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街头巷尾，一位生活落魄的老者，因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引起了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陈赓的注意。那是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间，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侦破和清查行动。这场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肃清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和特务团体，粉碎敌对破坏分子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威胁。行动中，南京贴出了一张布告：“凡在国民党各机构任过职的，必须进行登记。”这一举措，在南京这个曾经的国民政府首府中引起了广泛的。
许多战争结束后仍以普通百姓身份定居于此的旧政府官员，其中混杂着一些特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彻底的登记清查行动显得尤为重要，旨在识别出潜藏的敌人。不久后，群众向战士们举报了一位街头卖烟的老者，他曾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官，还在特务机构任职过，但在这次登记中一直藏头缩尾不敢露面，极有可能有问题。
根据这一线索，战士们迅速展开了行动。他们认为，那些曾经在国民党担任过高官的人，大多在任期中积累了丰厚的私财，不可能潦倒到在街头摆摊度日。再加上故意隐瞒身份、不参与登记的异常行为，这个老者极有可能是伪装潜伏的特务。然而，当带着对敌人的仇恨走进审讯室的战士们听完卖烟老者的供词后，他们被深深震撼了。
这位自称杨登瀛的老者，曾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在租界遍布的上海，他有着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影响力。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上海特派员、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等职务。对于眼前这个即将被送上刑场的特务身份，他提供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去。
据杨登瀛所言，他曾协助特科暗杀叛徒白鑫，帮助地下党员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他还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成功越狱等大领导。这些惊天动地的过去令审讯人员难以置信。然而，两份证明材料的出现却为他的说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一份来自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陈赓，另一份则出自著名的特工英雄陈养山之手。
在1925年上海潜伏的地下党员陈养山与杨登瀛结识后，发现他是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为人正派但深陷特务行业之中。陈养山向杨登瀛提出希望他加入我党的想法并承诺了丰厚的待遇和筹码。“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作为特别花费。”这样的条件吸引了杨登瀛的加入。
杨登瀛随后成为了特科在中统内部的一张重要底牌与陈赓单线联系。为了掩护他并传递情报给陈赓等地下党员同志特科还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安排安娥担任他的秘书负责情报传递工作。李克农、潘汉年等人也会主动送来关于我党的情报让杨登瀛传给他的上级杨剑虹以减少对他的怀疑。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在两方之间传递情报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而在关键时刻如1929年的“登楼捕人”事件中特科通过杨登瀛得知了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出卖同志的消息后周恩来果断下令除掉白鑫。杨登瀛凭借自己的情报网络将白鑫的行踪及时传给了陈赓为党立下大功。在那座戒备森严的范公馆里杨登瀛一边听着白鑫描述自己的逃亡计划一边将情报传给了陈赓使得这次行动成为了一场精准打击的胜利。
尽管历史证明了他的贡献但这次却因为一个意外被抓捕了此时正面临着审讯的严酷考验。“姓名？”“杨登瀛。”“您曾担任过哪些职务？”“我曾是中统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以及南京反省院副院长。”面对审讯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过去并开始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我为何不参与登记？因为我曾为党做过许多事情。”他的回答让审讯人员陷入了沉思之中回想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那些为党立下赫赫战功的日子那些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日子......
在队长的英明指挥下，久经埋伏的特科“打狗队”果断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他们成功地将惊疑恐惧中的叛徒白鑫击毙在繁华的街头，然后如幽灵般全身而退。这一事件被命名为“白鑫案”，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被外国记者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从1929年到1931年，特科“打狗队”在对付那些想通过出卖组织来换取个人利益的叛徒时，从未失手过。这些未能谈妥筹码的叛徒，连成为交易品的资格都没有，就被坚决地铲除。这一切的背后，是精准情报的提供者杨登瀛。
除了铲除叛徒，杨登瀛还利用自己在租界的关系，为党营救出了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主要领导人。他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情报贩子，而是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他无畏仕途的起伏，更不缺少金钱的诱惑。从每月300光洋的筹码，到主动出资救助我党同志，都显示出杨登瀛在历经多年的双面特工生涯后，已经做出了坚定的选择。他虽未入党，却将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一一承担起来，并始终坚守着信仰的灯塔。
然而，命运的巨轮也有突然的转变。1931年，特科的关键人物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随即叛变，整个上海地下党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然而幸运的是，潜伏在大特务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提前截获了这一关键情报，并火速通知了李克农和陈赓。他们找到杨登瀛，警告他顾顺章可能会出卖他。但杨登瀛却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势力，决定与顾顺章进行最后一次较量。陈赓虽无法说服他，却留下了坚定的诺言：“我们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的牺牲和贡献。”
然而这一次，杨登瀛的判断失误了。在众多人的眼中，顾顺章已经成了无法挽回的棋子。虽然杨登瀛被很多人保护着，但因“罪行”太过严重而被捕入狱。直到半年多后，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获得宽释的机会，在南京担任了一个看似清闲的反省院副院长职务。
解放后，杨登瀛留在了南京，生活的艰难让他只能靠摆烟摊维持生计。若非再次被捕入狱，或许世人已将他忘却。但历史总是公平的，“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我们都不会忘记。”1956年的一天，杨登瀛在南京被南京军区派专人护送至北京。在那里，他与多年未见的战友陈赓、陈养山、安娥重逢。历经磨难与委屈后，他终于等到了公正的评价——他不是特务，而是革命的英雄。
陈赓信守了当年的诺言，不仅帮助杨登瀛恢复了名誉，还每月给予他100元的生活补助费。安娥更是倾囊相助，助他渡过了生活的难关。对于这份情谊和帮助，杨登瀛深感感激并写信给安娥：“式沅同志：感谢你在京的诸多安排与照顾，让我得以与老友重聚。回想起过去的岁月，我深感党和政府的厚爱与关怀。”
然而在动荡的1967年里，杨登瀛也遭受了冲击。有人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所谓的“黑材料”，但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始终坚守着历史的真实与公正性。到了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离世前多次对子女说：“我并非特务、叛徒或内奸之列。我究竟是何身份？我也说不清楚。但总理知道我的忠诚。”
到了1975年年底的那一天总理即将离去之际提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包括了杨登瀛这位名字似乎黯淡但从未消逝的历史中的无名英雄这成为总理和历史对他的最高评价最公正的注脚这不仅是他的荣耀也是那些像他一样默默付出的人们的荣耀和尊严。
这份荣誉与尊严来自于他们对于革命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时期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国家和人民这就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