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都陷入沉痛中，难以相信这位建国功臣和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就这样离去了。
国际上亦引起轩然风波，联合国成立三十一年首次降半旗悼念他，要知道许多国家元首去世也没有受到这种崇高的敬意。
联合国秘书长力排众议，表示：周总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把中国10亿百姓当做自己的孩子，如果其他国家的元首也能做到这样，我们也可为他降半旗。
中央对周总理身后事非常重视，听闻周总理死前立下三大遗愿，把其妻邓颖超召唤过来，可是当邓颖超说出来，却引来邓小平的强烈反对。
无论邓颖超怎么说服，邓小平始终紧握拳头，坚决否定：“一个都不能答应。”
邓小平为什么不答应周总理的遗愿呢？
1920年，年仅16岁的进步青年邓小平，乘坐开往欧洲的游轮，携着一直单薄的皮箱，带着澎湃的心情，怀揣着一箩筐的工业救国梦想，踏上法国马赛这片异土。
那刻他暗下决心，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出国机会，潜心学习工业技术，早日学有所成，回国报答人民。
然而才学了五个月，邓小平和一同被送来留学的同学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法国的物价比他们想象中的高得多，尤其学费支出非常高昂，留学经费一下子就见底，大家都无法继续学习，被迫辍学。
就在邓小平心灰意冷之际，他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周恩来。
这位只比他年长六岁的哥哥，1917年赴日求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1920年在领导天津学生开展爱国运动时被捕，后来赶赴法国勤工俭学。
虽然比邓小平晚来法国，可是周恩来很快就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2年，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组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召集更多爱国进步青年加入进来共商大事。
1923年夏天邓小平加入进来，从那时起，邓小平几乎住到周恩来下榻的旅馆。
周恩来的房间只有五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家具，邓小平每晚都在那儿打地铺。
他俩住在一起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旅欧共青团做宣传。
当时，他们办了一本杂志叫做《少年》，周恩来是主编，邓小平负责印刷。
两人都是留学生，可是命运稍有不同。
周恩来早些年在天津学术界崭露头角，通过给国内报刊写稿赚钱，在法国没打过工，不像邓小平愁生计。
邓小平遇到周恩来，从对共产主义只有浅浅的认识，到逐渐深入了解起来。
每每油印刊物，他就细细品读上面的文字，遇到不懂的地方，常常请教周恩来。
周恩来觉得邓小平做事认真，还是个热血青年，总是不吝赐教，经常与他彻夜长谈，而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耳濡目染下，开始执笔写文章。
后来他们还做起生意来，开了一间中华豆腐店，为组织活动筹集了不少经费。
邓小平拿着经费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多次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因为周恩来的培养与重用，邓小平成为组织宣传刊物《赤光》的编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带领下，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27年春，邓小平从莫斯科回来，受到中共的差遣，前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随中央前往上海。
那时候周恩来也在上海秘密工作，负责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再次并肩作战，还住在他和邓颖超夫妇的楼下。
1928年春，邓小平迎来与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婚的大喜日子，可是由于身份特殊性，没有邀请任何人，唯独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拎着鲜鱼大肉敲门进屋。
周恩来说让邓颖超炒几道拿手菜，邓小平过意不去，忙说：“你们是座上宾客，怎么能让大姐操心。”
邓颖超不管邓小平的阻扰，撸起袖管进了厨房，回头笑道：“你说我俩都姓邓，你喊我一声大姐，我就认了你这个弟弟，现在弟弟结婚，我这姐姐做点小事，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邓小平抓了抓脑袋，垂着脑袋更不好意思了。
当初在法国，周恩来像哥哥般照顾他，管吃管喝管住，喊邓颖超大姐，就是因为尊重周恩来，想跟他妻子拉近关系。
邓小平这随口一叫，邓颖超倒是当回事儿，后来邓小平有了孩子，邓颖超非要让孩子喊她“姑妈”，这一来二去，周恩来就成了孩子口中的“姑父”。
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亲如真正的家人，有时候还会结伴出行。
有一回，周恩来难得休假，两家便相约到十三陵郊游。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孩子，可是周恩来非常疼爱邓小平的孩子，一路上将邓小平的小儿子抱在膝上，骑在肩膀上，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说叫“飞飞”，周恩来便打趣道：“那你岂不是跟我同名？”
邓小平仰头笑了笑，大多数人不知道，早年周恩来为了挣稿费，曾用“飞飞”作为笔名，写过武侠小说。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邓小平同刘伯承等率部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领导西南地区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又前往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邓小平仍在西藏指导生产工作，忽然听到中央下发调派指令，要求他立即赶回京城。
原来这道调遣命令是周恩来提出的，那时他受邀出访苏联，需要离国十多天。
考虑到出国期间没有人主持政务院，便向中央提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代理总理职务。
邓小平在建国初期一直在打仗，初到中央报道，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擢升，深感责任重大，拍着胸膛承诺，务必主持好大局，让周恩来安心出国。
周恩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对所有人说：“凡是需要我批阅的报告和请示的文件，全部交给小平同志，同时授予小平同志主持政务会议、听取并通过文件的权利。”
邓小平在代理总理期间，处理签发许多重要文件，如常主持召开政务会议，确保政务院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周恩来回国后，对邓小平所做出的判断与批示非常满意，还让邓小平兼任交通部办公室主任、财政务部部长等职务。
后来斯大林去世，周恩来再次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离国期间依然把总理代理权交给邓小平。
1954年，政务院改国务院，周恩来提名陈云等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提名名单上就有邓小平。
随后10多年里，周恩来出国访问期间，邓小平先后五次代理总理职权。
那时候，有人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如此倚重邓小平，便问周恩来：“总理，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有能耐的人，两人有什么不同吗？”
周恩来几乎没有犹豫便回答出来：“两人的工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
那人追问道：“那您更喜欢谁的做事风格呢？”
一向谨言慎行的周恩来，竟然毫无顾忌地评价起来：“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办不到像他那样的。”
那人渐渐明白，周恩来看到邓小平身上独特的能力，认为邓小平的能力在自己之上，甚至羡慕邓小平能够把一些有难度的事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其实，周恩来曾经就在会议上毫不吝啬地表达他对邓小平的赏识之情：“我非常欣赏小平同志的才能和为人，希望大家向他学习，我自己在一些方面远远不及小平同志，我也要向他学习。”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复出返京。
他返京的这一年，被确诊膀胱癌的周恩来，身体越来越差，却强撑着处理政务。
毛主席得知周恩来病重，让医院竭尽全力医治，用最好的药，还是没法阻止病情持续恶化。
那个年代，癌症被认为是医学难题，很难被治疗好，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通过手术切除癌细胞，但是这样的手术也有风险，因而周恩来迟迟不愿意接受手术。
眼看总理脸色越来越差，甚至出现血尿情况，医务人员哭着求周恩来尽快到医院做手术，周恩来却脸色煞白地告诉医务人员：“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还有一件事没做。”
这件事不是别的，就是找合适的人代理总理职务，主持国务院各项事宜。
3月，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才安心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随着多次手术化疗，虽精神抖擞，仍被折磨得瘦成脱相，邓小平每每忙完工作，都会到医院汇报工作情况，两人又像年轻时在法国那样长谈交流。
这让周恩来深感欣慰，即便在病榻上，周恩来也不遗余力地支持邓小平，常常鼓励他：“你这一年做得很好，比我强多了。”
1974年，周恩来病重无法出行，邓小平代替他远赴纽约，参加第六届联合国特别会议。
会议上，邓小平用一腔四川话，从容不迫地阐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场外交让邓小平声名鹊起，受到了国际关注。
周恩来听闻邓小平的精彩表现，为他感到高兴，拖着病体，前往机场迎接邓小平凯旋归来。
后来，周恩来获邀出访法国，再次委托邓小平代替他出使。
邓小平故地重游，回到当年周恩来旅居的大街，遗憾总理未能前来故地重游，拿出十几美元，买了周恩来最喜欢的法棍面包，对左右说：“我们拿回去给总理尝尝。”
1975年，周恩来做了多次手术，依然阻挡不了癌细胞向全身扩散。
大家都隐瞒病情，让总理保持乐观心态，继续与病毒抗争，然而周恩来怎能不知自己的身体情况。
在一次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前来探望，周恩来虚弱地抬起手，要求大家帮助小平同志做好各项工作。
1976年1月10日清晨，邓小平拖着沉重的身躯，随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最后的遗体告别仪式。
广播电台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用沉重悲痛的声音怀缅着这位受人敬重的重要领导，播报着他生前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整座北京城被惨重悲戚的氛围所萦绕着，沿路可见数百万名民众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吊唁，十里长街同样站满了群众。
大家都在痛哭流泪，等着目送周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公墓的最后一程。
邓小平带着沉郁的心情来到追悼会上，捏着悼词走到麦克风前，纸上写满他对这位人生导师、并肩作战的战友、关怀备注的兄长、提携赏识他的领导的深切悼念。
他念着信中的文字，想起当年在法国的场景，周总理与他促膝长谈共产主义理论，手把手修改他写出来略带青涩的文章，胸腔里那极力按压住的情绪便禁不住地起伏，捏着悼词的手也难以抑制地颤抖。
最后一次手术后，周恩来终日在昏迷中度过，却不忘问起邓小平的工作情况，关心国家大事。
后来，感到身体渐渐不行了，睁着迷糊的双眼，对邓颖超说了三个遗愿。
1月8日，正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突然看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汪东兴推门闯入，心里隐隐沉下，未料汪东兴真的来宣布周恩来离世的消息。
全场陷入沉静的哀悼中，邓小平哽咽着下达对周总理身后事的处理命令。
会议结束后，便赶往北京解放军305医院，跑到周总理的病房见最后一面。
邓颖超看着邓小平悲郁的样子，把周恩来临终托付的三个遗愿说出来：
一是不希望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不希望举办追悼会；三是不希望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洒向祖国大地就好。
邓小平抬起泪眼汪汪的双眼，坚决地说道：“不可以，一个都做不到。”
他对这位兄长太了解了，周恩来一生清贫，吃饭连盐都舍不得放，最怕自己的私事麻烦到国家和人民，就连后事也不愿“铺张”，可是中国人民怎么可能让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去了？
邓颖超极力说服他：“小平同志，这是他最后的愿望，你们无论如何都要替他实现，他生前不愿占国家和人民分毫，死后更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可是无论邓颖超怎么说，邓小平都不愿这位受万民敬仰的伟人如此潦草地告别世界。
他的骨灰就应该存进公墓里受千秋万代的瞻仰，他的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不能缺少，老百姓都想送他最后一程。
最后，毛主席拍板决定，只满足第三个遗愿，让周总理的骨灰随风“亲吻”华夏大地，归入新中国的大地。
1991年，作为庆祝周恩来逝世十五周年的纪念片《周恩来》上映，邓小平百忙之中特地抽空观影，看着屏幕里似曾相识的故事，双眼渐渐泛红。
晚年，女儿问他：“您在法国留学时做了那么多政治活动，那时跟谁关系最好？”
邓小平抬起雾蒙蒙的眼睛，看向远处的天空，说道：“那自然是周总理，他待我亲如手足，我一直遵他为兄长。”
如果没有遇到周恩来，那个流落在法国街头做苦工的18岁青年该怎么办？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赏识，那个有着敏锐目光和卓越才华的邓小平如何在副总理岗位持续锻炼政治才华？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大力提携，邓小平如何在国际外交上一战成名，开展改革开放，兵不血刃地收回港澳，大笔一挥划出经济特区……完成一桩又一桩创举，奠定中国未来繁荣昌盛的基础？
周恩来释放了邓小平的潜能，更成就了邓小平，邓小平拒绝周恩来的三个遗愿，是心疼周恩来，想要以最大敬意告别他亦师亦友亦兄的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