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 宿泊如家”，呈现出一派太平安定的景象。但好景不长，元朝统治便腐朽堕落下去，元代中期以后政治弊端逐一显现。在元顺帝继位之前，元朝统治已经出现了危机。 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可为何还是没能挽回颓势？

元朝中期以来，黄河经常发生水灾。而黄河中游的暴雨也是造成黄河决堤的主要原因。元代中后期黄河决溢约三十次几乎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段，这里因地势低洼，河道淤泥积压甚多，河床逐年升高，一遇洪水便常常决口，河水一泻千里，带来巨大灾难。

运河是大都赖以生存的命脉，诸多生活用品，南方所贡丝绸、奢侈品等，大半通过运河运抵北方。而济南、河间两路被淹，势必危及当地的盐场。河决济宁，水势北上后，河间盐场的盐产量明显下降。盐税是元朝政府的最大财政收入，天历以来已占政府总收入的八分之一，河间、山东两盐运司的盐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36%，这两个盐运司产量下降，使元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

除了水灾，还面临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的问题。 元中期在庞大财政赤字的危机下，元廷不是采取措施发展生产，而是动用钞本，改发新钞，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钞本的借用与钞券发行量的增大致使纸币所代表的价值愈来愈低。

而钞法的改革，则是先通过贬低百姓手中的纸币，再大量发行新钞来填补财政亏空。元代货币购买力下降主要体现在物价方面，从世祖朝到顺帝朝，物价几乎是直线上升涨，以米价盐价为例：以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为分界线，至元二十四年以前，物价相对稳定，以后就逐渐高涨，到顺帝时达到了顶峰，以致民不聊生。

元代中期以来的财政支出，根本不是量入而出，而是滥行支用，毫无节制，以满足蒙古贵族利益为出发点。由于统治者军费、滥赐、官俸、佛事等方面的浩繁开支，世祖后期朝廷财政收支即出现了赤字，而且愈演愈厉。

为了满足蒙古统治者的贪欲，元廷重用部分官僚，不断增加江南地区的税额，致使南北税负不均，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蒙古贵族的贪欲和朝廷财政赤字互为表里，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刺激朝廷对地方财赋的搜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措施对元代的财政体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更糟糕的是，灾难接踵而至。元代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十三次。其频度之多，实在惊人，记水灾九十二次；旱灾八十六次；雹灾六十九次；蝗灾六十一次；饥荒五十九次；地震五十六次；风灾四十二次；霜雪灾二十八次；疫灾二十次。

这在我国灾荒史上也是空前的，频繁的灾荒导致元代的流民激增，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灾荒之后，阶级矛盾急剧尖锐，人民起义顿时频繁，烽烟遍布全国。“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河淮灾区、饥民、流民集中的长江下游两岸，尤其不安定，严重威胁了元朝的统治。

元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伯颜的“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开始了君臣一心的“至正更化”。

自从延祐开科以来，元代每三年一科的科举取士从没有中断过，到后至元元年（1334）伯颜突然宣布废除科举。脱脱上任后不久，即至元六年（1341）十二月，即恢复科举。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名，中取者十八人。

恢复科举取士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元顺帝在位三十六年，虽然中间曾一度“诏罢科举”，但前后共进行了十次科举考试，从总的方面来看，顺帝时科举制度还是实行的比较好的，有利地促进了元代文化事业的传播发展和民族交流。

元朝末年，由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为了总结前朝“治乱兴亡之由”，以维护其统治，元顺帝于至正三年（1353）三月二十八日颁布《修三史诏》，命令“分史置局”，编修辽、金、宋三朝史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是元代文化建设的一件盛事。脱脱推行的新政调动了儒生们的积极性，因此纷纷提议修撰三史，脱脱以中书右相受命为都总裁官。

诚恳地表示要以前人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并要求臣下也这样做。正是在顺帝和脱脱等人的倡导下，元朝才掀起了一场学习文化、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潮。这说明顺帝的汉化素养促使其加入到汉化的行列中，也是脱脱重儒政策的结果，对推动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除了这些，还对官场进行了整顿。至正五年(1345)十月，为了整顿地方吏治，顺帝特诏命二十四名官员分赴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江南湖广、河南江北、燕南山东、河东陕西、山北辽东、甘肃永昌、海北海南广东与京畿等十道，及云南、四川两行省、宣抚民众，史称奉使宣抚。这是元顺帝在位期间为挽救统治危机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奉使大臣如此之多，宣抚地区如此之广，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少见的。

元顺帝颁行《至正条格》与《六条政类》 ，其修纂对于元代的立法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元顺帝在对社会进行全面整顿和改革的过程中，还特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至正二年（1342）顺帝再次下令颁行《农桑辑要》以指导生产。至正八年又下令地方官员“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顺帝也走出宫门， 亲耕籍田，举行籍田礼， 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在粮食生产方面， 顺帝特别注意发展屯田。

总的来说，元末“至正更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元顺帝倡导的“文致太平”政策使元朝一度出现了“海宇晏宁、文治诞敷”的中兴局面。“汉法”改革在封建政治肌体内部的调整中得以缓慢推进，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不断碰撞在客观上推动了北方蒙古族的封建化进程，使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从而延缓了元朝衰亡的历史进程，士大夫对其执政之初的“更化”政策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至正初年的新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元朝的政治肌体长期被腐蚀，早已病入膏肓，难以根治。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改革最终失败了。“至正更化” 虽然失败了， 而这次改革活动本身是不能否定的。这些改革措施确实是惩治时弊的良策， 只是各地未能认真执行才前功尽弃。

首先，因为蒙汉二元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使蒙古统治集团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排汉心态。他们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保留了浓厚的民族本位性，作为征服者的他们有着强烈的统治欲与优越感，并对非本民族者具有先天的警觉和排斥防范心理。这就导致了其实行民族待遇不平等和民族歧视的国策，将全国分为四等人来治理。

其次，蒙古统治者在征服统治中原的过程中，一直采用“马上得天下，亦马上治天下”，游牧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存在着重利轻文的思想。在其朝中“公卿大夫喜尚吏能，不乐儒士”因此其治国理念讲求急功近利，注重实利。

使整个国家有着吏与儒的严重对立。顺帝时期对士人政策的变革是较为有限的，同样因受族群等级观念和政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诸多不足。亦正因如此，顺帝“文致太平”的汉化道路注定不会走得太远。

有元一代，元朝诸帝的汉法改革都是在汉族士大夫的强烈要求下形成的被动之举，而元顺帝与脱脱君臣合作的“至正更化”则是蒙元统治者自发的改革行为，意义重大而深远。

顺帝在至正初年， 任用脱脱在政治、经济、法制、监察以及思想文教等方面， 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改革和整顿。较之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的局部改革深入而彻底。只可惜一切改变社会现状的措施都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至正更化”因此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