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六十五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国，趁着孙吴势力虚弱，一统天下，这才彻底解决了两汉时期的纷争。晋皇帝在位十余年，在前期的十余年里，他的国家已有了长远的安定发展之势，此时的他，四海一统，四海太平，政坛和社会安定，他的统治受到了各个士族的拥护，司马氏成为了他的统治者。而西晋的建国，也符合了这个世界的大势。但是，在维持了51年之后，西晋就被其他国家给攻陷了，从外表上来看，两个国家的灭亡是因为晋惠帝时代的混乱，但事实上，这与汉朝皇帝的无能脱不了干系。也正因如此，才造成了西晋末年奢靡之风，朝廷不堪，内患丛生，外戚专权，宗室势力膨胀，国家灭亡。一名将建国之功与毁国之责融为一体的封建皇帝，他在统治上的失误，为今天的领袖们治理国家带来了许多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居安思危、放任自流、贪图享乐是影响统治根基的重要因素。晋武帝司马炎的平吴二十五年，以二百八十九年的“平吴为界”为界线，这是晋武帝勤政、勤政的开端。也就是因为武帝在平吴之前的十六年里，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了生产，稳定了社会，充实了国家，才有了“太康之治”的局面这就是“世上无穷人”的由来。但是，在灭掉吴国后，司马炎失去了他的勤奋，他的政坛心态也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到了后来，他更是将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是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让自己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不再理会政务，而是沉迷于享乐，扩大了他那匪夷所思的后宫——在孙皓的身边，还有上万个侍女。这些失败的举动，都显示出了司马炎已经不再是当初的睿智，他的许多反叛，让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而晋朝武帝的统治方式，因为他太过仁慈，造成了权贵之间的竞争，再加上他所处的时代，政坛上的懈怠，律法上的腐朽，造成了一场声名鹊起的暴发户，最终闹出了一场史中有名的“石冲”与王恺斗财的丑闻。就算是以才华横溢著称的“御膳房”，也是如此。一天吃一万个铜板，一天都没有着落。他的儿子何劲：吃遍天下名贵，一天的供奉，只有两万两银子。由于皇上的宠爱，加上门阀制给世家子弟带来的超常的政坛和经济上的优越性，这一切都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极度奢侈和腐化。其最坏的结果之一，就是使一个民族的阶级分裂，进而使一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极其不均衡。中国传统的小农户的经济格局，也在汉武帝晚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太康后期，都察院尚书傅成曾两次上奏武帝，重述了乡村经济的衰败：自泰始开元以来，十五载已至今日。但现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一年不到，就会有人吃不饱饭，这是因为官员们的缘故。

同时，他还认为，上流社会的奢华是导致下等阶级生存困境的主要因素：其言，花销之大，胜过自然灾害。古人的土地虽小，却因节俭而富足；如今地大物博，人少，有的是圈套。不但平民百姓衣食无着，即使是那些当官的小官，也是穷困潦倒。《晋书·光逸传》记载：“广逸初任博昌知府，有知府派他来接，他顶着严寒，浑身湿漉漉的，又有知府不在，他脱去衣服，烧了他的衣服，然后躺在知府的床上。”今日若还，定会一怒之下，加重惩罚。易说：“穷衣服，打水不能代替。”再不暖和，就会被活活冻死。由于上层阶层对社会资源的过分利用，使得贫富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而鸿沟的持续存在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当这些冲突达到一定的外部条件时，就会转化为破坏统治阶级的统治根基的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也是西晋很快就会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仁慈的贵族，肆意妄为，触犯了律法。晋武帝在西晋初期，对法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泰始三年，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立法，修改了作为封建时代主要法律范本的《泰始律》，为金朝的法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到了武帝中叶，由于司马炎本人多次怠慢律令，放任律令，致使律令失序，社会秩序混乱。通过对《晋书》《资治通鉴·晋本纪》及其他有关当官官员的资料进行整理，我们可以看到司马炎仗着君王身份，徇私，肆意犯法的事例数不胜数，这里只列出两例，以作为证据。其中一件，就是泰始三年“善韬夺田”一事。司隶校尉李喜奏请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府司马睦，尚书仆射吴童，立进县今刘友等人，皆因“私吞公田”而遭控告。四个被告人中，吴涛的地位是一名高官和一代著名学者；司马睦为宗室，为诸侯；武孩以前也是个大官，当过大官。

只有刘友一个人是小干部。在这一时期，占有官田被视为重罪，李喜曾提议将山涛和司马睦革除，而武帝则专门下旨表示处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重视司法的正义；“法律之人，当以正义之名，而不是以亲近之人为之，而我又怎会放任其中之人？”第二个重点是，知府刘友是这件案子的元凶，应该严惩，“然而这件案子的起因就是这位朋友，他侵吞民脂民膏，蛊惑人心。恶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人则是为了惩罚恶人而考之。”第三个层次的解释很清楚，其余的人可以免除责任，比如“不犯错误的人，就不要再追究了”。圣旨上，司马炎无缘无故地赦免了王爷和他的亲人朋友们的罪名。可见，在武帝的思想中，士族所犯之罪，皆可免于律令，而律令亦可依君王之意而任意修改。第二件事，就是杨绣违反宪法的事情。羊瑞出生于望族，曾在左卫将军，中军统领等职位上担任要职，刘毅曾上奏其违宪，并提议将其斩杀。

不过，武帝对此的处理方式，还是派了齐王司马游去刘毅那里，替羊绣求情。以逸待劳。从汉朝后期起，中国西北地区的各个民族就陆续向内陆迁移，到了金朝，“大约有八百七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在晋武王时代，由于实行了较长时间的抚恤政策，导致了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晋书·四夷传》中说：“抚今追昔，故国怀昔。”二十三个国家，从四面八方进贡。从武帝登基至太康七年的21年时间里，先后实施了四次抚纳少数民族，使其内迁的人数达到了16万之多。在“中央抚纳”的影响下，“甸奴”、“鲜卑”和“羌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随着羯、氏等少数民族的不断迁移，“关中有百万人，而我却有一半以上”，这一时期，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在社会利益、生存空间等问题上，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对整个西晋王朝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时，御史台郭钦在奏武帝的奏章中，警告道：吾地强横，自古多有祸害，魏初民小，而我所占之地，则是西北诸州。

今日虽然臣服，但如再有百余年的防备，胡骑从平阳到上党，不过三天便会到孟津，北地，西河，太原，丰邑，安定，上郡，皆可赏赐给狄军。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提议，“帝不纳”。到了最后，皇帝陛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朝廷也没有对这一点进行任何的控制，最终导致了北狄渐盛，中原大乱。在阶级与种族矛盾的双重影响下，看似归顺的各少数民族往往各有各的心思，他们的高层人物抓住“八王之乱”后，西晋国内势力衰微的良机，群起叛晋，并以此为契机，一举推翻了统一的政权。司马炎在这方面的无所事事是其主要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晋书》也曾对武帝的失策做出过评价：至其初，盗改其旧，广设关隘，更引种于其上，纳菱莎后附体，开其新降，结其帐，填其野，盖其地。黎元之地，蛮荒之地。追寻其缘起，抑武皇之失意。而在南宋的历史学者胡三省看来，司马炎是“后胡乱华之首”。

少数民族的内迁固然是“五胡乱华”惨案的外部诱因，但武帝在统治的晚期，撤去州郡之兵，推行“都督”制度，却又削弱了维持西晋政权运行的内力，导致了中央、地方和少数民族三方势力的不平衡。平吴之后，武帝以为天下已经安定，应该让百姓安居乐业，一改长久以来的兵荒马乱，下令：去州郡兵马，大郡置武更一百，小郡五十。地方上的军事实力，远不足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永宁之后，土匪横行”的局面。一国之力不足，国力不足，天下大乱。在这种形势下，西晋采取了“刺史兼兵”和“民权”的政策，赋予了各州更大的军事自主权。但那时候，晋惠帝在位，朝廷的军力远不如平时，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州镇越来越多。这时，中央已经很难对当地进行有效的统治，造成了八王之乱期间，各地宗族家族都在各自拥有军队，并在各地掀起了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