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让他任外交部长，毛主席支持，叶剑英摇头：我更想留在部队

世人皆知叶剑英元帅是我军的十大元帅之一，却鲜有人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被周恩来和毛主席同时看中，欲请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那是1949年的秋天，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恩来微笑着向叶剑英递出这份重任，毛主席也在一旁点头赞许。然而，这位在外交谈判桌上屡建奇功的将领，却坚定地摇了摇头。为何一向以服从组织安排著称的叶剑英会拒绝这样的重任？他究竟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历程？又是什么样的初心让他选择继续留在军队？

一、军旅生涯的开端

1916年的春天，19岁的叶剑英踏入云南讲武堂的大门。这所由蔡锷创办的军事学府，以其严格的训练和先进的教学理念闻名于世。在这里，叶剑英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还接受了严格的实战训练。

讲武堂的生活并不轻松。每天清晨4点起床，夜里11点就寝。白天除了上课，还要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演练。叶剑英经常和同学们在滇池边进行野外拉练，负重急行军20公里是家常便饭。当时的教官要求学员们不仅要掌握枪械使用，还要精通地形判断和战术运用。这段经历为叶剑英日后成为军事指挥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广州的宁静。陈炯明叛变，率部包围总统府。当时担任警卫营营长的叶剑英临危受命，负责护送孙中山安全撤离。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叛军的枪声此起彼伏。叶剑英带领一个连的兵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制造了多处佯攻的假象，成功地掩护孙中山及其夫人宋庆龄乘坐英国军舰＂摩浮＂号脱险。

这次成功的护送行动，不仅展现了叶剑英过人的军事才能，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军事指挥中临机应变的重要性。随后，他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在多次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作为首批教官，叶剑英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在这里，他不仅要教授军事理论课程，还要组织学员进行实战演练。他创新性地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结合，在西关附近的山地设立野战训练场，让学员们在真实地形中进行战术演练。

在黄埔军校期间，叶剑英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教学方法：即课堂教学、实地演练和战场实践相结合。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实战能力。他经常带领学员们研究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并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进行分析讨论。

此时的叶剑英已经崭露头角，成为黄埔军校最受欢迎的教官之一。他不仅在军事教学上有建树，还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在他的建议下，军校增设了战术图教室和军事地理课程，使教学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1926年初，叶剑英还专门编写了一本《战术教程》，这本教材不仅被黄埔军校采用，还在其他军事院校广泛流传。书中详细介绍了现代战术理论和实战经验，特别强调了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战术运用。

二、战场上的外交家

1927年4月，在南昌城外的一座农庄里，叶剑英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凭借其在军界的广泛人脉，成功协调当地驻军，为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安排了秘密转移的路线。

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展现了叶剑英独特的外交才能。他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筹帷幄，既能与国民党军队高层保持联系，又能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提供关键帮助。这种在敌我之间游走的本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外交家奠定了基础。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通过谈判争取时间，同时秘密组织突围。在他的运作下，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到宝贵的准备时间。

长征途中，叶剑英多次展现出非凡的外交智慧。1935年，红军在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谈判中陷入僵局。叶剑英临危受命，前往谈判。他不仅精通军事，还深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与小叶丹会面时，他遵循彝族的传统礼节，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经过三天的谈判，最终说服小叶丹允许红军通过其领地。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叶剑英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后，全国局势陷入动荡。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特派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等进行多次谈判。他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案，既保证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又促成了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多次参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工作。1938年，在武汉会战期间，他代表八路军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接洽，成功争取到了更多的军事物资支援。同年，他还参与了著名的＂平江惨案＂的交涉工作，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避免了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1940年，叶剑英在延安创办了军事政治大学，将自己的军事外交经验编入教材。他特别强调，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军事指挥官不仅要懂得作战，还要掌握外交谈判的技巧。他经常告诉学员们：＂打仗和谈判都是争取胜利的手段，有时候一场成功的谈判胜过十场战役。＂

在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1947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虽然谈判最终破裂，但他在谈判过程中展现出的智慧和胆识，赢得了各方的尊重。1949年初，他又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成功说服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

三、关键时刻的抉择

1949年9月的一个秋日午后，中南海怀仁堂内，一场影响新中国外交格局的重要会议正在进行。周恩来正式向叶剑英提出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的邀请。会议室内的气氛凝重而庄严，毛泽东也在场表示支持。这个提议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中央领导集体深思熟虑的决定。

叶剑英在外交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从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与少数民族首领的谈判，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的调解工作，再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的出色表现，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特别是在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他以沉稳老练的谈判风格，成功说服傅作义率20万大军接受和平改编，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然而，面对这份重任，叶剑英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向中央提出，希望继续留在军队工作。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系列深思熟虑的考量。首先，新中国成立之际，人民解放军正处于从革命军队向现代化正规军转变的关键时期，军队建设和改革工作任务繁重。其次，叶剑英在军事领域积累了三十多年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在军队院校建设、军事教育改革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叶剑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出席。随后，他立即投入到军队建设的工作中。在他的主持下，解放军开始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他首先着手整顿军队院校，在全军范围内建立起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1950年初，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暂行条例》，为军队院校的建设和发展确立了基本规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决策。他提出了＂先打后谈，以打促谈＂的战略思想，并亲自参与制定了著名的第五次战役计划。在他的建议下，志愿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成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尽管叶剑英没有担任外交部长，但他仍然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参与了谈判的筹划工作。他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谈判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定问题上，他提出的方案既考虑到了战略需要，又兼顾了各方利益，最终获得了各方的认可。

1954年，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继续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他特别重视部队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主持制定了《军队技术装备发展规划》，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军事科研工作，支持军事科学院的建设，为提高军队的科技含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军事外交的双重身份

虽然婉拒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但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频繁参与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叶剑英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为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专业的军事建议。在一次关键性谈判中，法方代表对越南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提出异议，叶剑英当场展开军事地图，用专业的军事分析，详细说明了17度线划分的合理性，最终使得法方接受了这一方案。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叶剑英参与了中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他特别关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为周恩来总理准备了详实的军事情报资料。在会议期间，他还与印度尼西亚军方代表进行了多次会晤，就军事合作问题交换意见，为此后中国与印尼的军事交流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叶剑英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他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交谈。会谈中，叶剑英提出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需求，同时也表达了中方对军事技术合作的看法。这次访问促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的签署。

1957年底，在中国驻外武官会议上，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军事外交工作的特殊性，指出军事外交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促进国际军事合作。他要求驻外武官们既要熟悉军事，又要精通外交，在驻在国建立良好的军事关系网络。

1958年，台海危机爆发。叶剑英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参与了危机处理工作。他提出了＂军事压力与外交斡旋相结合＂的策略，既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又为外交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在处理金门炮击问题时，他建议采取＂单打双停＂的策略，这一建议最终成为缓解危机的重要举措。

1959年，中印边境争端开始显现。叶剑英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边境地区的防御部署。他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方针，强调在维护领土主权的同时，要给外交谈判留有余地。他还专门组织人员绘制了详细的边境地图，为此后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1960年代初，叶剑英继续发挥着军事外交家的作用。在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他主持制定了边境防御方案，同时也保持着与苏联军方的必要联系。1962年，他参与处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相关事务，既指导军事行动，又为外交谈判提供专业意见。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特别重视培养军事外交人才。在他的倡议下，军事院校增设了军事外交课程，组织编写了《军事外交基础》教材。他经常强调，现代军人不仅要精通军事，还要具备外交素养，要善于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

五、军事外交成就的历史回响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叶剑英立即组织军事专家组，为中国参与联合国军事事务做准备。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包括如何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如何开展多边军事外交等。这些建议为新中国开展多边军事外交奠定了基础。

1972年2月，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叶剑英参与了一系列重要会谈。在军事问题讨论中，他提出了关于亚太地区军事安全的独特见解。特别是在讨论美军从越南撤军问题时，他提出的分阶段撤军方案，得到了美方的认真考虑。同年，他还参与制定了中国首个对外军事交流五年规划，系统规划了与各国的军事交往项目。

1974年，叶剑英在一份重要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外交经验。他将军事外交分为战时外交和和平时期外交两大类，详细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军事外交的特点和规律。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中国军事外交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

1975年，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事外交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交流促进国家关系＂的方针，强调军事外交要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他特别提出要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往，建立互信机制。这次会议的精神对此后中国的军事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6年，叶剑英参与制定了《军事外交工作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军事外交工作的规章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了军事外交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具体要求，为军事外交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在晚年，叶剑英仍然关注军事外交工作。1977年，他为军事科学院的一期军事外交研究专刊撰写了序言，强调军事外交要与时俱进，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他指出，军事外交不仅是军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支柱。

1978年，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发表了最后一次关于军事外交的重要讲话。他回顾了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他特别强调，军事外交要既讲原则，又要灵活机动，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又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

叶剑英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的军事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开创的许多工作方法和制度安排，在此后的军事外交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79年，军事科学院设立了军事外交研究所，专门研究和总结叶剑英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经验。

1980年，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编纂了《叶剑英军事外交文选》，收录了他在军事外交领域的重要著述和讲话。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军事外交史的重要参考。国防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叶剑英军事外交思想研究＂课程，系统讲授他的军事外交理论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