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内蒙古索伦镇区，李献功在地窖翻出一块金灿灿的金属牌，顿时满脸疑惑：这块金属牌在阴暗潮湿的地窖放了三年，为何没有生锈？难道是金子？那岂不是说父亲说的都是真的！他越想越激动，连忙带着金属牌跑去鉴定。

李父到底说了什么？居然让李献功如此激动？

原来，这块金属牌是李献功的父亲三十多年前在洮儿河取沙时挖出来的。起初，李父见这块金属牌轻薄，并没拿它当回事，随手就扔在杂物筐里。不久后，李父的好友乌力冈来李家做客，无意中发现了这块金属牌。乌力冈见此物造型古朴，于是捡起来拭去上面的灰尘，不曾想，金属牌居然暗藏玄机。

在乌力冈擦去灰尘的同时，金属牌瞬时显露出一些奇怪的文字，然而，他和李父瞧了半天，却一个都不认识。于是，两人拿着金属牌去问村里的老人，结果仍无人认识。就在两人快要放弃之时，有人想起家里珍藏多年的成吉思汗画像中，也有类似的文字。乌力冈因此猜测，这块金属牌很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李父大喜过望，但他非常冷静，他先是将金属牌藏了起来，然后告诉他人，金属牌已经送人。就这样，这块金属牌就在李家呆了近三十年。

1996年，李父临终前，将金属牌郑重地交给儿子李献功，讲述了金属牌的故事，并叫儿子好好保存，将来可能有大用。李献功当时悲痛欲绝，根本没听进去。李父去世后，李献功将把金属牌扔进了地窖，随后带上全部积蓄，离开家乡从商去了。

此后三年，毫无经验的李献功被现实鞭挞的遍体鳞伤，不仅败光了全部积蓄，还欠下2万元的外债。不得已，他只能回到家中，以种地为生。直到有一天，李献功进了地窖，无意中翻出那块尘封三年的金属牌，这才有了文中开头那一幕。

后经朋友介绍，李献功带着金属牌找到了收藏家刘振春。然而，刘振春辨认了半天，也认不出这是什么文字。于是，他带着李献功前去拜访金属器物收藏专家张国林。遗憾的是，张国林也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文字，但他凭经验判断，这块金属牌含金量不低。

果不其然，经过光谱分析仪分析发现，这块金属牌含金量高达58.44%，其余成分为银，足以称得上是“金牌”。更神奇的是，打造金牌的匠人巧妙地利用金银配比，在保证提高硬度的同时，还能保持金子的原色！

刘振春和张国林意识到这块金牌非同凡响，两人当下决定以12000元的价格收购此物。李献功大喜过望，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不过，张国林为人谨慎，他每次交易之前都会把物品再仔细翻看一遍。在征得李献功的同意后，他拿起工具，再次打量起这块金牌。

这块金牌呈圆角长方形片状，通体呈暗金色，一端有圆穿，通长25.7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圆穿外径5厘米、内径2厘米。金牌正反皆刻着铭文，字迹古朴雄奇，一股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不料，当张国林拿着放大镜对准圆穿处时，却发现上面居然錾刻着一行简体字——张字九十六号。

张国林心下骇然，这块古老的金牌为何会刻着简体字？难道这是博物馆的编号？而这块金牌实则是李献功从博物馆偷出来的？

来不及细想，他连忙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刘振春。两人协商后，决定先稳住李献功，于是以现金不足为由只给了李献功2000定金。金牌到手后，两人将其拓印出来，并把拓片寄给了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机构，询问此金牌是不是失窃的文物。

几周后，博物馆纷纷回信说没有相似的文物被盗，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可当他们再次找到李献功要付清余款时，李献功却拒绝了！

原来，李献功回去后一合计，发现以金价算，这块金牌都不止12000元，所以，他认为这块金牌的实际价格远超刘、张两人开出的价格，最终，三人协商不成，不欢而散。

而后，李献功多次找人鉴定，但都无功而返。一怒之下，他拿着金牌找到五金店，得知值17000元时，当下就同意将其熔成金子，后由于金店老板试图做手脚，交易才终止了。

就在李献功一筹莫展之际，刘振春和张国林又找来了。两人告诉李献功，他们已经查明此金牌出自元初忽必烈时期，上面的铭文是蒙古文字“八思巴文”，由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也称“八思巴蒙古新字”。

两人劝说李献功，但凡刻有八思巴文的文物，大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务必上交给有关部门。

李献功彻底懵圈了，自己忙前忙后鉴定，路费都花了不少，到头来一分钱都捞不着？他越想越气，愤然将金牌摔在地上，好在金牌硬度高，没有损坏。出完气，李献功还是想通了，他听取了刘、张两人的劝告，选择上交金牌。

几经周折，他将金牌送至内蒙古大学，经该校副教授包祥鉴定，这块金牌是“元朝圣旨金牌”，其所刻铭文大意是：至高无上的大元皇帝喻，在长生天的面前发誓，如果谁要对圣旨不服或违背，将被处死。

令人钦佩的是，包教授并没有让李献功无偿上交，而是斥资6300美元收购了这块金牌。接着，他毫不犹豫就把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至此，这块饱经风霜的元朝圣旨金牌，终于安定下来。可遗憾的是，上面为何刻有简体汉字，至今仍是谜。

元朝圣旨金牌，是元代皇帝的象征，代表皇帝权威，但凡朝廷颁发各种诏敕，大臣就会带着牌符行走各地，去执行命令。这也意味着，在元朝时期，此类金牌很多。据说马可波罗及其叔父的遗物中，就有两块写有八思巴蒙古文的牌符。只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的原因，此类金牌留存下来的极少，海内外加起来，一共才6块。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圣旨金牌虽然统称金牌，实际上只有李献功父亲发现的这块含金，其余的皆为“银牌”。也就是说，这块金牌是当前发现品级最高、最为珍贵的一块元朝圣旨金牌。它的发现，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意义非凡，因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珍藏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