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8岁被抓进监狱，永远失去母亲；14岁又被送往异国他乡，与父亲多年刻骨分离。这样的童年，实在令闻者叹息，听者心疼。

这是一个人的真实人生，他叫：毛岸英！他失去的母亲，叫杨开慧；他思念的父亲，叫毛泽东。

14岁时，带着弟弟毛岸青颠沛流离的毛岸英，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经几千公里的周密安排，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住进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中国革命家后代专设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

生活在这里的，除了毛主席的孩子，还有朱德、刘少奇、瞿秋白、李富春等革命领袖的后代。

毛岸英就在苏联长大，与此同时，国内正经历着艰苦的战斗，毛主席全心全意指挥领导战斗，战时他从未踏足莫斯科，也就是从未到苏联来看望儿子。毛主席与毛岸英，通过一笔笔落成的信件，来倾诉对彼此的思念。

毛岸英（后排左一）在苏联

毛主席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将毛岸英从苏联寄来的两兄弟合影放在枕头边，时常拿出来看一看，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原来孩子们已经长大了这么多。1946年初，毛岸英离苏回国，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再次出现在父亲面前，已经是个大人了。到这时，父子二人已经阔别许多年。

毛主席才从重庆谈判归来，身体抱恙，却还是抱病来机场接毛岸英。他和儿子已经近20年没有见面了，最新的记忆还是来自毛岸英寄回的照片，见到毛岸英，毛主席感触：“你长这么高了！”

毛岸英回到了延安，但他是在苏联长大的，衣食住行、为人处事都保留着在苏联时的习惯。刚回来时，毛岸英被中央办公厅安排在延安交际处，这里平时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吃住的标准都要高上许多。

起初毛主席不知道，他到延安交际处看望客人，注意到了毛岸英。毛主席亲自询问“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原来，是考虑到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不太习惯，组织综合考虑，才将他安排住在这里。过一段时间，毛岸英从延安交际处搬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

饮食上，他吃不惯小米、烩菜，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时，贺龙指示安排毛岸英在中灶就餐，当时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高、中、大三种灶，中灶一般是用来供部长、处长、主任用餐的，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

虽然党组织考虑的是毛岸英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地照顾毛岸英。但毛主席的原则是，不让亲人搞特殊，即使是思念多年的儿子，也不能例外。

毛主席叫来毛岸英，百忙之中亲自教导儿子：“岸英啊，你妹妹李讷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毛岸英便谢绝了贺龙的好意，按照战士的标准，每天到大灶就餐。

毛岸英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止表现在饮食方面，还有平时的与人交往上。

在苏联时，毛岸英习惯了直呼他人的名字，讲话随意，高兴了就旁若无人地开怀大笑，听不懂就耸耸肩、摆摆手，他喜欢用手势来表达个人的意见。

有一次毛岸英正好在着一匹马练习马术，毛主席看得了，认出那正是朱德的马，他问毛岸英，毛岸英回答：“我是得到朱德同志的允许，才骑他的马，练习马术的。”

他唤朱德为“朱德同志”。

朱德，革命领袖，比毛主席大7岁，与毛主席并肩作战多年，朱德的女儿朱敏与毛岸英年纪相仿，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论，朱德都当是毛岸英敬佩的长辈。

1939年，毛岸英还在苏联时，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受伤的胳膊，毛岸英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在革命家的后代们面前，周恩来指着毛主席、朱德的画像，曾说道：“毛伯伯、朱伯伯时刻关心着你们这些革命后代，你们一定要团结友爱。你们不要忘了中国，不要忘了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

毛岸英是该唤朱德一声“朱伯伯”的，但他保留了在苏联时的习惯，直接称呼“朱德同志”，这按照传统的习惯，显然是种不礼貌的行为。

听到毛岸英这么说，毛主席当即脸色一沉：“同志这两个字，也是你能叫的吗？”

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毛主席当年走上革命之路，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实地考察的。而今，毛岸英既已从苏联回到祖国，回到延安，就要适应延安的生活。

在毛主席住处屋外大柳树下的石桌旁，毛主席对毛岸英认真讲：“岸英，你现在回国了，不是在苏联了，要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做事一定要文静，要规规矩矩的和别人说话。”

毛主席明明白白告诉毛岸英：“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老人要喊爷爷、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哥哥、或称呼同志，不能随随便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

可见，他直呼朱德的名字，是不对的。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教导毛岸英，要到中国的“劳动大学”去学习，到农村去，去学习过去在书本上不曾见过的知识。

毛主席与贺龙商量过，最终决定将毛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拜劳动农民吴满有为师，请劳动英雄郝邦华当“教授”。

毛岸英之前总是穿着在苏联时的西装，走在人群中格格不入。出发学习前，毛主席让他褪下过去的衣衫，穿上旧灰布衣裤，旧衣服上还打着补丁。

毛岸英打扮成普通的农民模样，学着开荒、铺场、碾场、扬场，这些农活，是他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的；他也学做普通的农家饭，像焖黄米干饭、炒酸菜粉条、蒸米饭馏馍馍等等，都成了他的拿手好菜；他自己缝掉下的扣子，补破掉的衣服......

毛岸英肯吃苦，善于学习，他从一开始的一无所知、完全陌生，到后来成为融入劳动人民群体、和劳动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好青年。

劳动锻炼过的毛岸英，与回到延安之初的他已经截然不同。

1946年下半年，22岁的、经历过全新成长的毛岸英被调到中央宣传部，负责文书和翻译工作。任职之前，毛主席问：“你的‘毕业证书’呢？”

显然，这不是指他在苏联上学的证书，是指他在“劳动大学”的证书。毛岸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自己那双已经长满老茧的双手伸了出来，这双手，就是他成长的最好证明。

以后，毛岸英不仅是作为毛主席的儿子，更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他随中宣部有序撤离延安，到西柏坡；又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1949年毛岸英提前到北平，为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进驻北平做准备。

在祖国大地上，毛岸英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已成长为新的模样！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他终于到了儿子毛岸英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毛主席1950年回国，同一年，毛岸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战场......

这个在他乡长大的孩子，终于还是长眠在他乡！可他的家乡，他的父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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