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总理很少这样大发雷霆。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是姬鹏飞、乔冠华等我国外交部的主要领导。而这罕见的一幕，发生在1969年。

姬鹏飞，是周总理亲自点将调入外交战线的。

1949年底，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姬鹏飞在杭州接到去北京的命令，之前的岁月里，姬鹏飞都是带兵打仗，如今中央让他改行当外交官，姬鹏飞的心情格外复杂。

接到中央命令，他没有先去北京，而是先到上海，找到老领导粟裕，希望粟裕能帮自己，向毛主席、周总理说情，让自己如愿留在部队。是粟裕告诉他：“国家哪里需要军人，军人就要去哪里。军人的任务，不止在战场上，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别无选择。”

姬鹏飞醍醐灌顶，离开上海即去北京外交部报到，成为第一个被周总理点名的、也是最年轻的“将军大使”。周总理亲自教导他，外交同军事一样，是“文打”，也是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姬鹏飞与大平正芳

自姬鹏飞到外交战线工作，他先被任命为我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团长，后来又回到国内，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务。他总是能卓越完成中央交托的外交使命，不负周总理所托。但在多年外交生涯中，姬鹏飞也曾受过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那是发生在1969年的事。

1969年初，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离任回国。一个多月后，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乘机抵京(下文称为“罗博”)。

姬鹏飞（左二）

姬鹏飞时任我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负责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罗博大使来到北京后，姬鹏飞特地组织了一场宴会，迎接罗博大使。受邀出席宴会的，还有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首席馆员泽契·阿果利、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礼宾司副司长韩叙等等。

席间，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频频举杯，热情招待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的各位。宾主双方，觥筹交错，友谊亲密无间，大家都喝得十分痛快。

罗博大使初来乍到，仅仅是浅尝辄止，始终保持着大使的仪态；与罗博大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的首席馆员阿果利，他举杯畅饮，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阵势，与姬鹏飞、乔冠华一杯接着一杯的喝，宴会期间，气氛好不热烈。

姬鹏飞、乔冠华的酒量都很不错，尤其是乔冠华，过去还有个“酒仙”的称号。一来二去，虽然阿果利嘴里叫着“我没醉，我没醉......再干十杯我也行”，但大家都看得出来，阿果利喝醉了。

阿果利在宴会厅稍稍坐下休息了一会儿，就趁大家不注意，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并且在小轿车中，已经喝醉酒的阿果利坐在了驾驶位，显然，这个举动是无比危险的。而祸事，也很快发生了。

车辆行驶过程中，撞到了一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中国工人，地上瞬间流下一摊血泊，那工人倒在地上，当场丧命。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将原本醉醺醺的阿果利直接给吓醒了。

阿果利闯了祸，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两国领导人那里去，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作出决定，将阿果利调回国，立刻结束他在中国的外交生涯。

我们国家的周总理也亲自接见了罗博大使，安抚对方：“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

周总理说这话时，对阿果利闯祸的前因后果并不完全了解，之前外交部出示的简报上，毕竟也只是概述，周总理虽知此事，却不知全貌。

在周总理身边担任阿尔巴尼亚语译员的范承祚却是亲眼目睹了此事的经过的，范承祚在周总理身边做事多年，深受实事求是的教导，思虑再三，范承祚选择将此事如实向周总理汇报，而周总理也因此勃然大怒。

自建国伊始，周总理便在我国外交战线上耕耘。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有多不容易，他是一点点见证并参与过的。周总理的酒量也不差，但在外交场合中，他喝酒十分克制，很少让自己喝醉。

如果他喝醉了，周总理会自己认错。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周总理去了苏联，为日内瓦会议做准备，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宴会，宴会上敬他酒的人很多，周总理同各位苏联领导人一一碰杯，在这样的敬酒攻势下，周总理当场踉跄，他喝醉了。

后来回国，周总理亲自向毛主席认错检讨：“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他诚挚的态度也获得了毛主席的谅解。甚至在1965年之后，他下定决心戒了酒。

在各种外交场合中，周总理对自己、对外交人员的要求都十分严格，毕竟他们代表的不是个人，是我泱泱大国。他不允许外交人员失态，更不允许自己行为有失。

更何况阿果利惹祸，是在北京，我国的外交人才当然也为此负有责任。

周总理一得知事情因果，当即将姬鹏飞、乔冠华、韩叙等人叫来，严厉批评姬鹏飞：“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

他的语气极其严肃：“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该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

周总理一番教导，大家垂首恭立，对周总理的批评心悦诚服。

阿果利离开我们国家之前，周总理又亲自与罗博大使、阿果利谈话，他安抚阿果利受到惊吓的心，同时也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主要责任在我国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并承诺，会妥善处理好那位不幸遭祸的工人的善后事宜。

周总理也了解，阿果利是不想离开中国的。那年庆祝五一劳动节时，周总理又见到罗博大使，他向罗博大使提出：“能不要给阿果利处分吗？”

不过罗博大使还是表示：“阿果利犯了错误，必须调回，请总理不必费心。”

周总理纵然想挽留阿果利，但也不得不选择尊重阿尔巴尼亚方面的决定。

亨利·基辛格（左）和姬鹏飞

1969年5月，阿果利离京到上海，计划从上海返回阿尔巴尼亚，上海的领导人、还有特意赶到上海的乔冠华、范承祚陪伴阿果利夫妇在上海、杭州、无锡等地游览了一番，最后再亲自前往机场，送阿果利夫妇离开。

姬鹏飞、乔冠华等人的责任心、周总理的细心，都失落离开的阿果利心中多了几分慰藉。而阿果利的事情也给姬鹏飞等人留下很深刻的教训，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他们再不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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