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啬神之法也即养性之术。所谓养性，就是要养成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习性，“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善则内外百病不起，灾害无由以生。孙氏所说的“性善”实际上是一个良好的道德修养问题。他看到了当世之士的通病，“孜孜汲汲，追逐名利，千诈万巧，以求虚誉。”甚至白首没齿，仍无觉悟，贪得无厌，放纵以亡。这是造成人早衰早逝的重要原因。因此，他针对性地提出，欲养生者，必须做到“于名于利，若存若亡，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身居乱世纷争之中，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得虚无之守，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此则德全而神聚，神无外散之耗，而能尽长远之用。孙思邈的一生正是无为而治的一生，性甘淡泊，不慕仕途，长期隐居山林，于名于利，视如子虚乌有。北周静帝时，杨坚辅政，欲请孙氏出山，授以国子博士，位高名显，然孙思邈称疾不就。唐初太宗李世民即位，天下大治，广召贤士，请孙思邈至长安，欲授以爵位，孙思邈又坚辞不受。后高宗李治再次召见，拜谏大夫，孙思邈力辞。乃赐予良马及都阳公主府邸为宅。未几，孙思邈坚请回山，仍过其隐居生活。其一不做官，二不为名，三不谋利，于功名利禄，看有似无，较之时俗之徒，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者，一者德高神全，故能寿逾百岁而动作不衰，一者德卑神散，未半百而衰而亡，高下自见。

啬神之要，又须节制情志，和七情以养神。神者为心所主，表现为精神情志思维活动。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分属于五脏，过用则能伤五脏。心主喜，暴喜则伤心；肝主怒，大怒则伤肝；脾主思，久思不解则伤脾；悲忧属肺，悲哀忧愁则伤肺；肾主恐，大惊卒恐则伤肾。七情虽分属五脏，但总为心神之运用，“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精神情志思维活动与心的关系最为密切，故《内经》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格。”欲养生者不可不节制情志活动以养心神。真人谆谆告诫“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懼，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勿汲汲于所欲，勿悁悁怀忿恨。”若不遵此戒，必损神殒命。惟其不犯者，可得长生。真人的用意在于劝导人们注意调和情志，不可恣意过用，用得其中，益于养生，用得其过，反误性命。这是一种深得儒家中庸之道的养生观。以儒家中庸之道接人待物，亦是养性啬神的一个重要方面。真人指出，善养生者要做到“凡心有所爱，不用深爱，心有所憎，不用深憎。”用意过深，皆能损性伤神。同样的道理，对值得称赞的人或事，“亦不用深赞”，过分地赞誉，无异于虚伪；对应当批评的，“亦不用深毁”，批评贵在适当，勿令过也。接人待物，须用心平等，不可偏颇，一旦发现有偏，即当自心改正。对待自己也需要有正确的态度，要知足常乐，家境贫困，勿以贫而自卑，家境富庶，无以富为自傲，无论贫富，均需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不可因贫富的景遇而改变心志性情。这样才能处理好与人的关系。深心至诚，恭敬尽礼，与人为善，这就是孙思邈处事的准则。对待自己则要“勿令心有不足”，一旦发现自己有不足之心，就须“自抑之勿令得起。”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得多欲多求，“多求则心疲而志苦”，而陷入孜孜汲汲追逐身外之物的境地，必然伤神而害生。故常须“内省身心”，使“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以全神而长生。

孙思邈把他养生啬神的经验总结成“十二少”，其曰：“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反之则为十二多，多则有伤人之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权”。以十二多不除，皆能伤神夺志，使营卫失度，气血妄行，危害人生，百病由此而生。故为养生之大忌。真人谓之“丧生之本”，不可不慎也。

上述十二多、十二少，规定了养生者的行为规范。其核心要则不过独立守神，不受外界干扰而已。真人命之曰“屏外缘”，真人初入太白山修道，即从此十二少做起，他说：“勿外缘者，真人初学道之法也。若能如此者，可居温疫之中无忧疑矣。”能摒弃一切外来干扰，独立于世俗随习之外，真正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那么，疾病无由以生，长寿可得而至矣。啬神之法，一言以蔽之，“屏外缘”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