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的经济发展和开放改革风潮中，邓小平多次听取军工和航空业界领导的报告，他强调，军工科技的进步需要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且支持出国留学。

尽管当时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逐渐缓和，有些国家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

但由于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军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

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为了获取外汇收入以及顺利进行军事出口，邓小平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于是在1979年初，中央决定改变对外无偿军援的政策，转为收费、以物易物和无偿三种方式，并通知三机部，所有出口收入的外汇都可以由三机部自己使用。

随着计划的落实，后来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航技公司）正式成立了。

公司成立后，面临着如何开始工作的问题，而就在这个时候，埃及在收复西奈半岛的战争中遭受打击，迫切需要新的装备。

而当时埃及与苏联关系恶化，孤立无援的埃及政府派副总理到中国寻求帮助，提交了一份购买军事物资的清单，希望中国能继续无偿援助。

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所需的飞机，但不能无偿，必须收取成本费。”

然而，为什么在这次事件中，邓小平如此坚定呢？这要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爆发说起。

当时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条件艰苦，航空工业还是在开国元勋的高度关心下启动了。

到了1953年，中国人成功制造出第一架飞机和相应的发动机。

五年后，由于需要形成社会主义集团，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根据毛主席的承诺“我们不做军火商”，新中国开始向一些国家无偿提供军援。

当时，中国的经济仍处于恢复期，从苏联引进设备和技术都是需要花钱的，但却向外界提供免费援助。

后来虽然中国面临了国内外的多种挑战，但却一直到保持了对外军事援助的无偿政策。

由于我国的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此受到了受援国家的普遍尊重，也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虽然毛主席当年的决定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好评，但中国也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这就需要外汇，继续采取“白送”的援助方式将加大中国军工产业的负担。

鉴于此情况，邓小平提出了打破“不做军火商”传统观念。

然而，这样做也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免费提供援助，如果要与他们进行购买，他们可能不会愿意。

当这个决定刚出来的时候，我国与埃及就此事开始讨论，埃及方面勉强接受，并答应先进行谈判。

中航技公司立即组建了一个7人的代表团，由刘国民担任团长，面对种种困难，他只有一句话：“不管了，先出去再说。”

出国时刘国民没有带钱，幸好龚瑛姐将以前出国小组省下的5美元塞给了他，刘国民和他的团队就这样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代表团抵达埃及后，向驻埃及大使汇报了情况，大使立即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派人与埃及国防部和空军取得了联系。

谈判期间，对方再次提出要求无偿援助，刘国民团长站起来，以两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作对比。

刘国民向埃及代表摆事实，讲道理，强调为他们带来利益共享等好处，让埃及代表心服口服。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无偿援助的事情。

后来的谈判其实一直都不顺利，毕竟谁都不想花钱，后来刘国民找到姚广大使，找到了曾经访华的副总理，对方一贯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在埃及副总理的带领下，姚广大使和刘国民来到总统府，向穆巴拉克报告了谈判情况，穆巴拉克直接问刘国民：“合同草案带来没有？”

第二天，埃及空军司令主动找到刘国民，要求重开谈判，就这样谈判又持续了两天，中埃两国签订了两份军事贸易主合同，总计1.6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