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终结三国乱世、对外没有强敌的西晋王朝，为啥仅仅过了几十年就分崩离析、并且引发了持续近三百年的沉重分裂？

高中哲学老师教过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西晋的灭亡也是这个道理。

所谓的五胡只是纤芥之疾，西晋自身的问题才是心腹之患。而最要命的内部问题，就在于维系社会的中坚力量——士大夫集团崩了。

秦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模型，涵盖了政治架构、权力运作、经济体系、思想人文等方方面面。其中，看似最没存在感的思想领域，实际上却起到了基石的作用。

先秦时期，思想领域虽然百花齐放，但与政治领域相结合、经世致用的，主要为儒、法两家。

其中，法家的刑名之学一度占据了明显优势，它对于摧毁传统贵族政治、强化中央集权、调动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管理等起到了令人赞叹的作用。

以法家为主导思想的秦国走向压倒性富强，并且草创了大一统王朝的架构。但在新的时代、面临新的局面，思想领域并没有根据客观情况的改变而与时俱进，“以吏为师”的粗暴逻辑无法顺应复杂现实的需要、难以调动社会知识阶层的力量，故而秦朝很快因役使民力过度，被各阶层共同推翻。

西汉初期，在国家治理领域继承了秦朝的刑名之学；但在思想领域，却顺应现实、奉行黄老之术，采取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不过，在经济恢复的同时，一味地放任自流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放大，如土地兼并恶化、民间资本与权贵勾结、对外部威胁无力对抗、诸侯王对中央朝廷构成挑战等等。

对于国家的潜在危机，当时的知识分子饱含热情献计献策，提出了多方面的解决思路、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贾谊、董仲舒。

随着汉武帝掌权，依靠雄厚的财富积累、系统的思想理论准备，实行了涉及王朝所有方面的大创改。其中，在思想领域，根据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的“复古更化”思想，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尊儒”并不意味着排它。首先，董仲舒的理论本身就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同，它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积极内容，更加务实、实用、积极；其次，西汉的思想与人才政策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其他学派仍然可以办学著书，朝廷照旧录用。

以上述思想为主导，西汉朝廷兴太学、行教化，置《五经》博士，郡国遍立学校、设学官、置学官弟子，建立了社会教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系统的朝廷选官模式，各级学校源源不断地往各级政府输送人才，领先世界的文官制度由此建立。

自此之后，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彻底成为了历史，政权制度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手中掌握着知识的士大夫群体成为支撑大一统帝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本质上都是文官政治、士人政治。

西汉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官集团整体是积极、进取的。自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可谓名臣辈出，共同为了国家富强而努力，整个王朝也呈现出蓬勃向上之势；即使到了后期，虽然因外戚干政、土地兼并等问题，社会出现出严重颓势，但文官集团整体上仍试图挽救时局、匡扶社稷，他们多次要求限制名田、控制奴婢就是例证。

而王莽代汉这一事件，就是士大夫集团试图通过“禅国让贤、圣人受命”救国的成果；王莽改制的所有措施，都是儒家复古思想的体现。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努力流于失败，士大夫的政治理想遭受重大挫折。

到了东汉，一方面，政权长期由宦官、外戚把控，政治倾轧严重；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朝廷、民间都得到进一步推广，士大夫通过察举、征辟渠道进入仕途，仍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两种情况叠加，导致宦官、士人两大群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最终发展为两次惨烈的党锢之祸。经此打击，士大夫对东汉朝廷的离心力急剧加强，转而注重家族、门第的利益，这就是东汉末年王朝崩溃的思想根源。

而魏晋时期，思想的崩溃进一步恶化，其原因说到底还是源于司马氏得位不正所致。

当初曹氏父子篡汉，好歹也有终结乱世、拯救黎民的冠冕说辞；而司马师父子夺取曹魏政权，则完全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纯粹是勾结门阀世家、共同窃取天下。

对于儒家经世济民的传统理念而言，这种行为无疑又是一大震撼思想冲击；同时，司马氏父子在旷日持久的夺权过程中，对于政敌极尽屠戮之能事。两种因素叠加，导致士大夫的思想领域呈现出两种趋势：

其一，孤芳自赏。为了远离政治漩涡，不再信奉四书五经、法家之言、纵横之术，转而坐而论道、空谈虚无，“清谈”之风愈演愈烈，文人不再致力于实务，转而博取虚名；竹林七贤就是代表。

其二，趋利避害。为了躲避政治打击、保全家族利益，选择依附于司马氏家族，甚至不惜坏事做尽。这类人太多了，以悍然杀害曹髦的贾充为首。

上面两种情况作用下，西晋的士大夫阶层或消极避世、或贪图享受。经世济民的文人传统理想不见了，有的只是家族利益、个人权位；匡救时弊的追求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超脱世外、不问世事。

庙堂之上，手握权柄的要么是司马氏宗室，要么是姻亲故旧，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共同分享大一统帝国的红利；依附者飞黄腾达（如贾充之流），忤逆者死无葬身之地（如被逼以5000兵马迎战7万叛军、形同赴死的周处），整个社会的治理阶层陷入醉生梦死、纵情肆意的麻醉状态。

纵观整个封建时代，西晋的一些现象令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石崇、王恺斗富，日食万钱、却说无下箸处的何曾，钻坏李子核、以免他人获得自家种子的王戎......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朝廷高官。文官集团整体腐化，再往上是众多缺乏教育、欲望膨胀的司马家族藩王，贾南风乱政、八王之乱怎能不爆发？原本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胡人怎能不乘机自立？

对比西汉初年，在那时，久经战火的中原何等疲敝？外部的匈奴帝国何其强大？但汉王朝的知识分子们秉承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卧薪尝胆、代代相继，为富国强兵殚精竭虑，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携手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说，西晋的迅速覆灭并非意外。对此，春秋时期早有定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