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劳山遇刺，牺牲多名高官，凶手是谁？为何如此大胆？

1937年的那个春天，延安的天空依旧笼罩着战争的阴霾。为了推进国共合作，周恩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踏上了前往西安的艰难之路。然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旅程中，一场精心策划的刺杀阴谋正在悄然展开。在劳山这个看似普通的山区，一群不怀好意的人正虎视眈眈，等待着这支小小车队的到来。当枪声打破山间的宁静时，周总理和他的同志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这次遇袭事件中，多名高级将领壮烈牺牲，而凶手的身份和背后的真相却成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是什么样的人，竟敢对我党领导人下如此毒手？他们又是如何得知周总理的行踪？在这场惊魂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惊魂劳山：突发事件始末

1937年4月25日清晨，延安城内的气温依然有些寒意。周总理一行人在用过早餐后，便准备启程前往西安。原本计划随行的是一个加强排和三辆军用卡车，但由于任务紧急，最终只带了两个警卫班和两辆卡车就匆匆出发。

这支小小的队伍共有25人，其中包括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边区司令部参谋长孔石泉和专职记者吴涛等重要人物。每人配备一支短枪和一把大刀，装备十分简陋。两辆八成新的军用卡车虽然状况尚可，但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这样的装备水平已是难得。

从延安到西安的这条路线，要穿过多个复杂地形。特别是在离开延安城后不久的三十里铺附近，有一座名为劳山的山脉。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还有众多天然洞穴和茂密的树林，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车队刚驶过三十里铺检查站。副官陈友才为了确保安全，特意安排了一个巧妙的部署：让两辆卡车保持一定距离分开行驶，以减小目标。第一辆车由陈友才亲自押车，第二辆则由张云逸带队。

就在车队进入劳山区域后，天气突然阴沉下来，能见度rapidly降低。第一辆卡车刚驶入一处狭窄的山道，突然前方传来了异响。陈友才立即示意司机减速，但就在这时，山坡上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

第一轮射击就打中了前车的轮胎和发动机，卡车被迫停在了最危险的位置。敌人显然经过了精心准备，他们选择的伏击地点位于两个转弯处之间，这里不仅视野开阔，还便于撤退。

更令人意外的是，就在支援部队接到警报准备增援时，他们发现通往劳山的电话线已被人为切断。这个细节表明，这次伏击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

在混乱中，周总理和警卫人员快速转移到附近的隐蔽处。而此时，第二辆卡车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整个山谷回荡着密集的枪声，形势万分危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对于被围困在劳山的周总理一行人来说，每一刻都是生死考验。

二、生死时刻：危机中的应对之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伏击，周总理迅速观察了周围地形。在劳山的这片区域，东面是一片低洼的水潭，西侧则是茂密的松树林，北面有一片芦苇塘直通秋燕山的陡坡。这些地形特点为突围提供了可能。

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中，周总理当机立断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命令第一辆车上的战士分散隐蔽，利用松树林的掩护与敌人周旋；第二，派出两名警卫员沿着芦苇塘方向侦察撤退路线；第三，让后方的第二辆车加速前进，从侧翼向敌人发起火力压制。

警卫班长许建国立即组织了一个临时突击小组。他们利用随车携带的手榴弹，对敌人最密集的火力点进行了反击。这个战术动作为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战斗中，许建国身中三弹，仍坚持指挥战斗。

与此同时，副官陈友才带领三名警卫员，在距离伏击点约50米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临时掩护阵地。他们利用地形优势，用有限的弹药牵制住了敌人的注意力。陈友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但他的英勇行动为主力转移创造了条件。

第二辆车上的张云逸指挥得当，他让车辆停在一处视野较好的缓坡上，组织战士们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防御阵型。这个部署不仅保护了车上的重要人员，还能对敌人形成有效的火力威胁。

在转移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刻出现了。警卫员在侦察中发现，芦苇塘旁边有一条当地村民常用的羊肠小道，可以绕过敌人的主要火力点。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行，但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敌人没有在这里设置埋伏。

周总理随即决定分两批转移。第一批由孔石泉带领，护送重要文件和受伤的同志先行撤离。第二批则由张云逸负责殿后，继续吸引敌人火力。在转移过程中，敌人的火力逐渐减弱，这表明他们可能也在担心增援部队的到来。

经过约40分钟的激战，周总理一行人终于突出了包围圈。但代价是惨重的：除了陈友才，还有4名警卫员壮烈牺牲，7人受伤。而敌人在撤退时，还专门派人封锁了去往山神庙的必经之路，妄图切断增援部队的支援路线。

这次突围的成功，关键在于及时发现并利用了地形优势，以及各个小组之间的密切配合。特别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生命为突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敌人的撤退路线和作战部署，也暴露出这次伏击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

三、隐藏的内鬼：情报泄露之谜

事件发生后的调查显示，在周总理一行人出发前的48小时内，延安城内就已经出现了几个可疑迹象。首先是三十里铺检查站的电话线在4月24日晚突然中断，而检修人员在查看时发现，线路是被人为剪断的，切口整齐，显然是有备而来。

更令人警觉的是，就在周总理启程前的那个晚上，延安城内的一家小茶馆有三个陌生人出现。根据茶馆老板王德贵的回忆，这三人虽然穿着普通农民的衣服，但举止不像本地人，说话时还带有南方口音。他们在茶馆逗留了将近两个小时，期间频繁打听通往西安的道路情况。

调查组在走访三十里铺附近的村民时，一个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当地村民老张回忆，在事发前一天，他在劳山附近放羊时看到一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在仔细查看地形。这个人自称是负责道路勘察的，但在与老张攀谈时显得十分紧张，而且对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了解。

更为蹊跷的是，在延安城内负责通信的刘姓职工透露，4月23日晚上有人以检修为由，要求查看通信室的值班记录。这个人出示了盖有机关印章的证明，但事后核实，这枚印章是伪造的。通过比对笔迹，这个伪造的证明与之前在西安被捕的一名国民党特务所持有的文件出自同一人之手。

在对伏击现场的细致勘查中，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敌人的伏击点选择非常专业，不仅占据了有利地形，还针对性地设置了多处交叉火力点。这种部署方式与一般土匪的作案手法明显不同，反而更像是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所为。

通过对死伤敌人的身份分析，调查组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其中有两具尸体，身上都带有特殊的标记，这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秘密联络记号。而在其中一人的靴子夹层里，竟然找到了一份写有周总理行程的纸条，上面详细记录了出发时间和路线安排。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搜查劳山周边的据点时，调查人员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发现了一部电台。技术人员鉴定，这台设备与国民党特务处使用的型号完全相同。电台旁还遗留着一份密码本，虽然大部分已经被烧毁，但剩余的内容证实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情报网络。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跨地区的特务情报网络逐渐显露出来。这个网络不仅在延安城内安插了内线，还与当地的一些反动势力有勾结。他们利用这些关系，获取了大量有关我党领导人活动的情报。而这次针对周总理的伏击行动，正是这个特务网络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

就在事发后的第三天，调查组在三十里铺附近的一个农户家中，搜到了一份被匆忙丢弃的行动计划。这份计划详细记录了伏击的时间、地点、人员分工，甚至连撤退路线都做了周密安排。计划的最后还特别注明：务必确保＂重要目标＂不能逃脱。这份文件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暗杀行动。

四、真相浮出：幕后黑手的身份揭秘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这起震惊的刺杀事件终于露出了真相的冰山一角。根据搜获的文件和被捕特务的供述，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者是国民党军统局西北站的副站长李明轩。他不仅组织了这次刺杀行动，还在延安城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

李明轩1935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深造。回国后，他凭借在德国学到的特务技能，很快就在军统局崭露头角。1936年底，他奉命潜入陕北，以经商为掩护，开始打探共产党的军事部署。

在延安城内，李明轩通过开设商号建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情报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分散在城内各个重要部门，有的在通信处当文员，有的在后勤部门做杂工，甚至还有人混入了警卫系统。他们利用各自的职务之便，收集情报，并通过特殊的联络方式传递信息。

这次刺杀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是军统特务处第三科的精锐小组。这个小组由8名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务组成，他们不仅精通各种武器使用，还能熟练操作电台等通讯设备。小组成员大多曾在日本或德国接受过特务训练，作战经验丰富。

在行动前两周，这个特务小组就已经分批潜入延安周边地区。他们化装成商人、农民，甚至扮作八路军战士，对劳山一带进行了详细的地形勘察。同时，他们还收买了当地一些地痞流氓，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充当向导和接应。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次行动竟然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在搜获的一份密电中显示，日方不仅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还派出了两名军事顾问协助制定作战计划。这份密电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某些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达到目的，竟然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一起。

在对李明轩的秘密据点进行搜查时，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份详细的人员档案。这份档案记录了延安城内所有特务的身份信息、联络方式和任务分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代号为＂红杉＂的情报员档案，此人正是在警卫系统工作的一名负责人。

这个叫张守信的人，表面上是一名普通的警卫处文员，实际上却是军统局安插在延安的重要情报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掌握了大量领导人的活动规律，还经常能接触到一些机密文件。正是他提供的情报，使得特务组能够准确掌握周总理的行程安排。

在对张守信的住处进行搜查时，调查人员在一个暗格里发现了一部微型照相机和大量已经冲洗好的胶卷。这些胶卷上不仅有延安城防布置图，还有多份重要会议记录的照片。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张守信确实是一个职业特务。

通过对缴获的电台记录分析，这次刺杀行动其实是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军统局不仅计划暗杀周总理，还准备在延安城内制造一系列破坏活动，意图打击我党的军心和士气。在搜获的行动计划中，还列举了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的名单，显示他们也是暗杀的目标。

五、整肃风暴：特务网络的覆灭

这次刺杀事件的调查结果，直接引发了延安地区一场大规模的肃特行动。在中央特派员的统一指挥下，各地区开始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首先在延安城内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由公安、警卫等部门的精干力量组成。调查组分成若干小组，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人员展开了地毯式排查。

调查工作首先从通信系统开始。通过对近半年来的通信记录进行详细分析，很快就发现了多处异常情况。比如在每个月的固定日期，都会有一份加密电报发往西安方向。这些电报表面上是商业往来，实际上却是向军统局传递情报的暗号。通过这条线索，调查组一举抓获了藏匿在通信处的三名特务。

在肃特行动中，调查组创新了工作方法。他们根据缴获的密码本，对特务们使用的暗号进行了破译，并利用这些暗号布下了一个个＂蜜罐＂。这种方法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一次例行的情报交接中，两名负责传递文件的特务落入了圈套，从他们身上又获取了新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特务们的活动范围已经渗透到了多个层面。在后勤供应处，一名负责物资调配的职员被查出是军统局的情报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掌握了大量物资运输情况，还在重要物资中做了手脚，企图破坏后勤供应。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份详细记录延安各单位物资储备情况的清单。

通过对已经落网特务的审讯，调查组还原了军统局在延安地区的整个情报网络结构。这个网络分为三个层级：最上层是像李明轩这样的指挥者，负责整体策划和联络上级；中层是各个部门的潜伏人员，负责收集具体情报；最底层则是一些被收买的普通群众，主要负责传递消息和进行掩护。

在搜查张守信住处时发现的一本记事本，记录了军统局在延安地区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除了上级拨款外，还包括通过特殊渠道从日本特务机关获得的经费。记事本上详细记载了每笔资金的来源、用途和分配情况，这些记录成为了打击特务网络的重要证据。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特务网络，调查组采取了＂顺藤摸瓜＂的策略。他们没有立即抓捕发现的可疑人员，而是对其实施秘密监视，通过跟踪这些人的活动，发现更多的特务据点和人员。这种方法使得肃特行动能够不断深入，最终摸清了整个特务网络的底细。

在肃特行动进行到第三个月时，一个重大发现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在劳山附近的一个农户家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印刷室。这里不仅印刷各种伪造的证件和通行证，还制作了大量反动传单。通过这个印刷室的线索，又抓获了负责伪造文件的技术骨干五人。

到1939年底，这次肃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共破获特务据点23处，缴获电台8部，抓获各类特务人员89名。其中包括潜伏在机关内部的特务42名，外围联络人员31名，技术人员16名。同时还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特别是在一处秘密据点中，发现了军统局制定的《陕北特务工作计划》，这份文件详细记载了他们未来的破坏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