有病人来就诊，他都会主动请缨帮忙。从最基础的测量体温、血压，到后来协助医生处理一些简单的外伤，溥仪展现出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他还自学了一些现代医学知识，特别是关于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溥仪向周总理详细阐述了自己想当医生的原因。他提到在管理所期间，曾经帮助一位因发烧不适的狱友正确服用药物，并用艾灸方法为其缓解症状。这次经历让他深感医者仁心的重要性。
然而，周总理在认真听完溥仪的陈述后，委婉地表示这个职业选择可能不太合适。考虑到溥仪的特殊身份背景，以及当时医疗行业的具体情况，让一个刚获得特赦的前皇帝直接从事医疗工作，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关注。
在医生这个选项被否决后，溥仪提出了第二个职业愿望——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个想法同样有其合理之处。作为在紫禁城生活了数十年的人，溥仪对故宫的建筑布局、文物收藏、宫廷典制都有着独特的了解。他表示可以从事文物修复或者讲解工作，为故宫的保护和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溥仪特别提到了自己对故宫文物的熟悉程度。他能准确说出许多珍贵文物的来源、年代和历史价值。在抚顺管理所期间，他还详细记录了大量关于清宫制度和典章文物的资料，这些都可以为故宫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对于这第二个请求，周总理同样表示了婉拒。考虑到故宫是新中国重要的文化象征，且每天都有大量群众参观，安排溥仪在此工作可能会引发各种复杂的问题。此外，当时的故宫正处于向现代博物馆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保持稳定的工作环境。
在这两个职业选择被否决后，周总理并没有立即给出新的工作建议。他而是询问了溥仪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和特长。这种谨慎而周到的态度，显示出决策者在安排溥仪工作时所考虑的深远影响。
尽管这两个职业选择都未能实现，但通过这次谈话，周总理对溥仪的专长和兴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为后来为他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周总理的深远考虑
周总理之所以否决溥仪的两个职业选择，实际上蕴含着多层面的深远考虑。这些考虑不仅关系到溥仪个人的未来发展，更涉及到新中国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稳定。
首先是对溥仪个人安全的考虑。1960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界对前清皇室的态度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如果让溥仪从事医生这样与群众密切接触的职业，可能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是对社会影响的考量。溥仪如果在故宫工作，势必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可能会干扰故宫的正常运转，也可能会对故宫的公共形象产生影响。特别是在1960年代初期，故宫博物院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需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
第三是对历史问题处理的考虑。1960年2月，周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详细阐述了对待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原则。他强调，要在维护新中国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妥善安置具有特殊历史身份的人员。这个原则直接指导了对溥仪工作安排的决策过程。
第四是对实际操作层面的考虑。以医生职业为例，虽然溥仪表现出了对医学的浓厚兴趣，但他毕竟缺乏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背景。让他直接从事医疗工作，在专业资质上就存在障碍。而在故宫工作虽然他熟悉环境和文物，但这种熟悉更多停留在生活经验层面，而非专业的文博知识。
第五是对溥仪本人发展的考虑。周总理认为，应该为溥仪选择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其特长，又不会引起太多社会关注的工作岗位。这样既能保证他平稳过渡到普通公民的身份，又能让他真正融入新社会。
第六是对政策连续性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对待原政权人员采取了既往不咎、教育改造、妥善安置的政策。周总理在安排溥仪工作时，必须确保这一政策得到准确贯彻，避免出现任何偏差。
第七是对国际影响的考虑。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他的工作安排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更会影响到外界对新中国政策的认识。因此，这个决定必须慎之又慎。
从这些深远考虑中可以看出，周总理在处理溥仪工作问题时，既要考虑现实可操作性，又要权衡各方面因素，最终做出既符合政策要求，又适合溥仪本人的安排。这种细致周到的考虑，充分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五、最终的工作安排
1960年2月15日，经过周总理和相关部门的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溥仪的工作岗位——北京植物园园艺员。这个决定既考虑到了溥仪的兴趣特长，也符合各方面的政策要求。
溥仪在2月底正式到北京植物园报到。园长亲自接待了他，并为他介绍了工作环境和具体职责。植物园为溥仪安排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配备了必要的园艺工具和相关书籍资料。
初到植物园时，溥仪主要负责整理植物标本和资料档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认真完成分内工作。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溥仪发现自己在满洲时期学习过的日文知识派上了用场。他协助同事翻译了一批来自日本的植物研究资料，为园区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随着工作的深入，溥仪逐渐展现出对园艺工作的专长。他在宫廷生活期间积累的植物知识，特别是对传统园林植物的了解，为植物园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视角。他编写的《清宫御用花卉品种考》资料，详细记录了紫禁城内曾经培育的各类花卉特性，这些资料后来成为北京植物园珍贵的历史档案。
1960年夏季，植物园开展了一项牡丹品种改良计划。溥仪凭借着对传统宫廷牡丹品种的了解，提出了几点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回忆起清宫中曾经栽培的＂银台玉露＂、＂御园春晓＂等名贵品种的特点，为育种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工作不仅让溥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更为他提供了一个逐步融入社会的机会。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工作热情。每当有新引进的植物品种，他都会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并认真做好记录工作。
1961年春，植物园举办了一次面向公众的花展。溥仪参与了展览的筹备工作，负责编写展品说明和布置展区。他将自己对传统园艺的理解融入展览设计中，使得这次花展既有科普价值，又保留了传统园林文化的韵味。
工作之余，溥仪还经常与其他园艺工作者交流经验。他将自己在满洲国期间接触到的日本园艺技术与同事分享，同时也虚心学习现代园艺科技知识。这种良性互动，使得植物园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提升。
1962年初，植物园开始编撰《北京植物志》，溥仪被指定为编撰组成员之一。他负责整理古代文献中关于北京地区植物的记载，这项工作充分发挥了他的文献功底和历史知识。他查阅了大量清代档案，整理出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通过在植物园的工作，溥仪实现了从特殊身份向普通公民的转变。这份工作既不会引起过多的社会关注，又能让他充分发挥才能，真正实现了周总理当初的良苦用心。在此后的岁月里，溥仪始终保持着对园艺工作的热情，为北京植物园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