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到无懈可击的逻辑、趋近于理想状态的执行力，打造了一个疯狂外卷、鸡血无上限的体系，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恐怖之处。无需长篇大论，咱们只需通过下面三句话，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上面这段话，道出了秦国“农战”政策的精髓所在：

人人都害怕打仗，此乃天性。没事，首先加重刑罚，让逃避参军所带来的代价比战死沙场还要严重，能够死在战场上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提高军功的奖赏，高到让他们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人人都厌恶，太正常不过。很简单，让种田的人获得最大利益，而对于那些脱离农业生产的商人课以重税，从而形成这样的逻辑：不种田就得买粮，但粮食价格高昂、朝廷征收的买卖税极重，人们就不得不放弃商业、手工业，扭头自己种田，从此“民之力尽在于地矣”。

“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主赏罚分明，对一个人的任命、赏赐只有一个依据：对方的功劳大小。

为了实现这一点，君主首先必须依靠法令定下的规则行事，建立起朝廷的信用；不展露个人爱好，避免小人投机钻营，堵住以权谋私的渠道；要遏制自己的喜好，杜绝因个人好恶对人进行任用、奖赏。

与这一主张类似的说法还有：“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其核心主张就是爱惜君主的羽毛，建立起百姓对朝廷法令的信用，公私分明，不以私害法，避免出现小人当道、奸臣弄权的现象。

“夫事同一体者，相监不可”。

这区区十个字，却道尽了监督权得以有效行使的基本前提：存在共同利益的人，不能互相监督，否则就形同于监守自盗。

商鞅举了一个例子：让马夫和马夫互相监督，那等于没有监督，因为他们的利益、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假如马能说话，让它和马夫互相监督，则是最高效的权力制衡，因为双方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马夫的职责是管理、鞭策马匹，而马则希望躲避处罚、在马厩里享受生活。

因此，当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商鞅不主张官员互相监督，而是鼓励官吏、百姓互相监察，官可以管民，但如果民发现官违背法令、行为不端，也可以公开上告，这一行为受朝廷保护。至于连坐制度，更是这一理念的系统性落地。

商鞅变法是一个繁杂、缜密的系统，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等方方面面；而且其落实执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商鞅死后仍在继续完善。而上面三句出自《商君书》的观点，几乎概括了这一变法的核心逻辑：

用国家法令的方式，驱使、诱惑秦国百姓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与战争；

为了保证法令的落实，君主首先摒弃私心，坚决按照功劳、贡献对大臣、百姓进行奖惩。如此一来，即使法令严苛，人们也会对朝廷、君王产生信赖，毕竟“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法令不能只管老实人；

在监察层面，避免官官相护，主张各阶层互相监督，避免国家权力成为特定阶层的特权。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什么商鞅变法的效力令人恐怖？

它的体系具有高度指向性，即：崇君权、促耕战、富国强兵，所有的法令都围绕这些目的；

落实这些目标的核心措施就是凭军功定官爵，即利益的来源渠道只有一个：军功，除此之外，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官二代，只要没做出贡献，那就没资格享受富贵；

而更让人佩服的是，历代秦王基本没有破坏这一规则，不用个人喜好取代国家法令。再加上盘根错节的监督体系、基层的什伍连坐制，秦国的变法得到高效贯彻执行。

经过商鞅的苦心经营、历代秦王上百年的坚持，秦国被彻底改造成了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史书称，秦人听到打仗便互相庆贺：“民闻战而相贺也”；人们送子弟上战场，都是鼓励其英勇奋战，毕竟如果家里人在战场上表现不佳，结果是“若死我死，乡治之”，全家人都得倒大霉。

当然了，虽然商鞅变法具备明显的历史进步性，但我们也不能对其一味歌颂、而忽视了其局限与弊端。比如，它过于夸大法令的作用、迷信严刑峻法，利用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进行刺激，把人当成了机器，却忽视了他们的情感需要与基本人性。

过犹不及，任何事情都得有一定限度，特别是当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后，人们久绷的神经急需调节、原有体系已经不符合新的时代时，秦朝却继续维持对法令的迷信，二世而亡自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