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殿试完毕，依据考生成绩差异，对其名次予以划分，具体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其中，获一甲者，朝廷赐予进士及第之称；二甲考生，则被赐予进士出身之名；至于三甲考生，所获为同进士出身之衔。由此可见，同一届殿试所选拔出的进士，依成绩高低被归为三个不同层级。
在科举制度下，一甲所取之状元、榜眼及探花，其地位尊崇，待遇明显优于二、三甲进士。殿试传胪仪式结束后，一甲三人旋即被授予修撰、编修之职。反观二、三甲进士，并不具备如此特殊待遇，他们必须通过朝考，方可依成绩确定各自仕途走向。
对于初获入仕资格的新科进士而言，二甲、三甲名次，即殿试成绩，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亟待探讨的是，清代殿试依据何种标准来区分二甲与三甲？而获此不同名次的进士，于授职方面又存在哪些差异？
【先来说殿试二三甲是如何确定的】
清代科举制度下，共计开设112科，录取进士人数达26849名。在这些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群体里，其中处于三甲之列者占据了较大比例。
清代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承继明代旧制。于殿试环节，其并无淘汰机制，此环节核心要义在于依据考生成绩重新厘定名次序列，具体划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
然而，在官方文献记载范畴内，殿试具体评判标准付诸阙如。申言之，于制度层面，二甲与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并未得以明确厘定。种种表征皆表明，每次殿试所确定的二甲、三甲进士名额，呈现出随机生成的态势。
需明确，随即确定名次并非无章可循，其主要依据考生的策论水平。在此过程中，遵循一项重要原则，即二甲进士的数额必须少于三甲进士。
御史经对清代112科进士录取情形详加稽考，察觉各朝二甲、三甲进士录取比例存在差异。具体而言，顺治与康熙时期，二甲进士与三甲进士比例约为1:4；至雍正、乾隆之际，该比例大致为1:3。自嘉庆朝以降，二甲、三甲进士录取比例增长态势显著，峰值时近乎1:1。
虽然朝廷未对二三甲进士录取比例作出明确规定，但从整体情况分析，考生被授予二甲或三甲功名，策论成绩无疑是关键的评判依据。
在科举制度框架下，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成功通过科举考试，既需具备扎实深厚的学识素养，亦不乏运气成分的影响。这一点与当下的高考存在相似之处。在高考情境中，若考生于考前能精准预测考试题目，无疑将更易获取较高分数，科举考试同样如此，机遇在其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会试作为科举考试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其结果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应试者在考前皆会潜心钻研历届会试真题，试图从中探寻规律与要诀。而部分具备一定人脉资源的考生，更是会在京师之地，以各种方式多方运作，旨在从朝廷官员处获取主考官的相关资讯，尤其是其行文偏好与风格特点，以期为自己在会试中取得佳绩增添助力。
由此可见，在科举会试情境下，部分具备扎实学识素养的考生，或因未能准确预判试题方向，且未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便利，致使会试成绩未达预期；反之，一些学识相对平庸的考生，却凭借偶然因素在会试中获取优势。
殿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由皇帝亲自主持命题的关键环节，其考题在开考前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无人知晓。这一特性决定了考生在此环节比拼的唯有自身扎实的学识素养。正因如此，诸多于会试中未能充分展现实力、未获取理想名次的考生，得以凭借殿试这一契机，实现成绩上的逆转。
在殿试举行之前，朝廷并未对二甲与三甲的具体录取人数作出明确限定，此举旨在对考生进行新一轮的严格考核。当届殿试若考生整体素质优异，具备较高的学识与才能水平，那么二甲进士的录取名额便会相应增多；反之，若考生整体水平欠佳，二甲进士的录取数量则会减少。简而言之，二甲进士的录取规模主要受制于当科考生的生源质量。
鉴于考生个体心理素质存在差异，于殿试这一重要考核环节，部分考生或因紧张情绪而致使成绩欠佳，难以展现真实水平。故而，为更全面、精准地选拔庶吉士，于殿试结束后，通常会追加一次朝考，以此作为补充性考核，进而最终确定庶吉士的入选人员。
以曾国藩为例，其学识底蕴深厚，然而在殿试环节，未能充分展现自身才学，成绩未达预期。但凭借扎实功底，于后续朝考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翰林院庶常馆。
自嘉庆朝以降，清廷在科举取士方面展现出一种较为宽和的导向，具体表现为显著提高二甲进士的录取比率。在此期间，于科考中，只要应试者的文章立意紧扣题目，且书法具备一定水准，便大概率能够顺利跻身二甲之列。
【二三甲进士的仕途有何不同】
朝考成绩揭晓后，新科进士的仕途轨迹大体落定。未获选庶吉士的进士，将正式编入“进士序列”，静候吏部依月选程序铨选。
清初阶段，二三甲进士获授实职耗时颇短，且初始任职级别较高。于地方官职而言，所授最低为知县，高者可达知府，其中以知州居多。
自康熙时期起，于进士群体中选拔官员的标准渐趋严格，难度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层面明确规定，二甲进士相较于三甲进士，在选官方面被赋予特定程度的优先权。
在科举制度中，二甲进士于进士群体里名次较为靠前。此类进士，相当比例会留任京城，多出任主事一职。若未能留京而外放，二甲进士则常被授以推官之职（推官为知府佐贰官，品秩正六品，后该官职遭废除）；与之相对，三甲进士通常担任知县。由此可见，二甲进士在品级方面较三甲进士具有显著优势。
在雍正统治时期，清廷颁布一项针对二甲一名的特殊任用条例。所谓二甲一名，即科举殿试成绩位列第四的传胪。该条例规定，传胪无需经由吏部常规的月选流程，皇帝可直接降旨，授予相应官职。所授官职，较优者为入值南书房，多数则会被任命为六部主事这一实职。
于科举二甲之中，名次居前者，初以试用主事之衔于六部历练，经试用期后，若获本部堂官认可，方得正式授职；而二甲名次居后者，与三甲进士情形相仿，留京就职机会相对渺茫，大多外放为知县。
在嘉庆年间，选官政策发生显著调整。此际，针对二甲与三甲进士，无论其名次先后，均秉持平等原则，不再区别对待。具体官缺的分配，主要依据吏部铨选机制确定。这一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同科进士在授职环节的公正性，对当时的选官体系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体现。
自嘉庆以降，尽管二三甲进士理论上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但吏部在具体施行时，仍出现一定程度的执行偏差。于月选环节，因吏部难以对新科进士的实际才具进行精准判定，故而只能依据其科举名次来作出相关安排。
以吏部官缺为例，若其数额限定为五十个，通常会从名列前茅的五十位进士中遴选官员。此乃吏部既定的选拔方式，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下，具有一定合理性，且通常而言，皇帝基于对吏部职权的认可，亦不会轻易介入干涉。
在清代官场的选才体系中，对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者，尤其是科甲出身者极为重视。即便是同为进士，亦存在细致的等级差别。其中，翰林出身者常以门第之见，对二甲进士有所轻视；而二甲进士又往往对三甲进士抱以不屑态度；至于三甲进士，亦对举人出身者持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感。值得注意的是，三甲进士虽同属进士之列，却因名号中多了一个 “同” 字，在官场的地位排序与身份认同方面，致使其自尊心遭受较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