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谈到文学革命运动时，说过这样两段话：

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当时还传入不多──引者）。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1]

为什么“到民国初年”，“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已渐渐输入得很多”呢？这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派往外国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到民国初年终于达到相当规模，形成盛大的文化气候有关系。

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国向西方国家以官费派出留学生，始于1872年。这一年起，清朝政府根据两年前曾国藩的奏请，派容闳（1828—1912）分批率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国学习。[2]随后在1877年（光绪三年）及其前后又派萨镇冰、严复等八十一人到英、法、德国学过海军。到1896年，甲午战败后的第三年，则开始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当年只派了十三人，往后却越来越多，远过欧美而后来居上。其间原因，一是两国国情较为接近。二是日本由变法而强大，又保留帝制，比较切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用当时驻日公使杨枢的话来说，即是：“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3]三是中日间一衣带水，距离甚近，可节省经费。自芝罘或上海到东京，即便乘坐头等船舱，花费只需六七十元，行程五六天就可到达；不像前往美国，航程要一个多月，旅费至少要三四百两银子。当时日本生活费也比较便宜，只抵欧美诸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到1905—1906学年，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竟创下八千人以上的纪录。那时驻日公使杨枢曾说：“现在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者，约一万余名，并各地方学校留学者，共计一万三四千左右。”[4]据《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书作者李喜所的统计，从1896到1912年，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总计有三万九千零五十六人。19世纪末年（1895）和20世纪初年（1903），中国还开始向俄罗斯派出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5]这样，到“五四”前夕，中国外派连同自费的留学生总数当在五六万之间。五四时期由于爆发反日运动，去日本的留学生少了，去欧美的却大为增加，而且留学的方法、途径也多样化起来。除用庚子赔款继续留学美国外，仅1919年至1920年，就有一千七百多名中国学生通过勤工俭学途径留学法国。20年代初，还有数百名学生到了苏俄，在东方大学等校学习。留学生学成归国，很多在大学、专科学校教书，一部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各地出版机构、报社或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成为这方面的骨干力量。拿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来说，二百零二名教师中，留过学的占很大部分，他们取代了原聘的外籍教师，全体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再拿《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列有“小传”的一百四十二位作家（其中也有少数与新文学家论战者）来说，到国外留过学或工作、考察过的有八十七位，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留学或考察日本的有：鲁迅、陈独秀、周作人、陈望道、田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刘大白、沈尹默、穆木天、夏丏尊、陈大悲、钱玄同、欧阳予倩、冯乃超、罗黑芷、冯雪峰、陶晶孙、郑伯奇、张资平、滕固、白薇、叶灵凤、刘大杰、章士钊、王任叔、沈雁冰、沈玄庐、汪馥泉、梁启超、孙俍工、徐祖正、徐蔚南、庐隐、樊仲云、谢六逸，共三十七人；留学美国的有：胡适、陈衡哲、汪敬熙、林语堂、闻一多、梁实秋、冰心、洪深、杨振声、张闻天、梅光迪、胡先骕、朱湘、熊佛西，共十四人；留学德国的有：蔡元培、宗白华，共二人；留学英国的有：丁西林、袁昌英、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梁遇春、许地山、于赓虞、朱自清、李霁野、傅斯年，共十一人；留学法国及比利时的有：李金发、刘半农、李青崖、孙福熙、王独清、李劼人、郑振铎、金满成、梁宗岱、陆侃如、冯沅君、黎烈文、苏雪林（苏梅），共十三人；留学苏俄的有：瞿秋白、曹靖华、韦素园、沈泽民、耿济之、蒋光慈，共六人；留学瑞士的有：宋春舫。此外，王统照先后考察过日本、欧洲，胡愈之曾漫游欧洲、苏俄，高长虹20年代末去日本，后又去欧洲，在法国参加共产党。应该说，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能够兴起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背景。

五四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一代，是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不只懂得某些表面，而且了解内在精神及其最新发展的一代。前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像严复、林纾、梁启超等已经把西方一些理论著作，一批文学作品和若干文学观念介绍到中国，但他们其实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了解得还不多。林纾自己完全不懂外文。梁启超那些鼓吹政治小说功效如何神奇的言论，实际只是人们的想象和编造出的神话。康有为考察欧洲以后，居然得出西方国家经常发生政变是因为他们宫庭围墙太矮这样浅薄可笑的结论。而“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已了解得相当深入。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已有了极大的改变。

“五四”一代作家知识结构上第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外语掌握较好。

以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的一百四十二位作家为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一百三十位，占九成以上，他们一般都通晓母语以外的一两种外语，其中有译作的一百零三位，占百分之七十三以上。即使没有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的作家，还有不少照样是到外国留过学的。像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朱希祖，新文化运动重要参加者的李大钊、吴虞、许寿裳，还有李叔同、章克标，就都是留学日本的。像话剧作家余上沅、顾毓琇（顾一樵），语言学家赵元任，《学衡》的吴宓，就都是留学美国的。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就是留学德国的。1924年起发表长篇小说的老舍，则是长期在英国教书的。这些人当然也都通外语。

值得注意者，“五四”作家中有一部分学的专业就是外语。像废名、凌叔华、梁遇春、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大学英文专业毕业，梁宗岱、敬隐渔学的是法文，而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韦素园本来就专攻俄文。甚至还有一些作家精通西方多种语言，如林语堂，曾留学美、法、德诸国，不但懂英语，还懂法语、德语，而且能用英文写八部长篇小说，做到在西方畅销，197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据有的英文专家说，林语堂英文之好不仅在于英文本身，还在于他摸透了西方人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他是用这种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来写中国的人和事的。所以这位专家说，林语堂的英文好到了无法翻译成中文，正如他的中文好到了无法翻译成英文，一翻译就失去原文的味道。[6]我知道林语堂的一些中文小品确实写得不错，像《脸与法治》中的一段：“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的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对中国人脾性了解透彻，文字也用得恰到好处，从具象上升到抽象，产生飞跃而又比较精练，有汉语特有的那种排比的美以及由此带来的气势，翻译成外文就得补充很多文字，变得啰唆，没有味道。所以我也相信这位专家说的，林语堂的英文大概也很难翻成有味道的中文。外语能达到这种水平，是很难得的。

“五四”作家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时，经常会讲到同外文阅读的密切关系。叶绍钧在《过去随想》中说：“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鲁迅说他自己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7]。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也曾指出：“现在回顾这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的反复了一番。……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仓促而又杂乱地出现过来。”由此可见，文化程度高，外语掌握好，直接拓宽了“五四”作家的视野，更新着他们的思想与知识的素质。

“五四”作家知识结构上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具有相对丰富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

受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五四”作家最初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理、工、农、医等属于“实学”方面的专业，真正学习文学、戏剧、美术的并不多（留学生出国学政法的倒是相当多）。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赖和都学的医学，周作人学的是土木工程，丁西林学的是物理与数学，郑振铎、王思玷学的是铁路，赵景深学的是纺织，成仿吾学的是兵器制造，胡适最初学的是农业，后来才改学哲学，冯乃超、穆木天、章克标、李青崖学的是理科，夏丏尊、王以仁、朱湘学的是工科，汪静之学的是茶务，王余杞、朱大枬学的是交通，张资平学的是地质，洪深学的是陶瓷工程，顾毓琇学的是电机工程，胡先骕学的是植物学，汪敬熙、郑伯奇、白薇学的是心理学，滕固学的是艺术考古，诸如此类。加上一部分人学习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像徐志摩、宋春舫、陈西滢学的政治经济学，孙俍工、徐玉诺、王任叔、许杰学的师范，等等），其中也有理工常识，因此，总起来说，“五四”作家接触理、工、农、医及数学乃至天文等知识的就相当多。这种情况对文学发展有弊也有利，弊在文学修养可能不足，却也有好的影响，而且利大于弊。以徐志摩为例，他虽然学政治经济学，但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天文学、数学非常有兴趣。他自己在《〈猛虎集〉序》里说：“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1921年4月第三卷第八期上就发表了徐志摩写的《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一文。他参考了六种有关相对论的英文著作，对“四维时空”等科学概念，作了深入浅出、生动直观的解释。那时距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创立才五年，距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才十五年。徐志摩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的人（1921年正是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的一年）。梁启超说他原先对“爱因斯坦的哲学”看过许多“却未曾看懂”，直到看了徐志摩这篇文章“才懂了”。[8]刘半农是语言学家，他在1921年就向蔡元培提交“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计划书”，认为“研究中国语言，并解决中国语言中一切与语音有关之问题，非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不可”，这导致他首次在中国建立“语音乐律实验室”。这种科学的基础训练，对“五四”作家有极大的好处，不但推动他们去接受理性启蒙精神，形成比较稳固的科学世界观，而且造就了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现代性与宽广性。

科学知识也有助于“五四”作家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以来的多种文化思潮与文艺思潮。没有科学知识做基础，“五四”问题小说就不会那么“热”，反迷信的主题不会那么盛行；没有科学知识做基础，“五四”作家接受写实主义也许不那么容易，因为写实主义作为自觉的创作方法和文艺思潮，它的兴起是和近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观察和思维趋于细密直接关联的。王蒙曾说：“现实主义写对话如闻其声，写肖像、场景如月光、晨雾、树林、暴风雪、海、船使人如临其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我觉得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在描写上的功力与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发展有关，中国古典小说不重细节的描写，重在意会，写一个女子好看——身如弱柳，面似桃花，这无法从实证的角度去分析。而西方的几何学、光学比我们发达，给它的文学描写带来一种准确感、精确感。”[9]他的这个体会是有道理的。科学知识的充实和丰富，加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使一部分中国作家趋向写实主义。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宽广，也直接影响到“五四”作家的艺术思维和想象力，影响到他们创作意象的构成。没有对弗洛伊德学说和现代心理学的了解，现代主义思想、现代主义艺术方法的接受也变得没有可能，鲁迅的《补天》《白光》以及借梦境来构思的大部分《野草》，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Löbenicht的塔》，以及像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林如稷的《将过去》，郁达夫的《青烟》这些小说或散文，恐怕都很难产生。没有现代天文学知识，“五四”诗人们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宇宙意识，冰心在《繁星》里大概就不会写这样的诗句：“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十四》）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也不会提出这一系列的问题：“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自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在？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着你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是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徐志摩也不会在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的第二年，用散文诗的方式写“夜，无所不包的夜”，“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飞出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最后飞出气围，飞出了时空的关塞，当前是宇宙的大观！几百万个太阳，大的小的，红的黄的，放花竹似的在无极中激荡，旋转……”（《夜》）这是在地球上静谧的夜晚宇宙中同时呈现出的极其壮丽的景象！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五四”一代作家艺术想象的特点。

第三，“五四”作家在人文精神方面，最重要的是接受了人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念，或者叫作个性主义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虽然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权”，但那还只是先驱者个人的觉悟，只有到五四时期，这种思想才成为一代人的共识，形成时代风尚。通常所谓“文学革命最大功绩在于‘人’的发现”[10]，这“人”，就是个体本位意义上的“人”，其内涵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尊重每个人的主体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品格。《新青年》讲的“民主”“平等”“自由”，其基础就是尊重人的个体权利。所以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人道主义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接受这种个性主义思想，对于历来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强调个人权利的中国人来说，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巨大变化，也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五四时期，小说《伤逝》女主人公子君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小说《隔绝》女主人公所说的“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几乎成了青年知识界共同的口头禅。然而，所谓个性主义、个人主义，并非后来人们误解的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自私自利。恰恰相反，既然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那就是说，人们不但要懂得自尊，还要懂得尊重别人；自己不受别人压迫，也不去压迫别人；自己不做别人的奴隶，也不让别人做自己的奴隶。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要改变“人吃人”现象、“救救孩子”、做“真的人”的实际涵义，也是《故乡》中“我”听到闰土叫一声“老爷”禁不住从灵魂深处感受到震颤，强烈地要求打破人和人之间那层“可悲的厚障壁”的原因，以及《阿Q正传》中鲁迅为“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感到愤怒，同时又为阿Q不准小D革命感到悲哀的道理所在。彭家煌有篇小说《Dismeryer先生》，正面表现了这一内容：一个在上海做工的德国人失业之后非常狼狈，只得住在别人的厨房里，靠变卖东西维持生活，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P先生想起自己过去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艰难，就对他很同情，想帮他找个合适的职业，却又无能为力。有一次偶然留德国人吃了一顿饭，德国人就误认为他们夫妇经济比较宽裕而又热情好客，以后他就常常在P先生夫妇吃饭时出现，还尽量帮P先生家里做点杂务。日子长了，P先生夫妇实在负担不起，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有一天，P先生的夫人就设法在天未黑下来时提前吃饭。这位可怜的德国人到亮灯时分又来敲门，还带来他变卖最后一点东西换来的菜，但看到的已经是碗盘狼藉的场面，以及夫妇俩非常尴尬的表情，于是他明白了一切，颓丧地退了出去。等到P先生责备夫人，他夫人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应该，再去诚心诚意地请他吃饭时，德国人推托说自己已经吃过了。而且，从第二天起，人们在这栋房子里再也见不到这个德国人了。小说细致真切地写出了处于困境中的三颗善良而又各有个性的心灵，他们相濡以沫，但又自觉地不愿给对方添加负担——物质的负担或精神的负担。他们懂得自尊，同时也懂得尊重别人，不愿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赶走一个不相干的人吃饭，甚至骂他几句，给他一点难堪，这在有些人太容易了，而在P先生做起来却很困难。这是真正表现现代人应有的思想的小说，在“五四”以前的时期很难出现。

个体本位思想扩展到国家、民族关系上，那就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既不受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压迫，也决不要去压迫别的国家、别的民族。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深深感受了国家贫弱遭欺凌的痛苦，都在探索改变国家命运的途径，但他们追求的目标其实很不一样。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希望国家富强起来，恢复中国作为天朝大国的地位，继续成为世界的中心。王韬主张学习西方，最后让中国强大，使西方臣服。他说：“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他坚信，西方将在重新强大起来的中国面前“俯首以听命”[11]。康有为写过一组《爱国歌》，用一种傲慢的口气声称：“唯我有霸国之资格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诗歌末尾以这样的信念收束：“纵横绝五州兮，看黄龙旗之飞舞。”[12]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也说：“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唯我少年享之。”1908年，上海小说林社出版过一本小说叫《新纪元》（署“碧荷馆主人”作），是有关中国未来的畅想曲。它写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经过八九十年变革，到20世纪末年已经国富兵强，人口一千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国上议院在1999年决定废除公元纪年而改用黄帝历（公元2000年，据说正是黄帝纪年4709年），这引起白种人国家的害怕，并引起匈牙利国内黄白人种间的冲突。匈牙利国王请求中国大皇帝出兵保护，终于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结果中国在全世界黄种人协助之下获得胜利，迫使欧美各国签订有利于中国的和约。匈牙利从此也改奉黄帝历。于是万国来朝，中国达到鼎盛时期。这些人构想的目标，都是要让中国称霸。但五四时期鲁迅等人追求的目标已完全不同。鲁迅希望中国富强，却决不希望中国称霸，决不希望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他只希望中国平等地屹立于世界各国面前。鲁迅把那种让中国称霸的想法叫作“旧式的觉悟”而加以谴责。当有人津津乐道于“朝鲜本我藩属”时，鲁迅却感到这类思想的“可怕”，他在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之后说：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13]

在《医生》的译者附记中，鲁迅又说：

人说，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这很奇异，但让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罢。我所想的，只在自己这中国，自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14]

可见，无论在对待国外的弱小国家和国内的弱小民族方面，鲁迅都主张平等、主张正义、主张和平相处。他不愿自己做别人的奴隶，却也不愿别人做自己的奴隶。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现代性，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测量出了鲁迅与康有为那代人思想上的距离。鲁迅和“五四”一代作家向往一种平等、合理的社会，不希望有压迫和欺凌。

第四，也许由于进入一个新的觉醒时代的缘故，“五四”作家对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浓烈的兴趣。

尤其年轻的一代，他们不断讨论人生是什么以及树立怎样的人生观等问题。正像冰心1920年写的一篇小说中主人公说的那样：

“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生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15]

这位主人公所说的，其实也有冰心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在内。那时的知识青年都希望从哲学上寻找答案，这反映出“五四”一代是思考的一代。体现在小说上，就有像俞平伯的《花匠》、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孙俍工的《前途》、冰心的《超人》等一大批哲理性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有情节，有的只是象征性的速写，寄寓着人生的感受和生活的意味。“五四”作家对人生哲学的看法大致上有三派：以冰心、王统照、叶绍钧、夏丏尊等为代表的作家，积极主张以“爱”和“美”的哲学来唤醒人生、温润人生、弥合人生、改造人生，他们的一些小说创作（如冰心的《悟》、王统照的《微笑》、叶绍钧的《春游》《潜隐的爱》），都渗透着爱的哲学。另一种，则以文学研究会庐隐、浅草—沉钟社林如稷、创造社郁达夫等为代表的伤感、厌世、苦闷、彷徨的倾向。他们对人生的答案是四顾茫然，厌恨交加，觉醒了而感到无路可走，他们的情绪比较消沉、悲观一点，而对现实的感受则可能比较深刻一点。鲁迅说他们吞饮了尼采、波特莱尔等的“世纪末的果汁”。还有一派带点道家、佛家的色彩，主张任其自然，反对人为的剪裁压制，坦然迎接命运的考验，但还是积极编织人生的网，虽遇风雨也不消沉气馁，那就是许地山、俞平伯等（他们两人也不一样）。

这种对哲学的追求，对人生的追问，其实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在欧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人们对它的反思。战争像一部巨大的绞肉机，四年当中屠杀了千千万万生灵，摧毁了人们对科学发展的乐观情绪以及所谓“科学万能”的幻想，带来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消极方面还带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享乐主义。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到欧战前后人们的思想：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侭这几十年尽情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们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升腾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地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年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16]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20年代初就引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既破除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哲学——玄学的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庸俗的机械唯物论以及科学万能论的许多说法，因而为胡适、陈独秀的科学人生观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在国外留学的青年，他们没有国内青年那么多玄想，他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各种问题。如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民族歧视，等等。他们对民族歧视感受尤深。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在《洗衣歌》等诗中强烈地表现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屈辱感和愤怒抗议声。许多在日本的学生同样深刻感受到弱国子民所受的民族歧视：鲁迅在仙台医专考得“中上”的成绩，竟被日本同学怀疑为作弊来的；郁达夫更是经常感到中国人被日本人看不起；郭沫若当时曾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留学生活：“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17]另一突出感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战场的严重后果以及贫富悬殊等问题。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到曾经是欧战主战场的法国，面对的是经济萧条，见到的是贫穷与衰败。有的学生甚至发现当时的上海比巴黎生活水平还高。他们观察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问题，因而最激进的一部分人把注意力转向一种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有些保守一点的知识分子则以发扬国粹来抵御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沦丧，形成学衡派和后来的新儒家。这样，西方文化思潮中保守的新人文主义和激进的先锋派──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都易被一部分人接受。

“五四”一代作家对西方文学及其发展历史当然也有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只要对比一下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两篇文章就清楚了。现代的较为科学的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从“五四”一代才真正建立的，在此之前，一直留有将文学和非文学的文章混在一起、含糊不清的状况。这方面暂且留待其他机会再作探讨。

那么，我们能否把“五四”一代作家估计成“西化的知识分子”呢？似乎还不能。

这代作家从童年时代起，几乎都受过传统的旧式文化教育：上私塾，读四书五经。鲁迅参加过县考，中过秀才。蔡元培更参加过京考，中过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后来的年轻一代只是因为清廷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才切断了中举当官的人生道路。他们批判“三纲”，反对“三纲”，主张个性解放，看来很激进，但伦理道德观念深处，仍保持着不少传统的东西。特别是恪守“孝”道，一般对父母尤其对母亲是很孝敬的。正像鲁迅小说《孤独者》里那个魏连殳，给人印象很古怪：“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男女平等的新思想的传入，似乎更使人们同情、尊重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多尽一份孝心。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个人婚姻上。以鲁迅为例，他很不愿意同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朱安女士结婚。但为了不使守寡的母亲伤心，1906年他仍然从日本回到绍兴完婚，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以满足母亲的要求。在五四时期写的随感录中，他苦涩地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18]同样的情形在胡适身上也发生了。这位被人们视为五四时期反传统的领袖人物，也遵从母亲之命同江冬秀女士在1918年初（或1917年底）结婚。他在1918年5月2日给少年时代朋友胡近仁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事。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在192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他同高梦旦谈话的要点，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害几个人的心罢了。”早年因父母包办而结婚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顾颉刚、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傅斯年、苏雪林等，他们都没有正面反抗。傅斯年十五岁就听从母命与一位姑娘成婚。虽然其中有些人后来经过自由恋爱又重新结婚，但当初接受包办婚姻，确实说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他们有极深的影响。

原载《现代中国》第一辑，2001年10月

注释：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101页。

[2]可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出洋见闻琐述》二书。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八，北平故宫博物馆编印，1932年出版，第34—35页。

[4]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

[5]参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1903年官费留俄学生为四人。

[6]见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日第17版。

[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可参阅刘为民《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第14章。此处引文见林徽因《悼志摩》，原载1931年12月7日《北平晨报》。

[9]王蒙：《小说的世界》，载上海《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2期。

[10]参阅茅盾：《关于创作》、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二集〉导言》。

[11]王韬：《变法（下）》，《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12]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14]《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15]冰心：《一个忧郁的青年》，原载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署名谢婉莹。

[1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任公近著》第1辑上卷，第19—23页。

[17]《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165页。

[18]鲁迅：《随感录四十》，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