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武汉长征村，村民王体坤犁地时，耕牛突然停下了脚步，任凭他如何挥动长鞭，仍无济于事。王体坤暗道铁犁卡住了，于是在地里一阵猛刨，谁料刨出一个造型奇特的大铜罐。

这只铜罐不知被掩埋了多久，周身爬满了淤泥。王体坤拿着铜罐用力抖了抖，铜罐身上的淤泥哗啦啦掉落，8道扉棱瞬时显露出来。见其中两道扉棱上端有圆环，王体坤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玩意儿勾住了铁犁。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抱着好奇心，王体坤将铜罐扛到溪水边清洗起来。不多时，铜罐终于显露真身：这是一个造型古朴的青铜器，呈方形，水桶大小，周身纹满了纹饰，纹饰刻画细腻、精美华丽，非常漂亮。

“难道挖到古墓了？”王体坤皱起了眉头，心想：“那岂不是下面还有东西？”他一边寻思一边回到原处继续挖了起来，果不其然，又给他掏出5只“小铜罐”。

傍晚时分，王体坤扛着6件青铜器回到村里，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村民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可谁也不知道这些青铜器有何用途，但他们一致认为，这些青铜器可能是随葬品，带回家不吉利。

王体坤深以为然，便将青铜器扛到村口，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这样，这些青铜器再次回到野外，任凭雨打风吹，一直无人问津。后来，有人觉得这东西扔在村口也不是个事，便将其搬到村里的仓库。

不久后，这批青铜器被文物征集员带走了，谁知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又以“无人认出是何物”为由，原封不动地将其送了回来。从那以后，这些青铜器更加不受待见。甚至连最大的那件青铜器的盖子丢了，都无人在意。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1968年，彼时，队里决定成立宣传队，而宣传队，最重要的家伙就是铜鼓。由于当时要以铜换铜，人们终于想起那些沉寂已久的青铜器。

于是，队长安排民兵排长谢先祥和会计两人，将这批青铜器送往县城的一家锣鼓店。谁知锣鼓店的工作人员见这些铜器锈迹斑斑，当场就拒绝换购。无奈之下，两人又将这些青铜器扛到废品站，准备当废品卖掉。

万万没想到，工作人员见这批青铜器纯度不高，根本无心收购。即便谢先祥费尽口舌，对方也只给出了5毛钱的收购价。

谢先祥一听，顿时一个头两个大，他觉得价格太低了，回去没法交代，于是商量道：“同志，我们千里迢迢挑过来，5毛钱实在是太少了，要不再加点？”

工作人员摇了摇头，正要解释，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突然响起：“这些东西好像是文物，还是送到县文化馆去吧！”

原来，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赵开祥刚过路过废品站，一眼就被这些青铜器吸引了，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见这些青铜器造型古朴，大概率是文物，因而出声制止了交易。

得知谢先祥和会计是为铜鼓而来，赵开祥亲自带着他们去到县文化馆，留下青铜器后，又让文化馆解决了铜鼓的资金问题。

几经周折，这些青铜器终于有了安身之处，可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没人知道这些青铜器的来历，这些青铜器很快又被转移到文化馆的阁楼上，蒙尘十年之久。

十年间，这批青铜器被移来移去，到最后，只剩盖子遗失的那件青铜器，其余5件早已不知所终。

1978年，县文化馆拆迁，这件盛满了灰尘的青铜器终于重见天日，工作人员觉得这件铜器造型精美，不同凡响，于是连忙上报，最终，这件饱经风霜的青铜器辗转送到了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经过武汉市原博物馆馆长李家煜鉴定，这件被视为废品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罍”。，距今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

据文献记载，罍是商代用来祭祀盛酒的礼器，非王侯不可用，是身份的象征。罍的形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圆形罍盛行于商代和周代初期，方形罍只出现在商代晚期。这件凤纹方罍横宽纵狭，是典型的商代方形罍，非常稀有，弥足珍贵！由于罍上纹饰多为凤纹，专家因而将其命名为“凤纹方罍”，也称“商凤纹青铜方罍”。

凤纹方罍，为青铜质地，高38.5、口径16.2x14.7、底径17x16.5厘米，通体青绿，轮廓优美，罍周深布满了浮雕和线雕，造型与纹饰动静结合、相得益彰。其凝重的造型、繁缛的纹饰、高超的铸造技术，无不展示着中国青铜器鼎盛时期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凤纹方罍的发现，还是商代疆域重要的历史佐证。学术界素有“商疆土不到长江流域”的观点，后来武汉盘龙城遗址的发掘证明，商早期势力范围已经到达长江流域。而凤纹方罍正是武汉区域出土的，这意味着，商代晚期贵族仍然活跃在长江流域。也再次证实，商代晚期王朝的势力，仍在长江流域根深蒂固。

凤纹方罍的发现，不仅展示了灿烂辉煌的中国青铜文化，更为夏商周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意义非凡，因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珍藏在武汉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方的寻找和比对，专家参照了洛阳博物馆藏的“母鼓”龙纹方罍，成功制作了一个方盖，为凤纹方罍再次“加冕”，这件命途多舛的国宝，终于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