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三载，看似峰回路转，但依然没有看到和平的曙光。

参考消息网援引俄罗斯《独立报》网站4月18日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支持将军事状态和总动员延长90天，这表明了其继续作战的态度。

而这三年里，千万平民已被迫逃离家园——1000多万乌克兰难民与30多万俄罗斯流亡者，他们正用脚步丈量着欧洲最深的伤口。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被迫迁徙，将和平年代的繁荣假象撕得粉碎。当防空警报还时时响起，世界在追问：这些漂泊的灵魂，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归途？

每一天，都有新的逃亡者汇入这场迁移，他们布满尘埃的行囊里，装着整个大陆失落的尊严。

当地时间2025年4月7日，乌克兰哈尔科夫，来自乌克兰东部不同战线的流离失所者在过渡中心接受人道援助并办理相关手续。图/视觉中国

尤拉·斯科博列夫的故事，颇能反映长期战争的痛苦。开战头两周，斯科博列夫的故乡乌克兰赫尔松就被俄军占领，但讽刺的是，他家的逃亡史是2022年11月乌军夺回城市后才开始的。

乌军与俄军对峙于第聂伯河两岸，无法再越雷池一步，双方互用火炮对射，密集的弹雨炸平了赫尔松大片城区，斯科博列夫夫妇只好带着五个孩子逃往敖德萨。

“我们给留在当地的邻居打电话时，能听到他家宠物狗的叫声。”斯科博列夫说，“邻居说这里一切都好。可五分钟后，他又说，不能跟你讲了，我得躲到地窖里，炮战又开始了。”

“考虑到冲突烈度、经济条件和族群关系差异，洞察战争难民的构成和趋势，远比简单计算难民数字重要。”

非政府组织“为乌克兰团结”负责人达娜·帕夫利奇科属于最早一批的战争难民，2022年2月25日，她与当兵的丈夫告别后，带着幼子从基辅逃到德国，如今，她努力帮助别的难民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对比战争初期因战火波及和群体恐慌产生的大规模逃亡，新增难民相对较少，他们主要来自东部与南部小城，可一旦离开，就更难回去了。”

2025年4月11日，达娜刚协助乌克兰同胞在德国斯图加特落脚，一个12岁的小女孩阿拉宾娜的举动让她很心疼——孩子老拿着玩具麦克风，用它喊话“注意，注意，空袭警报”。

望着阿拉宾娜的表演，母亲塔尼娅却笑不出来，她告诉达娜，哪怕乌军明天夺回老家，排雷、清理瓦砾和重建也要几十年，“现在的战争要残酷得多，双方奉行‘我没有，你也休想得到’的原则，毁掉所有东西，把拆掉保险销的手雷放到家电下面，谁去碰就会炸。我丈夫就布置过这样的‘炸弹陷阱’，并再三叮嘱我们别乱动，否则会送命。”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6日，乌克兰敖德萨，因俄罗斯军队的无人机攻击，当地院子被废墟覆盖，居民建筑受到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多个地点发生火灾，仓库设施也遭到损坏，战争让家园面目全非。图/视觉中国

塔尼娅的丈夫达尼洛是就地入伍的乌军领土防卫队（TDF）上士。“去年9月，乌格列达尔失守前夜，乌军唯一退路被倾泻的弹药变成沸腾的烫锅。10月1日，丈夫给我发了最后的视频，说已到最后时刻，之后就断了联系。”塔尼娅平静地表示，“丈夫不在身边，自己反倒变坚强了。”

炮耕火犁的土地，反复拉锯的战线，加速制造着尤拉、塔尼娅这样的难民。迄今为止，超过600万乌克兰难民被其他国家收容，其余安置在国内的西部和南部，他们或借住有多余沙发的亲戚家，或到志愿组织搭建的宿舍里找床铺。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罗斯托夫等三个俄罗斯前线州受波及的平民，也疏散到伏尔加河到远东的纵深地带（其中也含有大量乌克兰俄占区人员）。

截至2025年3月，只有约150万乌克兰难民从邻国返回基辅、利沃夫、敖德萨等城市，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等靠近前线的城市。与此同时，刚把乌军逐出库尔斯克州的俄军，也将三千多避居于安全地带的平民护送回家。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时间拖得越久，仍在流亡的人，能回去的可能性就越低，从基础设施崩溃到原地人口结构改变，乃至因战争杀戮、沦陷区居民“投敌嫌疑”等产生的畏惧心理，都成了难民回归的巨大障碍。

综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和欧美智库公布的最新数字，截至2025年1月，仍有1000多万名乌克兰人流离失所，约为战前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37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超过660万人在国外。由于乌克兰政府戒严令限制18至65岁的健全男子离境，境外难民多是妇女、青少年和老年人。

乌克兰所有邻国（包括俄罗斯）都加入了《1951年难民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意味着它们都须遵守“不推回原则”——为符合难民定义的个人提供庇护，禁止驱逐或遣返至可能遭迫害的国家。

其中，波兰是最大和最开放的难民接收国，截至2024年底，波兰接收超过200万乌克兰难民（接近波兰人口的5%），允许乌克兰人免签入境，提供18个月“居留权+工作许可+社会福利”，接收人数仅次于波兰的是德国和捷克，分别为105万人和48万人。

但同为欧盟成员的匈牙利，执行“不欢迎但不过问”的政策，允许乌克兰人过境，但不提供长期安置支持，截至2024年底，该国登记的乌克兰难民仅4万左右。

相比之下，作为欧洲最穷和未加入欧盟的国家摩尔多瓦，却接收了10万难民（占其人口的4%），较特别的是，这里面不乏1992年因本国内战而流亡乌克兰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居民，他们又回到摩国内，这些“二次难民”普遍没有护照，变成了更麻烦的无国籍者。

再看俄罗斯，战端开启后，乌克兰的俄占区乃至俄本土也有大量平民逃亡。2024年10月14日，俄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莫斯卡利科娃提到，俄国内65个地区开设960个临时安置点，收容遭乌军袭击而撤离的30万名居民，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房、工作岗位及教育资源等。

乌方曾指控，俄方强制将占领区的乌克兰人送到远东，但俄方称难民是自愿去那里就业以换取住房的。

开战头半年，联合国难民署就向乌克兰及周边国家发放超过200万份应急物资（帐篷、毛毯、卫生包），将捷克、德国1500套废弃公共建筑改造成难民公寓，优先安置单亲家庭。为保证难民及援助活动不受武力攻击，联合国难民署曾反复与交战双方协商。

2022年，在一个玻璃全被战火毁坏的小城，难民署职员想出一个办法，将难民署的塑料雨布、窗框及木工工具分给难民，让他们将自家的窗户修好。因此连市政府的窗户也用印有“UNHCR”字样的塑料雨布遮盖着。由此闹出一个笑话：欧安组织视察员来这里，随处可见UNHCR字样的窗户，他们想难民署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办公室。

逃到欧盟国家的乌克兰难民中，许多人获得工作权、能得到医疗护理、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他们还能享受这样的“小奢侈”：在德国登记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乌克兰成年人每月可获得451欧元补助，抵达波兰的难民可获得300兹罗提（63欧元）的“一次性付款”。而在国内的乌克兰难民只能指望政府每月提供2000格里夫纳（50美元）的援助金。

据达娜观察，战争初期出国的难民中，不少人表达过回家愿望。“他们离开了家园、事业，很多情况下，还离开了丈夫。但如果你是带着孩子，在全国各地每天都拉空袭警报的情况下，就无法送他们上学。再加上经常停电，也无法让孩子上网课。”达娜解释道，“即使乌克兰某些地区相对安全，对多数去国外的难民来说，回家仍不是最佳选择。”

但骨肉分离的痛苦，令不少乌难民宁愿选择回国，也不愿去有北约保护的国家享受安逸生活。纳斯蒂亚和她的两个孩子就是这样：2022年2月24日清晨，他们在黑海港城尼古拉耶夫的公寓被炸弹冲击波摇晃着，全家人只好去地下室里躲了几天，经过商议，丈夫安德烈开车把妻儿老小送到斯特雷的祖母家，那里靠近波兰，随时可出国。3月初，基辅争夺战的消息传来，这个符合征兵条件的男人只能将妻儿推出国境线，“去波兰的亲戚那里吧”，自己调转车头驶向战场。

在波兰，纳斯蒂亚每天攥着手机啜泣：“我想回家。”听筒那端永远传来丈夫沙哑的克制：“为孩子留下。”直到2022年8月，当尼古拉耶夫的炮火暂歇，这个满身汽油味的男人再次出现在边境，这次是要把家人接回去。

“从2024年新年开始，你可以看到晚上窗户里亮起更多的灯。”纳斯蒂亚说，“如果有人真想留在乌克兰，就会回到乌克兰。如果有人一开始在国内没机会，或者本就想移民，那么他们会留在欧洲。”

尤利娅家就属于后一种情况。2024年2月6日，她和丈夫还有十几岁的女儿随乌军伤兵撤出顿涅茨克州要塞阿夫迪夫卡，两周后城市易手。尽管戒严令要求所有乌克兰适龄男性不得出国，但尤利娅的丈夫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这让他们一家得以前往德国，丈夫总算得到有效的救治，因为哪怕是平时，这种慢性病在乌克兰也很难得到治疗。这意味着，这家人也不太可能选择回国。

这场冲突对俄乌两国人民的终极影响，未必是胜负带来的新边界，而是大批平民在战火威胁下长期流浪形成的记忆。

阿廖沙和阿利奥娜这对夫妻的逃难最为曲折。2022年冲突全面爆发之初，阿利奥娜带着女儿离开乌军不战而弃的赫尔松城，来到中立的格鲁吉亚。

其间，她遇到过好几个“甄别营”——在那里，阿利奥娜被检查是否有“亲纳粹（或乌克兰民族主义）文身”。她的丈夫阿廖沙是个海员，2022年2月24日开战时正在开往中国上海的商船上，最终全家在第比利斯得以团圆。无奈之下，凭借阿廖沙母亲的犹太血统，这个家庭绕了大半个地球终于在以色列找到栖身之所。

对待难民，许多国家都存在“挑肥拣瘦”的问题，即所谓“选择性接收”。对于去了以色列的阿廖沙一家来说，那里号称有“高水平”的难民保护制度框架，尊重《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和以色列《回归法》的“普遍保护原则”，但实际操作中，以政府的临时行政令才是决定难民被接纳的关键，“这种安排完全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利益考虑”。

过去三年，以色列接受了约16万移民和难民，其中最大来源国便是打得你死我活的俄乌，2022年全年，以色列有7万人入籍，其中37364人来自俄罗斯，14680人来自乌克兰，18岁以下者占24%，18岁到35岁者占27%，36岁到50岁者占20%，50岁以上者略超25%。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0日，摩尔多瓦基希纳乌，乌克兰难民抵达当地后准备继续撤往以色列。图/视觉中国

相比之下，以色列接收的非洲、南亚等地难民只有千余人。在难民接待中心，阿廖沙仅用几个月便办妥了定居和入籍，可比他早得多的非洲难民却仍在苦苦等待，“（以色列）官员看难民的眼神，就像在超市挑选罐头”。

实际上，称霸中东的以色列一不缺钱，二不缺枪，所缺的就是人，特别是年富力强的犹太移民。俄乌冲突带来的难民简直是雪中送炭，尤其是入籍的俄乌青年正赶上以色列与哈马斯、真主党甚至伊朗连绵不断的交战，对规模有限的以军来说，他们形成了宝贵的“兵力池”。

2022年起，以色列将俄乌难民集中安置在靠近黎巴嫩的加利利平原或靠近加沙走廊的比尔谢巴，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些新公民能为以色列“守土拓边”，充当以军的“预备队”。

如果难民本身就是高技术人才，那么“选择性接收”就变为看不见硝烟的国际战争。

乌克兰紧急疏散战区的企业院所时，将不少高科技人才转移到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而俄罗斯也竭力搜罗这些“知识精英”。俄联邦劳动部的信息称，开战后从乌克兰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引进的军工人才在数百人左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工业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安德烈·贝斯特罗夫透露，由于乌政府禁止国内军工企业与俄罗斯的合作后，乌军工业遭到重创，像扎波罗热的航空发动机巨头马达西奇公司失去85%的订单，不得不裁掉大量员工。

俄总统普京就公开邀请乌克兰军工专家赴俄工作，“乌克兰拥有非常强大的潜能，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专家。我非常欢迎你们，非常高兴能够在俄罗斯的企业里看到你们！”普京曾提到乌克兰导航专家伊格尔·加申年科夫妇入籍俄罗斯，称乌克兰专家“在基辅不会有任何出路”。

但贝斯特罗夫承认，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缺乏吸引力。“过去几年，俄罗斯工业和科技创新主要是吃老本。反观欧美和中国、韩国、日本，由于那里有更好的科研环境和应用场景，不仅吸引乌克兰专家，还会吸引大量俄罗斯专家，这对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TAI）为例，那里有不少从基辅、扎波罗热转移来的乌克兰专家，不仅参与“安卡”“矛隼”等大型无人机的动力、材料开发，还投身“喷气自由鸟”高级教练机及“可汗”隐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2024年2月21日，“可汗”战机首飞，使土耳其进入“五代机俱乐部”，这其中也有乌克兰专家的功劳。

战争难民的命运，就是一道无解的函数题。

冷战后，全世界出现过数以百万计的战争难民，他们的经历给俄乌难民留出了极为残酷的答案——战后十年内，能返乡的人不超过30%。

“这不是猜测，而是数据。”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谢利·卡尔伯森敲击键盘，屏幕上的曲线图爬过1995年波黑、1999年科索沃、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难民返乡率，都没有跨过30%的门槛。有四个变量决定着结果：炸毁的医院、瘫痪的政府、凋零的经济、分裂的社会。

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乌政府控制区，俄语居民正进行着一场静默的自我调整——公交车上，菜市场里，甚至家庭晚餐时，俄语正被谨慎地换成乌克兰语，“这不是法律的强制，而是生存的技巧。俄语居民通过强化自己的国家认同，避免受到整个乌克兰社会的排斥与攻击。”

但关于难民的最大未知数，仍是战争的长度。“战争一旦超过六年，返乡率会继续暴跌。”卡尔伯森指出，“即便明天停战，重建也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其实，欧盟各国已陆续调整政策——提供给乌克兰难民的语言课程变成长期规划，临时居留证悄悄延长有效期。“这些细微的变化背后是一个无人明说的共识：今后相当数量的乌克兰人会永远成为欧盟居民，即使他们声称更愿意回国。”

2022年，欧洲以罕见的团结接纳了乌克兰人——波兰家庭敞开家门，德国企业提供工作，学校为孩子预留座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慷慨行为因经济压力、社会融合冲突及社会关注度下降等因素而减少。

卡尔伯森将其定义为“援助疲劳”（Donor Fatigue），“对同一地区的援助若持续多年，捐助方看不到情况明显改善会减少资助，况且信息时代的媒体焦点转移非常快，新危机会分散国际注意力，导致‘旧危机’被遗忘（如2023年以色列与哈马斯开战便导致俄乌冲突报道量骤降50%），这连带导致公众对这类战乱灾害的同情心消失，捐款热情减退。”

卡尔伯森也举例说：“2022年乌克兰从美欧获得超1000亿美元援助，但2024年美欧承诺金额几乎腰斩，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乌克兰更是受到‘滥用资金’的指责，西方国家普遍转向长期贷款而非无偿援助。”

此刻，数百万乌克兰难民仍在等待。他们在异国的公寓里保存着家乡的钥匙，孩子在作业本的角落画下记忆中的房子，而异国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漫长。

但无论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会转向哪里，这些散落在外的俄乌难民，仍在用最安静的方式抵抗着“被遗忘”：学习语言、攒钱寄回家、在外国移民局表格上勾选“暂住”、在社交媒体X上标记Я Повернусь（我会回来）。

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战争结束”成了一个相对的词汇。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健

责编 姚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