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陈果夫之间，无论在人事上或金融上都有过不少的争夺，高秉坊一案算是此中一例了。

在高秉坊首先开办税训班之时，得罪了CC系的首脑陈果夫。因为陈果夫在当时国民党的中央，以“中央政治学校”为CC系的干部培养所，作为把持政治之计。不但CC的嫡系要由此出身，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也需再到中央政治学校的研究部，受半年的复训。这好比基督教的洗礼一般，必须受了洗礼，才能认为是自己人。他把持得这样严密，岂能容许高秉坊另设训练机构？因此陈果夫便与孔祥熙商谈，最好打消开办税训班之议，所需干部可由中央政治学校供给，即或不然，这税训班也可由“政大”代办。孔祥熙不欲树敌，原无不可，而高秉坊坚持不同意，这就不知不觉地给了陈果夫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

高秉坊自知不能与CC首脑陈果夫分庭抗礼，遂即建议孔祥熙向最高当局提请派遣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兼任税训班训育主任。孔祥熙如议转呈，当即批准，由财政部正式函聘桂永清为税训班训育主任。这个办法，不仅封住了陈果夫的口，并且刺痛了陈果夫的心。

桂永清是黄埔系的主要骨干，对CC是不大买账的，并且乐得接近这些刚毕业的青年大学生。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小小的兼差，干得非常起劲。税训班初办无地址，桂永清就慨然让出他的孝陵卫总队部的一个课堂和一间营房，借税训班使用。这真令陈果夫哭笑不得，只好干瞪着眼睛生气。

到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又奉令合并于直接税，统一征收，高秉坊负责接管。当时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曾派员持函面会高秉坊说：“四川营业税分局中，有六个分局长担任着中统的任务，商请保留。”高秉坊为人率直，不甚买账。告以直接税人员要有一定的资历，合格的一律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一个业务机关，不能分担另一个不同机构的任务，在税务员中，照章也是要时常调动的，不能总在一个职位和一个地方。

据说接管后，这六个分局长，就有四个不合格的被撤换，一个不合格的被内调，只有一个留任的分局长，也由江津调到永川。CC系认为高秉坊大逆不道，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内拔牙。旧恨新仇，恨高秉坊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生。

孔祥熙因“黄金案”交卸财政部部长，这在当时固然有其主观原因，而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政学系与CC两派的倾轧、排挤。及至孔祥熙下台以后，继任人选又为接近政学系的俞鸿钧所攫取，CC方面虽说有个鲁佩璋擢任为常务次长，究竟无大权力，也不能起什么作用。CC是不肯甘心放手的。

据我所知，CC打入财政部的计划，是从“高考”着手的。所以凡属“高考”及格分发到财政部的人员，都是有计划地陆续攫取高位，不过限于资历，当然不能一步登天，然而已是布满要津，待机而动。及至挤孔祥熙下台以后，CC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谁知又被政学系捷足先登，竟至落空，不得已而思其次，乃着眼于直接税署，仇视高秉坊，以消其平日之积怨。

在孔祥熙下台之时，人们对于高秉坊的出路，有两种揣测：一是随同下台；一是继续来干。因为高秉坊确实是孔祥熙的亲信，在道义上说，确有联翩下台的必要。而况政治上，高秉坊除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外，其他无多依傍，似乎大树已倒，难免猢狲之散。至于在“孔门”中为高秉坊一手扶植的鲁佩璋之所以能够由秘书长擢升常务次长，那也是因为他投靠了CC的缘故。

高秉坊当时的表示，是既不辞职，也不消极，仍然稳坐钓鱼台地继续干下去。高秉坊的这种表示，对久欲打入财政部，而又与他有积怨的CC看来，更加不能容忍，视之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酝酿复酝酿，终于在1945年2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高秉坊贪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