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的炮火震醒了20岁的聂耳，当时尚在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的他，迫切想要为抗日战争做些什么。

聂耳

乱世里，一个小提琴手能为抗战做什么呢？聂耳思来想去，想到了为抗日队伍十九路军慰问演出的法子。他向歌舞团的小伙伴提议说：

“我们组织一个战地演出团，慰劳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们。”

聂耳的提议得到了歌舞团的支持，很快，慰问团成立。

之后，聂耳带着慰问团的演员们到了战地边缘，一个简陋的伤兵转运站。这个转运站，全是用沙袋铸成的防御工事，里头到处都倚着伤兵。一进入转运站，聂耳和演员们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硝烟与药水混合的味道。

第一次目睹这样触目惊心的残酷场面，聂耳和众演员都有些不知所措。短暂的发怵后，聂耳鼓足勇气对着伤兵演讲道：

“各位勇士，抗日的英雄们！今天是旧历新年，我们来向各位拜年！感谢你们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为着我们的国家，在这里英勇抗战……”

聂耳慷慨的演讲感染了士兵们，他们艰难地支撑起受伤的身体，礼貌性地鼓掌，表示谢意。掌声鼓舞了女演员们，她们拿出在舞台上表演的自信，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然而，女演员们的莺声燕语，和近在耳边的枪炮声夹杂在一起，显得怪异突兀。士兵们有的惊诧，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因伤痛大声呻吟，有的因厌倦闭目养神，还有的忍不住怒目斜视、恶语相向。

女演员们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滑稽，她们停止了歌唱。一时间，现场的气氛竟变得无比尴尬起来。一股呛人的硝烟味扑鼻而来，似乎在提醒聂耳和现场的所有人：这里是战场。

聂耳想带女演员们慰问为国战斗的英雄们，结果，慰问者们全成了“不知亡国恨的歌女”。这样的结果，让聂耳痛心疾首，他无法掩饰自己对歌舞班的失望。继而，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也产生了怀疑。

当晚，聂耳一整晚没有入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倾心的歌舞事业，已经被他所敬慕的人们抛弃了。“哼，国难当头，也只有那些不知亡国恨的富有商人，才整日听得了这些歌声。”天快亮时，聂耳睁圆了眼，自言自语道。

曾经被聂耳视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对他没有丝毫吸引力了：他的整个世界开始动摇了。

“音乐、艺术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吗？不，应该有真正激动人心的音乐，可是它们在哪里？该是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呢？”早起穿衣时，聂耳的脑子里依旧在苦思。

聂耳带着心里的疑惑走到了异常冷清的大街上，昔日热闹的上海街头，如今完全是一片恐慌气象：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到处是搬家的汽车，逃难的人流，还有燃烧着的被炸弹摧毁的房屋。

一股无以名状的愤怒从他的心底升腾起来，他恨透了日本人，恨透了帝国主义。聂耳比任何时候都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参与抗日，不管用什么方式。

想到“抗日”，聂耳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刚刚认识不久的剧作家田汉，说来，自己进入现在的歌舞社，还是他做的介绍。“对，去找他！对！”聂耳眼前一亮，他确定这个大自己14岁，且一直给自己帮助的人，能解开他的疑惑。

聂耳与田汉（右）

相比还未出名的聂耳，此时的田汉已经声名远扬。相比纯粹的艺术家，田汉不那么“纯粹”，因为：他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艺术，也总是与政治相结合。

就在认识聂耳的前一年，即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还在当年干了另一件大事：创办左翼戏剧家联盟。

聂耳也在田汉的介绍下，加入了左翼剧联及其剧评小组，参加了很多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聂耳不知不觉走上了用艺术革命的道路，只是，他自己并未觉察到。

“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呢？”找到田汉后，聂耳没有寒暄直接发问了。田汉看着聂耳，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第一次见到聂耳，并听他拉琴后，田汉就确定他是天才，可他毕竟年轻，很多环节都未打通。今天他的这一问，倒是让田汉觉得他有些“通了”。可他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他也无法回答，他想了很久后道：

“你先要去广大人民那里！”

田汉的这句话深深震颤了聂耳，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出口。这句话实际不仅是解答，而且也是方法。

在这之后不久，变得更加激进的聂耳，因频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而被歌舞社开除，再度失业后，他索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上。

聂耳（左二）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此时的聂耳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身体很一般，因为经常住院，他借了不少外债。可因为已经开始寻找真正的创作的缘故，他心里非常沉静，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记开头一句，他写道：

“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聂耳用将来时态，写出了自己对事业和个人前途的自信。的确，当一个人知道了方法时，他一定会是乐观且自信的。

果然，聂耳写下这页日记后不久，就有几家影业公司前来聘请他。最终，他接受友人的约请，决定前往南昌“中央怒潮剧社”管弦乐队，那里给他提供了优厚待遇。

然而，他很快得知：这家乐队是蒋介石为指挥对苏区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而设立的下属机构。“外敌当前，去搞什么‘安内’？”聂耳想都没想，立即取消了行程。

聂耳想得很清楚：没工作正好，可以安心写东西、搞创作。

聂耳（左）与友人

蛰伏多月后，聂耳在上海左翼文艺组织的帮助下，正式进入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在这里，他主要协助任光、安娥担任抄谱、作曲等工作。聂耳的工作搭档安娥，正是后来田汉的夫人。

已经彻底被改变的聂耳利用自己的工作，销售进步音乐唱片，以扩大左翼文艺的社会影响。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这个乐队，是聂耳在对我国民乐演奏进行改革性的试验和探索。

聂耳成为了一名彻彻底底的革命者，他的创作也开始发生巨变。

为田汉编剧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时，他经常跑到上海的码头去观察、体验码头工人的劳动生活。他不仅和他们一起谈心，还和他们一起劳动。工人劳作时哼着的号子，他也经常哼唱。

也是在此间，聂耳深切体会到了田汉说的那句“到广大人民那里去”，他看着码头工人一边喊着“哎咿哟嗬”的号子，一边汗流浃背地背着大麻包，扛着木箱子艰难地前行，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震动。而他曾经在云丰申庄做苦力的经历，也全部被激活了。他曾感叹道：

“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聂耳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码头感受的工人呼喊声，融汇到了新创作的歌曲里，终于谱出了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心声的《码头工人》《打砖歌》《打桩歌》和《苦力歌》4首插曲。

《扬子江暴风雨》演出时，聂耳还成功扮演了剧中男主角“打砖工人老王”。舞台下的观众，已经无法区分：舞台上的，究竟是聂耳，还是打砖工人老王了。

聂耳在拉琴

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主题曲《新女性》时，聂耳深入女工家里走访，了解她们生活的艰辛，探知她们心里的苦恼和希求。就连她们上班要走的路，他也要跟着走。

在聂耳的努力下，他成功创作了《奴隶的起来》和《新的女性》等6首相对独立的歌曲组成的《新女性》组歌。

组歌叙述了她们天天不见太阳，一天12小时守着机器当牛做马的生活，也将她们不甘做万代奴仆的心声表达出来了。

聂耳创作的《新女性》组歌出来后，无数新女性拉着他的手热泪盈眶地感叹：“你把我们的心里话，都谱出来了。”

也正是因为聂耳在创作上的出色表现，田汉与夏衍编剧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筹拍时，聂耳再次得到了创作主题曲的任务。

聂耳

提及他得到这个任务的具体，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1935年初，即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就来抓捕他了。仓促间，他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被抓进监狱时，他甚至不确定这张小纸条能否被发现。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后，很幸运地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香烟衬纸上写着的，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聂耳听说此事后，主动找到夏衍并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夏衍看向聂耳时，他满脸都是激愤。

田汉被抓的事刺激了聂耳，田汉写在香烟衬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让他热血沸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当晚，聂耳回到住所时，整个人就完全进入了创作状态。回到住所时准备谱曲时，他的脑子里便开始浮现出这些片段：

“街头报童的凄凉吆喝、码头工人雄浑的劳动号子、女工们求解放的高唱、母亲忧伤慈爱的眼神、受难者的呼喊、长城朔风的怒吼、在嘹亮军号声中冒着炮火冲锋的战士，以及日本飞机轰炸的巨响……”

有一股喷薄欲出的火焰，在他的胸中，将他冲击得无法入睡、无法静坐。第一晚，他一会坐到钢琴边猛烈地弹奏，一会在屋子里快速踱步，一会又趴在桌子上一边画一边打拍子。聂耳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他那住在楼下的房东感觉头顶地动山摇。她慌慌张张跑上去，敲开门一看，聂耳正趴在桌上画‘豆芽菜’玩儿！

房东太太认为的“画豆芽菜”，实际是聂耳趴在桌上用五线谱作曲，她不懂五线谱，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租客是位大作曲家，她气得直骂道：

“平日里你整天弹琴唱歌，我忍忍也就罢了。现在倒好，这么大的人不干正经事，画起豆芽菜来了！要画你就安安静静地画，偏偏要折腾得天翻地覆，深更半夜的，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

聂耳的创作是不能被打断的，他当然没有时间和房东太太解释。每次房东太太上来数落他，他都恭恭敬敬地道歉。

聂耳的住所

可还未等到房东太太下楼，聂耳的创作激情又像潮水般奔腾欲出，他于是又飞速趴在桌上，拼命画着，嘴里还不住地念着，他的笔几乎跟不上他那澎湃的激情。

房东太太气愤地发现，第二晚，她的租客依旧是这般疯狂，她气得再次敲开他的门，并破口大骂。而聂耳依旧和上次一样：恭敬道歉，送客，然后回到桌上继续疯狂创作。

天亮后，聂耳砰砰砰敲开了导演许幸之的房门，一进门他就兴奋地举起手中的乐谱喊道：

“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了！”导演非常高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正有此意的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桌上打着节拍大声地唱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聂耳试唱时，深受感染的许幸之完全沉浸在了歌声里，几乎完全忘了自己此刻身在何方。聂耳停下来很久后，他才从激荡中回过神来。

“整个曲子谱得都很好！”许幸之称赞道。那个清晨，两人都激动不已，他们俩在对该曲进行了细微修改后，不约而同地高唱起来。

两人进行的细微修改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商议后，将末尾的一句改为了：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3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煞尾，把那迈着坚定、勇敢的步伐挺身前行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完美了，完美了！”合唱完后，聂耳激动地拍着桌子道。他将房东太太与他的冲突告诉了许幸之，许幸之听后打趣道：“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院去，就算便宜你了。”

聂耳也半开玩笑说：“我以后都不敢在家里弹琴了。”许幸之笑着安慰他：“你啊，应该把这首曲子唱给她听，她一高兴，就什么都好了。”

那日，从许幸之的住所出来后的聂耳依旧处于亢奋中，他在大街上不断地哼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他恨不得街上的人都和他一起哼唱这首曲子。他已确信：它能成为激荡起无数国人的战歌。

当时的聂耳怎么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亿万中国人，将怀着与他一样的豪情、一样的壮志，一起慷慨高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5月1日，《中华日报》发表了这首歌。5月24日，随着《风云儿女》的首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即传遍了全国，成为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歌。

聂耳终于安心了：他创作出广大人民接受的曲子了，而这曲子，也一定会是他崇敬的抗日战士们所接受的。

《义勇军进行曲》红遍全国前，聂耳就为了躲避国民政府的追捕，离开了上海。他于4月15日离沪，他原计划是从日本借道，赴欧洲和苏联考察、学习。

显然，已经找到艺术救国之法的聂耳，对于前路，满怀信心。

抵达日本后，聂耳住进了日本友人家中。期间，几个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去鹄沼海滨游泳。7月16日，是聂耳第一个“三月计划”完成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三月计划’。”

1935年4月，聂耳（左一）与友人们

就在聂耳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第二个“三月计划”时，不幸发生了——

7月1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聂耳照例约了友人们一同到海边游泳。那天风急浪高，可年轻气盛的聂耳却丝毫未把风浪放在眼里。大浪涌来时的突然巨响和聂耳欢快的笑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被这笑声感染，并未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

直到凝结成大块的海水石头般地砸向人们时，他们才在退向岸边后，发现人群里已经没有了聂耳的身影。一时间，海潮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然而，不管人们怎样呼喊，都再也不能见到那个对着大海勇敢大笑的青年了。

第二天清晨，日本渔民在附近海边发现了聂耳的遗体。这些渔民说：

“穿着游泳衣的青年，那白色的脸上带着笑容。”

也只有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才能微笑着面对残忍的死神！意外辞世这年，聂耳年仅23岁。

噩耗传来后，全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哀悼。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各种报刊的头版头条，都在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

8月16日，即聂耳去世的第30天，上海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无数民众自发前来参加了悼念活动。人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追思着这位伟大的音乐天才。

郭沫若为聂耳写悼亡诗道：

“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远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斗着明天，作为你的音乐报酬！”

8月底，聂耳的骨灰和遗物，在同乡好友张鹤、郑子平的护送下，回到了上海。第二年，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将其骨灰和遗物迎回了故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昆明西郊面对滇池的西山森林公园碧鸡山旁边。

聂耳墓地

聂耳后来的墓志铭，依旧出自郭沫若之首，其中几句是这样的写的：

“聂耳同志，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诚如郭沫若在聂耳墓志铭所写的那般：“聂耳巍巍然，已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