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个深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毛主席久久未眠，点燃起一根香烟，在认真思索着什么。香烟燃尽，他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很快，电话接通了，毛主席开口说道：“我就知道你还没有睡。”

电话那头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原来，毛主席这通电话是打给西花厅的。时至深夜，让两位都久久难眠的，是关于一个人，他叫：郑位三。

郑位三，192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先辈，他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新四军二师、五师及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无数次艰苦的战斗中，都可见郑位三的身影。

创建鄂豫皖苏区初期，郑位三日夜劳累，在一位老乡家中病倒，患上疟疾。

敌人正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郑位三担心祸及百姓，告诉老乡：“你们把我连人带床抬到村口水塘边那棵大柳树下。”

他的想法当即遭到乡亲的拒绝，乡亲们不愿丢人他一个人，一旦被敌人发现，原本就生病的郑位三处境将更加艰难。

乡亲们最终拗不过他，还是给他盖上两床厚被子，将他放在柳树下。那时正值炎夏，别人都酷暑难耐，郑位三不得不盖着厚厚的被子。等敌人过来，乡亲们就声称他是患了传染病，敌人被吓住，不敢靠近，就用手里的枪刺挑了挑被子，捂着鼻子连忙躲开，郑位三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躲过一劫。

鄂豫皖根据地，是六大革命根据地中规模比较大的，这里自然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对敌人的疯狂“清剿”，郑位三在艰苦的条件下带领战士、人民坚持斗争。他的几位家人都因战争而身亡，郑位三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没有放弃。

而他自己，也在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染上疥疮，时常感染化脓，痛痒难耐，郑位三没有休息，而是每天继续和战士们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坚持战斗。

游击战

面对敌人的重兵出击，郑位三带领红军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陕南的游击战争中，郑位三又患上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那时作战条件尤为艰苦，战士们常常吃不饱，还缺医少药，郑位三生病，大家要给他弄点肉吃，郑位三坚持要和大家一起吃。

多年战斗生涯，郑位三长期与部队一起翻山越岭，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打游击战。抗日战争中，郑位三曾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与张云逸等人领导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二十余年的岁月，郑位三几乎都是在不同的战场上度过的，他曾面对了数以万计的敌人，他的身体也在这些日子里遭受了巨大的苦楚。

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生活，使得郑位三被多种疾病缠身，他长着一副大骨架，却一直很瘦弱。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位三参加完开国大典，回到湖北武汉。经党中央同意，长期体弱多病的郑位三被允许留在湖北休养治病。

郑位三住在武昌复兴路1号，这里与李先念的家只有一墙之隔，李先念和他是老乡，亦是老战友，李先念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后来郑位三又搬到武昌都府堤一套二层楼房居住，这里环境更加幽静，更适合疗养。

李先念

经党中央同意，郑位三不用负责任何具体工作。但他在湖北养病期间，也闲不住，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到群众中去，了解民情，继续为党和人民做工作。

郑位三养病期间，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都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希望他能尽快恢复健康，尽早出来担任领导工作。

1951年，毛主席家人在湖北调研时，毛主席特意委托其到武汉去，看望休养中的郑位三，关心他的病情。

毛主席的家人劝他去苏联治病时，郑位三却毫不犹豫选择了拒绝，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不懂俄文，去苏联会有诸多不便，只好留在国内慢慢医治。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

1953年，郑位三因胆囊炎住进了湖北医院，李先念、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得知这一消息，专程去医院看望他，询问他的病情。

几位领导人纷纷表示：“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到北京会诊。”刘少奇更是满怀期望的说道：“希望位老能早日康复，尽快出来为党、为人民工作。”

郑位三虽在病中，却也没有放弃工作，他曾给刘少奇写信，信中，他写道：“我的兴趣，第一在研究工作，第二在干部教育工作。”养病期间，他购买了许多理论书籍，用心钻研，也对建设人才队伍提出了不少有效建议。

从1949年到1955年初，郑位三长期在武汉居住。直到1954年，刘少奇给郑位三写信，希望他到北京养病、治疗。1955年春天，郑位三与家人从武汉搬到北京，在北京定居下来。

也就是在同一年8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

工资的定级标准会考虑到参加革命的时间、以及担任职务的高低。周总理十分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家人也坚决不要搞特殊化。譬如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总理严格要求，向中央报告，将邓颖超的工资降级。

对于那些参加革命多年、为革命事业、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周总理当然也毫不犹疑地厚待他们，为他们设立合理的工资待遇。

但郑位三的情况比较特殊，算是给周总理出了道难题。

郑位三早早就参加了革命，这么多年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他为革命事业的付出，大家是有目共睹。但如今的郑位三，身上却没有任何的职务。

很快，一份报告就被送到了毛主席的书桌上。

报告言简意赅，写着：“毛主席，现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工资制度已定，但郑位三的情况太过特殊，关于他的工资标准、还希望你给出建议。 ”署名为“周恩来”。

8月的一个深夜，周总理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两位领袖商量起郑位三的工资待遇。郑位三没有职务，赋闲多年，考虑是他是由于身体原因，再加上过去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贡献，毛主席深思熟虑，在电话中告诉周总理：“依我看，还是给他评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吧。”

经毛主席、周总理同意，郑位三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的待遇。每月有300元国家补助的津贴。

郑位三的工资待遇并不低，但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他不讲吃穿，生活上，炊事员给他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妻子给他买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着整齐干净就好，对于衣食住行，他没有任何要求。他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看书、看报、看文件、写东西、思考问题上面。

国家每个月补助他的300元津贴，这在当时是笔不少的钱了。郑位三没有想着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他把这笔钱拿出来，全部用来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

郑位三与家人合影

郑位三身体慢慢好转起来，也开始参加工作。

1956年召开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的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196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郑位三都连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对于世界形势、以及我们国家面临的新发展，郑位三都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而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郑位三的身体却愈发虚弱了，整个人都操劳、憔悴、瘦弱了许多，不过他都没有放下思考，还是经常伏案于桌上，专心致志地写东西。

周总理依然很关怀他，1973年，周总理亲自作出指示：“郑位三同志工资照发，立即搬回原住处，恢复原工资和有关生活待遇。”

郑位三也得以好好继续治疗养病，不过这没有挡住他病情恶化的趋势，1975年7月，郑位三终还是病逝。

是邓小平亲自表态：“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礼堂开。”邓小平告诉李先念：“我主持追悼会，你致悼词。”

1975年8月3日，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谭震林等领导人纷纷如期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这天，郑位三的追悼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在昔日老战友的依依惜别中，郑位三走完了这世间的最后一程。

即使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后人们依然记得郑位三的名字，书写着关于他的伟大的、战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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