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神话。但到了现代，史书与正统的史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大夏的存亡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现代，随着今文经学的崛起，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传统经典所构筑的历史架构也随之崩溃。同时，十九世纪由西方传入我国的史学，特别是注重实证性的容克史学，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而且，随着这两种思想的不断冲击，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也面临着空前的考验，很多被古人视为常识的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无稽之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的“疑古”思想也随之出现。而顾颉刚关于中国古代史发展的“分层”理论，则是“怀疑”理论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至今对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对于当代人们认识到，“神话”与“历史”的区别，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顾家等人对远古的事情也有所猜测，有不少疑问。而对于问题中的夏朝来说，当时正是“疑古”思想最为严重的时期，关于夏商周王朝的历史，一直存在着许多问题。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一个被西方史学家所承认。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考古学。中国史学界十分重视传承问题。但是，西方史学家缺乏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只能依靠考古发掘来构建完整的史学谱系。

当殷墟被人发现时，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然而，对于夏朝的怀疑却从未停止过。但是，随着殷墟的发现，倒是让人对大夏遗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经有不少人认为，这里是夏朝的遗址，或者说，这里是龙山。49年之后，在我们国家的田野发掘中，我们对这次发掘抱有很高的期望。《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西北大学历史系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1959年4月至5月在河南省洛阳市附近豫西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夏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科学调查，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考察活动。它对于研究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研究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夏人的聚居地以豫西为主，而中原也有他们的足迹。

至今，在豫西和晋南一带，已发掘出可供科研使用的遗迹百余个。登峰玉村出土年代与郑州二里岗区殷墟年代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其年代应属于夏代。这一新的发现，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关于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序幕。洛达庙是郑州新近发现的文化遗存，因为它和郑州二里岗文化有共同的文化要素，而且比二里岗和河南的龙山更早形成，它的出现让“洛达庙式”艺术很好呈现在大众视野里。是考古界的一个里程碑。二里头遗址第一次被挖掘是在1959年，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比“洛达庙”大，因此一些学者便把“洛达庙”的名字改为“二里头”。就这样学者提出河南和山西两国“夏”文化有较大区别的这个想法，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二里头文化则处在“夏”文化发展的“中、后期”，它所构成的夏代文明恰好处在这个时期。这一次的发掘工作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以及夏朝发展演变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是根本的问题。首先，迄今尚未找到与夏代有关的文献材料。这说明我们的文化起源于殷商时期。关于夏王朝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很多学者都持同样的看法。比如裘锡圭等人就曾经提出过“有语言”的主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主张都没有被证实。或许永远都不会被证实，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而已。其次，关于夏文化的时代划分问题，人们还存在着一些争议。那么，二里头是哪个时代？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众说纷纭。二里头这边也是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俩人是什么情况？这件事，终究还是要有一个结果，那么，关于大夏的文明，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问题。二里头遗迹正在修建一座博物馆，原本他们是想将夏都命名为“夏都”的，但考虑到官府的谨慎，他们并没有将“夏都”二个字写上去。

怀疑论者的问题也许从来都得不到解答。因为考古并不能完全还原出一段真实的历史。另外，这次发掘，纯粹是个偶然。然而，仅仅从考古的视角来认识这一段历史并不足够。中国历史研究，本就没有以考古为根基。考古与历史是两码事。文学之功，不可诬也。 《夏本纪》、尚书、左传与夏同者，皆谓之夏。就算二里头不是大夏国，就算我们没有发现大夏国的遗物，也未必就没有，只要没有发现，也未必就没有大夏国的文化。比如大禹治水，我们可能没有从考古学上找到证据，却并不意味着没有大禹的历史。虽然没有书中记载的那样准确，但也并非完全是神话。毫无疑问，大夏是真正的大国。为的就是印证我宗祖师，在远古时代，所说之事。他的记忆，虽是错误，却也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