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监察御史，可能是入职要求最高、最难混的官职了。

无论学识、年龄还是资历，都有严格规定，缺一不可。

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身正。一旦有人弹劾你，如果说不清楚，御史肯定是不能再做了。

明朝设都察院（前身为御史台），领导班子依次为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和左右佥都御史。

然后在全国按照十三道分设110名监察御史。

这110人，虽然只有正七品的官秩，却能“大事奏裁，小事立断”，行监管弹劾之权，是典型的人微言却重、容易受伤害的良心岗位。

印象中，明朝官员中铁骨铮铮的汉子，大多都做过监察御史或者六部的给事中（职责类似监察御史）。

明武宗时期的张士隆，就是一位绝对合格、一生都在抗恶为善的监察御史。

一、治小人

1506年，首辅刘健领着一帮硬骨头（好多都是御史和给事中）上书，请求明武宗诛杀专权的大宦官刘瑾，却没有成功，一怒之下，干脆辞职不干了。

位列明朝四大宦官之一的刘瑾，是坏得最无下限、也是最辛苦的一位，因为无论是孝宗还是武宗时期，有太多不怕死的御史们，都在前赴后继地跟他死磕。

曾经依附刘健的光禄卿李良（曾经也做过御史，现在已升到三品官），立刻换了副嘴脸，将已经嫁给刘健孙子刘成学的女儿，改嫁给了举人朱敬。

这事儿被很多人所不耻，但却拿李良没办法。

1512年，37岁的张士隆正式担任监察御史，办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弹劾李良。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6年，但张士隆把案子调查得清清楚楚，让李良无地自容，只好主动辞职，天下的读书人听说此事后，无不大呼痛快。

二、斗宦官，斗佞臣

明朝宦官的嚣张不用多说，无论朝廷还是地方，除了少数正派，大多都是祸害无穷、无人敢管的存在。

而他们还往往与佞臣相互照应，基本控制了皇帝的言路，可谓“发达双保险”。

所以，告“宦官+佞臣”的状，不仅十有八九要输，还得搭上自己的仕途甚至性命。

但张士隆却完全不鸟。

结果怎样，他无法左右，但弹劾，是御史职责所在。

1、凤阳织造宦官史宣，出门前要在车夫前放两根棍子，号称“赐棍”。

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人，当场就打甚至打死，当地人闻风色变，连张士隆的顶头上司都御史都不敢管。

1515年，张士隆来到凤阳巡察，立刻下令查办史宣，将他的罪行及贿赂一一列举出来，呈奏武宗，可惜武宗并没严办史宣。

2、锦衣卫千户廖铠，仗着叔叔陕西镇守太监廖銮，以及当时武宗最宠爱的佞臣钱宁的势力，在陕西横行霸道，连给皇帝送边防急报的车都要避让他。

1517年，张士隆得知此事后，同样没犹豫，直接把这一串儿恶人告到了武宗那里。

但武宗还是来了个“收到，不回”。

明朝的中后期，其实就是在这种无奈中，一步步跌入深渊：

正直的官员们层出不穷，恪尽职守，奋力守护着他们的道义；

而恶人们却更懂得生存，把皇帝拿捏住就好。

三、造福地方

屡次招惹宦官和佞臣的张士隆，很快就被贬到地方。

在地方上，张士隆也同样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

1、1513年在河东巡察时，张士隆一面不遗余力地打击恶霸，一面兴修道路，抑制盐价，还带头集资了当时河东地区的最高学府“河东书院”。

这个书院，直到上世纪前叶时还有。

2、1518年，张士隆被贬到晋州，带头向百姓传授《齐民要术》，治理水患，让农民收入翻番。

3、1521年，明世宗（即嘉靖）继位，张士隆恢复了监察御史，并被调到汉中做守备副使。

汉中当地有一伙号称“贼主”的土匪，官府一直拿他们没辙。史载：

大抵逋逃者擅为业，岁货军官与通，则吞并弱小，藏大盗，伺便出掠。又好报雠杀人，急则生变。朝廷特置都御史镇之。仲修首按军官，殛贪用良。贼有王大、王二、阎仲良，结回回为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亲识，急则投匿，号曰贼主。

张士隆的应对方案则直截了当：

向土匪发出悬赏，捉住贼首的都有出路，否则就一把火，将几个山头烧个干净！

很快，贼首王大、王二、阎仲良都被当地人送到了张士隆的办公室。

1525年，张士隆在汉中的任上去世，享年50岁。

明朝监察御史的年龄要求是30-50岁之间。

在这个岗位上，张士隆36岁试用了一年，从37岁正好干到50岁，中间断了3年。

他似乎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的工作而生的，一年都不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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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