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峻形势和蒋介石的步步紧逼，1936年11月13日，我党在延安召开重要会议，毛主席决定带领红军进行第二次长征，并提出了“新长征”的两个方向。
其一，向京汉路为干线的东南方向发展，虽然此处地理环境相对平坦，又有地方游击队的协助，但难以满足当前红军抗日需求。
其二，便是向东渡过黄河而去，或许有机会争取到与阎锡山的合作抗日，再加上张学良、杨虎城的帮助，还是比较有利于将来抗日形势，但付出的损失应该也不小。
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也是主席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
终于经过一番讨论，就在红军更倾向于第二方案并准备实施之时，张学良一封急电发到延安，并在电报中直言：
“望设法留在原地，熬过这一二个月，事情会有转机。”
那么张学良为何执意劝阻红军留在原地？他口中的转机又是什么？这一切还要从长征刚刚结束讲起。
初抵陕北，条件恶劣话说长征结束后，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本身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但我军很快就发现，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首当其冲的便是粮饷供给问题。
其实在红军三大主力还没有会师前，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就已经遭遇粮食危机了。
再加上本身就有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在此处驻扎、徘徊，粮草补给问题也始终做不到绝对充裕。
于是，中央果断决策，要找到突破口，解决补给困难的问题，毕竟后面还有两个方面军没有抵达。
可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地理环境不友好。土地贫瘠，地区贫困，更别提粮食产量多么丰实，百姓能吃上饭就不错。
军民比例不友好。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原来是1名红军对应13名农民，现在却成了1名红军对应5名农民，这让“从群众中来”的红军压力瞬间增长。
外界形势不友好。都被蒋军逼到陕北了，敌人对红军依旧不肯罢休，步步紧逼。
综合以上三点“不友好”，真可谓是内忧外患，形势异常严峻。
既然我们自己难以产出粮食，那就往外打，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向东进发，打山西个措手不及。
一来山西相对富饶，物产丰富，粮食充足；
二来阎锡山老奸巨猾，他对蒋介石也始终有所防备，此处中央军驻守更是少之又少；
三来，晋绥军实力一般，相对好打。
于是乎，中央红军去山西“逛”了一圈，暂时解决了红军供给困难的问题。
但这一稳定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辗转一年后，也来到陕北。
粮草补给是一方面问题，当时六军团的王震在电报中就提到：
“我们大多都吃野菜和干皮充饥，现如今已经处于严重饥饿状态……”
毛主席更是直言：
“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但同样，老蒋这边依依不舍的围剿又开始了。
虽说这中间发生了“两广事变”这件小插曲，但很快就被他给镇压下去，还沉痛打击了东南一带的新桂系军阀盘肆猖狂的势力。
现如今，老蒋可以全力以赴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
红军当然知道这并非一个好消息，相反，应当早做打算，先发制人。
于是乎，在1936年10月11日，宁夏战役作战计划出炉，双方摩肩擦踵，准备大干一场。
拟定作战，联合张杨所谓的宁夏战役计划，便是以三军为主力，一举歼灭当时盘踞在西北一带的马鸿逵势力，顺带对紧咬着尾巴不放的蒋军予以回击，占领宁夏地区。
这样一来，红军就可以在西北地区构建自己的大后方根据地，选址在此还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来，蒋介石的势力在此相对较弱，就算他想攻打这里，也要考虑考虑空间距离带来的作战成本。
二来，便于与苏联建立联系。
毛主席更是直接提出：
“打通苏联，是今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西北地区范围广阔，再加上苏联的帮助，那么中国红军将有很大机会扭转当前被动的局面。
而在1935年11月，莫斯科方面就曾派代表来陕北进行交流，斯大林也欢迎中国红军到北方去。
在计划实施前，在此要先提两个人，杨虎城和张学良。
或许是因为不同于张学良出生于军阀家族，杨虎城出身贫寒，对于民间疾苦更能感同身受。
因此，杨虎城对“从群众中来”的我党比较有好感。
在冯玉祥手下时，他庇护许多党员免遭“四·一二”事变的屠杀。
在蒋介石手下时，他明面上奉命追剿红军，暗地里却派心腹给红军送地图、密码本等重要材料，并签订当时鲜为人知的《汉中密约》。
就算是当上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也是对我军保持着“互不侵扰，共同抗日”的态度。
尽管中间还出现了小插曲，张汉民同志被误杀，但很快等双方都了解具体情况后，便解除误会，基本上是站在一致抗日的战线上。
我们知道，张学良也在这段时间被调到陕西并担任剿总副司令，率领东北军参与到剿灭红军的进程中。
二人都心知肚明，这是老蒋设的局，目的就在于让红军、17路军以及东北军形成牵制势力，所以起初也都有意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
但是两位将军的妻子关系密切，久而久之，杨虎城与张学良打了不少交道，二人逐渐发觉出对方都有一颗抗日爱国之心。
这样一来，张杨逐渐成为盟友，而张学良也对杨虎城与红军合作逐渐有所了解。
起初张学良对红军，对我党并没有什么感觉，只不过蒋介石是他义结金兰的“大哥”，大哥让他“剿”，他照做就是。
但在攻打红军的同时，张学良逐渐发现红军似乎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
东北军不同于其他军队，许多将领也都是跟着他老爹张作霖一路打下来的，所以少帅对于军中将士是比较有情感的。
但当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将士非但没有收到虐待，还被悉数放回时，张学良觉得这支军队不简单。
随后张学良了解到，红军对这些国军俘虏都予以优待，尤其是那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张学良心中顿感温暖。
更何况皇姑屯事件后，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花花公子被迫挑大梁，家仇国恨，哪一点值得原谅？
所以少帅对日本人绝对恨之入骨。
这样比起来，红军的形象在张学良的心中有所树立，并且应该不差。
再加上杨虎城、高崇元、高福源等人的撮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在眉睫。
所以张学良也就在背地里逐渐与红军建立联系，并开展相关合作。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会从起初的剿共转变为后来的联共抗日，自然而然，他发电报劝阻毛主席这件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计划实施，不幸破产再回到上文，话说宁夏作战计划已经初步具备雏形，接下来就是具体实施了。
为打通西北与苏联的要道构想出两条路线，一个是宁夏到绥远的西部；另一个便是由张掖经武威到达酒泉。
当时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也分别被安排任务，二、四方面军从甘肃或青海出发，向西打通根据地。
一方面军负责殿后，在天水、兰州一带阻击胡宗南、蒋介石等人的部队。
期间，四方面军领导人曾提出先行占领甘肃北部的作战计划，但没能被总部采纳。
最终，红军总部还是决定先行渡过黄河，夺取宁夏，打通苏联要道，维持既定战略。
蒋介石这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迅速集结军队，并制定“通渭会战”计划，想着顺带打击打击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来个“一石三鸟”。
老蒋这算盘打得好，不过可惜的是，最终这一计划还是被红军粉碎了。
但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未能及时北上，给了胡宗南的部队可乘之机。
敌人在清水、秦安一带对我军进行围截，导致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损失惨重，只能被迫撤离。
1936年10月28日，除31军奉命留在河东外，诸如30军、9军以及4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渡过黄河。
为何31军要留在河东？原来，彭德怀想来个诱敌深入，也就是所谓的“海打战役”。
可惜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得到有效实施，反倒让红军主力右翼被敌人钻了空子，导致河东与河西两拨红军被分隔两岸。
因此，经中央综合考虑，权衡利弊之下，宁夏战役计划已经不满足实施条件了，因此放弃。
而渡过黄河的那部分红军，也将组建成西路军，继续踏上打通苏联，浴血西征的路途。
西安事变，挽转逆局面对形势的愈发严峻，红军必须做出尽快部署，调整既定方案。
但要知道，西征其实也是当时红军在既定情况下做出的被迫转移，一来是西征具有必要性，二来也可以起到掩护红军主力的第二次长征。
接着就回到开头的重要会议上了。
但当时我党面临的不单单是外患，还有内忧。
萧克将军就曾向彭总汇报说：
“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部队外，干粮可以维持三天，生粮只能维持两天。”
“四人一双布鞋，五人一顶帽子，七人一件棉大衣，草鞋一人一双。”
经济条件得不到满足，红四军更是直接出现战士掉队开小差的情况。
可以说红军再一次站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当时蒋派人来与红军的秘密谈判中，就曾无理的提出：
“红军只留三个师，师长及以上军官全部出国。”
没办法，由于当时我军还与张杨二人保持联络，于是便将准备二次长征的秘密计划告知他们。
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紧忙发密电过来：
“望设法留在原地，熬过这一二个月，事情会有转机。”
张学良的这一回复，让在场的众人都很吃惊，于是经过一番讨论，中央决定先观察一时，再做打算。
结果，十多天后，西安方面传来消息，蒋介石于12月12日被张学良扣押，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结语随后，我党派出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最终，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并宣布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而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但紧接着就被老蒋扣押软禁，这一扣，就是54年。
而关于张学良的一生，还是饱受争议的，很多人称他“不抵抗将军”，无疑就是针对当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采取的不抵抗政策。
而张学良本人在晚年采访时也表示：
“我作为封疆大吏，没能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这个我承认，但如果国人要是因为不抵抗这件事骂我，我表示不服。”
只能说，张学良的一生有功有过，我们不应因为他的过失而泯灭他的功绩，也不能因为功劳而忘记之前的过失罪责。
但至少在“西安事变”这件事上，张学良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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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