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得知李达处境不好，见到王任重时，毛主席批示：要照顾一下

1966年的一个夏日，武汉大学校园内异常沉寂。往日熙熙攘攘的珞珈山下，少了往日的朗朗读书声。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发生了重大转折。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重要贡献，后来又成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李达，此时也处境艰难。当时正在武汉视察的毛泽东，通过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得知了这一消息。作为老战友、老同志，毛泽东和李达之间有着怎样特殊的情谊？在得知李达处境不妙后，毛泽东又是如何表达对这位老同志的关心？这个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折射出了怎样的人性光辉？

一、党的元老：从＂一大＂到脱党

1921年，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一起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们密切联系各地进步青年，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李达作为重要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李达积极发言，对党的纲领、政策等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因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这也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宣传主任。

在担任宣传主任期间，李达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他主编《共产党》月刊，撰写大量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同时，他还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在课堂上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3年春，由于与陈独秀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加上对党内某些做法的不认同，李达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虽然令人遗憾，但并未改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

脱党后的李达继续在教育战线上耕耘。他在武昌中华大学任教，开设哲学课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李达依然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等人展开思想论战，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

1926年，李达在武汉参与创办武汉中山大学，并担任教务主任。在这期间，他与在武汉的毛泽东多次见面，就革命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尽管已经脱党，但李达始终关注党的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革命工作。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继续在教育界工作。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二、重返教育岗位：武汉大学时期

1952年11月，对武汉大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的武汉大学正处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位既懂教育又有理论素养的领导人来主持工作。

李达到任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首先成立校务委员会，建立起民主协商机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他设立校长办公室，任命谭崇台为主任，理顺了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这些措施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教学改革方面，李达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亲自主持恢复武汉大学哲学系，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每周，他都会在教室里为全校师生讲授公共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李达经常结合实际案例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深奥的理论变得生动易懂。

1953年春季，李达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实践纲要。他强调：＂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武汉大学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

在李达的主持下，武汉大学开始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他多次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组织跨学科学术讨论会。1954年，他推动成立了武汉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为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提供了重要平台。

李达特别注重培养年轻教师。每当发现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他都会亲自指导。他经常深入各个院系，了解教师们的研究进展和工作困难。在他的扶持下，一批年轻学者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

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李达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制定了严格的教学检查制度，定期检查各院系的教学情况。同时，他还建立了教学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对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955年，李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重要认可。同年，在他的推动下，武汉大学的科研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多个学科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工作的开展，武汉大学的校园文化也日益活跃。图书馆和阅览室常常座无虚席，学术讲座场场爆满。珞珈山下，朗朗的读书声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到1956年，武汉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点高校之一。这一年，学校有6位教授被评为全国一级教授，其中包括李达本人。这些成就标志着武汉大学在李达主持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三、毛泽东的特殊关照

1956年春天，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工作。在得知李达在武汉大学任职后，立即表示要去看望这位老同志。当天下午，毛泽东便来到武汉大学，与李达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特意提到了李达当年在中共一大时的情况，并称赞他是＂黑旋风李逵＂式的革命者。

这个＂黑旋风李逵＂的比喻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兴趣。毛泽东解释说，李达性格耿直，说话办事都带着湖南人的火辣劲，像水浒传中的李逵一样，对待敌人凶狠，对待同志却真诚热心。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李达的性格特点。

在这次会面后，毛泽东对工作人员特别交代：＂以后我来武汉时，李达同志随时可以来见我，不用事先请示。＂这一特殊待遇，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事实上，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厚情谊。

195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与李达在东湖边散步。两人就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李达提出了自己对实践论的几点新见解，毛泽东认真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才结束。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多次过问李达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得知李达在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大纲》时，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同时，他还关心李达的身体状况，叮嘱湖北省委要特别照顾好这位老同志。

1957年，李达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大纲》的修订工作。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了这部著作，并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肯定了这部著作的理论价值。他说：＂李达同志的这部著作，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帮助。＂

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李达经常收到毛泽东送来的书籍和文章。每当看到有价值的哲学著作，毛泽东都会让工作人员把书送到李达手中。有时，他还会在书上写下批注，与李达交流读书心得。

1958年初，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他专门抽出时间，邀请李达到东湖宾馆一起用餐。饭桌上，两人谈起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经历，话题从哲学理论延伸到教育工作，气氛十分融洽。

这种特殊的关照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使在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关心这位老战友。每次来武汉，他都会想方设法抽出时间与李达见面，或是派人传达对他的问候。两位老同志之间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动人的一笔。

四、特殊年代的关怀

1966年盛夏，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在武汉大学，原本宁静的校园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作为武汉大学的前校长，李达面临着严峻的处境。一些人开始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批判，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他早年脱党的行为。

就在这个时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了解到了李达的困难处境。作为湖北省的主要负责人，王任重深知李达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他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当即做出批示：＂要照顾一下＂。这简单的四个字，体现了最高领导人对老同志的关心。随后，他还特别叮嘱王任重要妥善安排好李达的工作和生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湖北省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首先，派专人负责李达的安全，确保他不受冲击。其次，为他安排了专门的住所，远离喧嚣的校园。同时，还特别关照医院，随时派医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

在这个特殊时期，李达虽然不能正常工作，但仍然保持着学术研究的习惯。他继续整理和修改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对《实践论》的注释工作。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为他配备了一位助手，帮助整理资料和誊写文稿。

1967年初，武汉的局势更加复杂。为了确保李达的安全，省委决定将他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在转移过程中，工作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确保转移工作万无一失。

在新的住所里，李达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工作人员每天按时送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确保他的饮食营养。考虑到他的阅读需求，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书桌和台灯，方便他继续进行学术研究。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过问李达的情况。每当外出视察工作途经武汉时，他都会让工作人员转达对李达的问候。有一次，他还特意叮嘱要给李达送去一些常用药品，显示出对老同志健康的关心。

1968年夏天，武汉的局势略有缓和。在省委的安排下，李达终于能够在院子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工作人员还专门在院子里辟出一片菜地，让他能够适当活动。

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李达始终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仅体现在生活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在特殊年代里，这种关怀显得尤为珍贵。

这段经历充分说明，即使在动荡的年代，党中央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李达的特殊关照，既是对一位老同志的照顾，也是对一位学者的尊重。

五、晚年学术成就

1970年初，在特殊时期结束后，李达重新回到了学术研究工作中。他首先着手整理多年来积累的研究资料，开始系统性地梳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当年春天，他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大纲》的最后修订稿，这部作品凝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达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实践论》的注释工作中。他认为，《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需要有一个详细的注释本来帮助读者理解。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力求每一处注释都准确无误。

1971年夏天，李达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因为此前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著作。他从清末开始梳理，详细记录了各个时期重要的哲学思潮和代表人物。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与其他学者进行讨论，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

1972年，李达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坚持亲自讲课。讲座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问题。这些讲座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前来听讲，为培养新一代哲学研究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初，李达完成了《哲学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部文集收录了他多年来发表的重要论文，涵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其中关于认识论的几篇文章，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整理旧作的同时，李达并没有停止新的研究。他开始关注现代科学发展对哲学研究的影响，并就此撰写了多篇论文。这些研究工作显示出他始终保持着对新知识的追求。

1974年，李达开始编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见证者。他详细记录了二十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晚年的李达仍然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每天早晨，他都会在书房里工作数小时，仔细推敲每一个字句。下午，他经常与前来求教的年轻学者交流，解答他们的疑问。

1975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哲学研究方法论》。这部著作总结了他多年来的研究经验，为后人从事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这也成为了他留给学术界的最后礼物。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李达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始终坚持着学术研究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真正学者的精神。他的这些晚年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