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天国运动肇始，其势若狂飙突进，迅猛地席卷了大清帝国的江南广袤地域。在短短三载时光内，太平军成功攻克战略要地金陵，并将其定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彼时，咸丰皇帝鉴于局势严峻，多次降旨，严词斥责八旗与绿营官兵作战不力、效能低下。为扭转战局，咸丰皇帝昭告天下，不论满族还是汉族，若能成功收复金陵，皆可获封王爵。
无论是官方典籍，抑或民间稗史，均对此事有所记载。其中，关于相关承诺的表述存在差异，一谓“克金陵者封王”，一称“克金陵者可封王”，另有一说为“克金陵者可封郡王”。尽管表述各异，但无疑都指向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曾做出此类承诺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语境中，“天子无戏言”乃金科玉律，帝王诏令理应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然而，回溯至同治三年，湘军成功克复金陵这一重大历史节点，朝廷却未能践行其此前暗含的承诺。彼时，曾国藩仅获封一等侯爵，曾国荃亦仅被授予一等伯爵。
从客观视角审视，曾国藩于晚清局势之扭转建树非凡，其功绩堪称再造乾坤。然而，仅获封一等侯，此爵位封赏实显菲薄。回溯过往，道光十七年，长龄因成功戡定张格尔之乱，凭借卓越功勋，获封至高之一等公；而在平乱过程中，立下生擒张格尔这一卓著战功的汉人将领杨芳，亦受封二等侯。两相比较，曾国藩之功勋与所获封爵之落差，可见一斑。
相较于太平天国镇压行动所彰显的功绩与影响力，平定张格尔之役在历史意义与成就层面，实难与之相提并论。以曾国藩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建卓越功勋而言，从论功行赏的角度审视，其无疑具备获封异姓王的资格。然而，曾国藩最终未能获此殊荣，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清廷出于政治考量，蓄意对湘军集团实施抑制策略；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阶层秉持传统的民族政策，不愿赋予汉族大臣这一象征至高地位的待遇。
御史此番论述，核心并非着意于探究曾国藩未获封王的缘由，而是旨在阐述野史中广为流传的一类观点。其中一种观点称，曾国藩本应得的王爵被拆解，一分为二，演变为一等侯与一等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爵被拆解为四，具体涵盖侯爵、伯爵、男爵与子爵各一。
在清代的爵位制度体系中，是否存在将高级爵位细分为若干低级爵位的先例？具体而言，若将王爵分化为两个或者四个爵位，从制度设计及权益分配等层面考量，此举措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爵位能否拆分】
在清代，异姓获取爵位颇具难度。其授爵标准以军功为核心依据，且异姓爵位的等级划分极为严谨，晋升需遵循既定规程，凭借功绩循序渐进地晋封。虽偶有因建立卓越功勋者，蒙皇帝特恩，直接获赐一等公爵；然而，就普遍情况而言，多数爵位获得者乃是通过功绩的逐步积累实现爵位晋升。
依据《大清会典》所载，世爵设有九等，细分则达二十七级。此九等世爵依次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以及恩骑尉。其中，公、侯、伯、子、男与轻车都尉这六类世爵，又各自划分为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细分的等级中，存在一种特殊形式，即某一等级爵位会兼一云骑尉，例如一等男兼一云骑尉即为一个特定等次，诸如此类，共同构成了总计二十七等的世爵体系。
在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中，针对异姓爵位的承袭规则，朝廷早有明确且严谨的制度规范。这一制度对承袭的次数以及具体承袭人等方面，均有着特定要求。需知，异姓爵位所能获取的政治与经济待遇极为优渥。若将高等级的异姓爵位析分作多个低等级爵位，必然会占用国家有限的政治资源，进而加重朝廷的财政负担。
在清朝的爵位制度体系中，并不存在所谓“拆爵”的概念。与之相反，针对较低等级爵位，存在合并的相关规定。具体而言，若官员继承祖上的云骑尉爵位，后又凭借自身军功获封云骑尉爵位，依据制度，可将这两个云骑尉爵位合并为骑都尉爵位进行承袭。同理，若官员起初拥有二等公爵位，之后因军功获封云骑尉爵位，便可按照规定转为一等公爵位。
【再来说王爵拆分为侯、伯爵是否划算】
前文已然阐明，清代爵位具有不可拆分的特性，故该问题在本质上缺乏合理性与可行性。然而，为增进诸位对清代异姓爵位制度的深度认知，现基于假设情境，予以系统且全面的阐释。
据资料所载，在封爵体系中，“云骑尉”被确立为封爵的基准单位。在此体系下，针对异姓封爵而言，无论是等级的递加、地位的提升，还是承袭次数的累积，皆以“云骑尉”作为基本衡量标准。
在清代异姓封爵体系中，云骑尉为初始层级，其地位类似于当代军衔体系里的少尉。或许有人存疑，认为异姓爵位中恩骑尉才是等级最低者。此观点确实有据可依，但需明确，恩骑尉始创于乾隆朝。彼时规定，凡世爵世职的承袭次数告终，一概赐予恩骑尉，并准予世袭罔替，正因如此，名称中冠以“恩”字。
回归正题，云骑尉作为起始勋位，在此基础之上，若再获一枚云骑尉勋位，即可晋升至下一个勋位等次。然而，每当跨越一个勋位等次时，获取条件更为严苛，需同时斩获两枚云骑尉勋位。为使此规则更为明晰，御史特举一则实例以作阐释。
在特定的封爵晋升体系中，云骑尉若累加以一个云骑尉，则可晋升至骑都尉；骑都尉基础上，若增添一个云骑尉，将晋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而对于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若再融合两个云骑尉，便可进阶为三等轻车都尉。同理，一等侯兼一云骑尉的情况下，倘若再并入两个云骑尉，便能够晋升为三等公。
具体而言，在爵位晋升体系中，自骑都尉晋升至轻车都尉，从轻车都尉升至男爵，再由男爵递升至子爵，子爵进阶为伯爵，伯爵擢升至侯爵，直至侯爵晋封为公爵，凡此跨等级晋升情形，均需以获取两个云骑尉作为条件。而于同一爵位等级内的晋升，则仅需一个云骑尉即可达成。
在明晰该概念后，便能够对王爵析分为一等侯爵与一等伯爵的合理性展开评估。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曾作出承诺，即攻克金陵者将获封王爵。就这一“王”爵的具体所指，其应是郡王。
一等侯的构成体系由二十七名云骑尉组合而成，相较于顶级的一等公，仅相差五名云骑尉。一等伯则由二十三名云骑尉构建。由此可见，从云骑尉数量配比角度分析，一等侯与一等伯的综合权重，显著高于一等公。即便遵循以两名云骑尉作为晋升一个等级的规则，此数量的云骑尉亦足以换取郡王爵位。
从历史典制角度来看，清代的爵位体系有着明确层级划分。在异姓爵位序列中，一等公为其最高等级。在此之上，便进入王爵范畴。需指出的是，贝子、贝勒这类爵位，通常并不存在于异姓爵位体系内。当然，福康安是个例外，其生前获封贝子。而清初诸多异姓王，大多遵循从公爵晋升为王爵的路径。
那么，曾氏兄弟的此番运作是否就获利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曾国荃凭借自身军功获封一等伯，并非如传言所云，是曾国藩拆分所谓王爵而来。故而，曾氏兄弟最终并未从朝廷处谋取到任何额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