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南巡，是乾隆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政绩之一：“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两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也就是说，巡游江南，与西征准格尔、大小和卓木等弘大战事同等重要。

然而，六次南巡也是乾隆晚年最为后悔的事件：“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在他看来，自己巡游江南，纯粹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客观而言，上述自我评价还算公允。

乾隆六次南巡的初衷是什么？倒也有可取之处。

首先，为了视察水利工程、治理南方水患。

自古以来，黄河滋养了华夏文明，但这条桀骜的巨龙同时也造成了难以彻底消除的水患。而在清朝，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工程集中于两个地方：江苏的清口、洪泽湖的高家堰。古往今来，解决这种顽疾的最好途径，莫过于级别足够高的领导亲临现场、亲自督促落实，这可比什么规章制度、责任心好使得多。

因此，乾隆六次南巡，次次都会亲临清口和高家堰，其中第一次南下，他督促在高家堰、蒋家坝之间增修了两座大坝，形成了“仁、义、礼、智、信”共五座水坝、共同调节水流的格局，对缓解黄河水患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制订了清口水志，规定“上坝的水位上涨一尺，下坝的闸门可以开到十丈”。这种具体量化的标准，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操作规范，在很长时期内有效杜绝了下游州县面临的水患。

同时，乾隆南巡关注的另一项水利工程就是江浙地区的海塘。当时，江海交汇处每天都要发生两次大规模潮汐活动，时常冲垮海堤、导致富庶的江浙沿海地区成为一片汪洋。在第三、五、六次南巡时，乾隆多次督促当地落实修建海塘工程，并且经过对比、测试，解决了技术层面的石塘、柴塘之争。最终在公元1784年最后一次南巡时，彻底完成了海塘工程。

作为六次南巡的重头戏，乾隆在兴修水利方面的功绩可谓不可磨灭，因此无论正史、野史都称赞他修筑堰堤、功泽千秋。

第二个目的，就是稳定江南、拉拢人心。

唐代以来，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经过宋、明等朝的经营，到了清代，江南地区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对北方形成了不可撼动的巨大优势。

而清王朝作为兴起于东北、定都于北京的大一统王朝，对于江南的掌控自然是极为关键，因此，当初康熙帝就曾多次南巡。而乾隆不仅是自己爷爷的铁杆粉丝，更是有志于开创全新局面的自信帝王，于情于理都热衷于向江南“送温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每次南巡，都会颁布许多善政，比如减免所过之处的赋税，赦免一些罪人，对接待有功的人员加官进爵，慰问老臣，拜访孔庙、接待文人、提拔人才、编修书籍等等，这些举措都在很大程度上笼络了江南文人、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三，自然少不了欣赏大好河山、享受别样人生。相应地描绘在各类野史、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咱们没必要重复渲染，只需要从一个现象就能管窥一斑：江南的标志性景点、建筑，几乎都在圆明园、避暑山庄中复制重现，比如瞻园、安澜园、小有天园、狮子林、烟雨楼、文津阁（仿天一阁）、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等。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乾隆南巡最值得诟病之处：铺张浪费、极尽奢靡。同样是南巡，当初康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当地的官邸，仅在扬州、杭州修建了极少行宫。而乾隆则不一样，为了方便自己出巡，他沿着路线修建了大小30多座行宫，极尽精美、华丽。

此外，乾隆南巡的船队囊括大小船只一千多艘，数万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要求沿途地方准备妥当，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开支，给各地造成了繁重的财政压力。

虽然乾隆多次表示铺张浪费，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不仅不排斥奢靡，甚至极为受用。因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级官员无不费尽心思、投其所好，花样百出地接待南巡队伍，这就导致六次南巡、一次比一次铺张浪费，严重损耗了国家、地方的财富。

乾隆向来以能折腾、会花钱而闻名后世，其中，军事开支相对较为具体详细，他的“十全武功”总消耗超过白银1.5亿两。但南巡的费用就没那么好计算，毕竟相关项目众多，衣食住行、减免赋税、奖励官员文人等等牵涉面大、承担方繁杂，难以有效统计；而且这种消耗不同于军费，是皇帝本人享用的，很多项目不可能以具体金额计算。

据后世估算，乾隆六下江南的相关消耗总计约为数千万两白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做个对比也许更加直观：康熙在位的最后一年，户部库府白银约800万两；雍正即位后励精图治、整顿财政收入，巅峰时期积蓄到6000多万，但经过在西北方向的多次用兵，造成巨大消耗，留给乾隆的只有2400多万。

由此可见，乾隆南巡的消耗，可谓一个天文数字，所以不仅他本人表示后悔，民间对此也多有诟病。更为严重的是，他带动了官僚阶层的奢靡、铺张、迎合之风，为清朝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不过，乾隆最牛的地方在于，他会花钱，但也会搞钱。据他在位第51年发布诏书中透露，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折腾，但当时库府存银约7000万两，比父亲巅峰时期还要多，由此可见，当时确实是清朝经济的顶峰。但后世的皇帝没有他这份敛财的能耐，故而再也无法重现南巡这一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