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打响时，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主持工作。某天，他正在中山陵北极阁的住所休息，突然传来一阵紧急的敲门声。警卫开门后，发现来访者是刘伯承的得力助手、12军副军长肖永银。

肖永银见到刘伯承时，情绪瞬间失控，泪水夺眶而出。他激动地说道：“首长，我跟随您多年，哪一场战斗我没参与？每一次战役我都冲锋在前。如今我和王近山之间的事，您是否了解？我已经尽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处分依然无法撤销……”

刘伯承看着眼前这位泪流满面的将领，神情凝重地说道：“事情我已经清楚了，王近山确实让你受了委屈……”

肖永银作为中野主力部队的杰出指挥官，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闻名。在他辉煌的军旅生涯中，与王近山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交集？又是什么样的事件让这位铁血将领落泪？这些疑问引发了人们对其生平事迹的深入探究。

肖永银出生于河南新县，年仅13岁便投身革命事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历任多个重要职务：最初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的司号长，随后晋升为第三十军军部交通队的排长，后又调任西路军总指挥部警卫连排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著名的长征，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

肖永银虽然年轻，但革命信念非常坚定。1937年红军西征时，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导致2万红军被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击溃。在石窝地区，红军召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决定让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队伍，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同时将西路军剩余人员分散突围。

肖永银当时在警卫排，主要负责保护徐向前的安全。但徐向前觉得带着这么一支部队行动太显眼，容易暴露，于是决定把队伍解散。为了让党中央了解情况，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肖永银和陈明义，并叮嘱他们务必把信送到。

“如果你们能先抵达陕北，请把这封信转交给中央，顺便汇报一下我们的现状。”

在与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后，这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总部警卫排遭遇了多次激烈的战斗，最终仅有肖永银和陈明义两人成功突围。

1937年3月，肖永银和陈明义伪装成乞丐，一路艰难跋涉，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艰苦旅程，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中旬抵达了援西军司令部。

得知西路军有幸存者返回，刘伯承立刻出门迎接。他看到肖永银和陈明义衣衫褴褛，脸庞被晒得黝黑，凌乱的长发几乎遮住了半边脸，唯有牙齿依然洁白。

目睹两位年轻的战士顽强归来，刘伯承眼中不禁泛起泪光，声音哽咽地说道：“平安归来就好，真是太不容易了！”

自此，刘伯承对肖永银这位年轻士兵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启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深厚友谊。这段关系不仅体现了两位军人的相互欣赏，更见证了他们共同经历的战争岁月与成长历程。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刘伯承与肖永银彼此支持，共同面对挑战，这种深厚的情谊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尤为珍贵。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建后，肖永银被任命为该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一营的营长。自此，他跟随刘伯承征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刘伯承对肖永银的能力十分认可，而肖永银的表现也始终不负所望，屡次在战斗中展现出色才能。

在抗日战争期间，肖永银凭借出色的战术表现屡立战功，成功为八路军缴获了首门92式步兵炮。当时，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对这门炮格外着迷，绕着它转了十多圈仍意犹未尽，还特意在炮身上题字："八路军于大杨庄战役缴获日军山炮"。随后，他命人拍照留作纪念。师长刘伯承则细致地检视了山炮的每个细节，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兴奋地扬起眉毛，当即下令全师通报表扬一营。多年后，在总结平原游击战的战术经验时，刘伯承仍对肖永银的这次战斗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一次堪称艺术的战斗"。

在抗日战争时期，肖永银的晋升速度相当迅速。他先后担任过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四团的团长，随后又升任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之后还出任了秦向支队的副司令员等职务。

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着手组建第六纵队。该纵队由三个旅组成，从高层指挥到各旅负责人，均选派了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王近山被任命为司令员，杜义德担任政委。在旅长人选上，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由肖永银领导第十八旅。

肖永银自此成为王近山手下的三大主力旅长之一，两人从那时起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这段关系持续了几十年。不过，在他们初次并肩作战时，却发生了一些摩擦。

王近山带领的第六纵队刚成立不久，就接到了攻打兰封和考城的任务。作为新组建的部队，王近山深知首战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仗必须打好，只有胜利才能提振士气，让部队迅速成长。如果首战失利，部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打击，恢复信心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他把这次战斗视为六纵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

作为首次作战，六纵的三个主力旅旅长都希望承担主攻任务。最初，王近山决定由肖永银的十八旅担任主攻。然而，在战斗开始前，十六旅旅长韦杰主动提出：“请让我们十六旅来打主攻！”

韦杰主动请战，让王近山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16旅的指挥官兼6纵的副司令员，韦杰的身份特殊。如果主攻任务交给18旅，韦杰的威信可能会受到影响。然而，要18旅让出主攻权，王近山又难以启齿。面对两位将领的竞争，王近山该如何抉择呢？

面对韦杰的持续坚持，王近山无奈之下转向肖永银，直截了当地询问：“老肖，你的看法是什么？说说吧！”

肖永银观察王近山的神情，意识到司令员同样陷入两难境地。他压抑内心的不满，坚定表示：“作为军人，我首要职责是执行命令，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王近山听完后放下心来，随即转头对韦杰说道：“行，那就让十六旅负责主攻任务。”

兰封战役中，六纵打出了名声，表现相当出色。不过，王近山心里对肖永银有点过意不去。他暗下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弥补肖永银。

1946年9月3日，大杨湖战役打响。当时刘邓的部队集中在陇海铁路北侧，计划进攻定陶。然而国民党调集了30万兵力，从东西两侧同时包抄。刘邓的军队已经连续作战多日，士兵疲惫不堪，四个纵队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也只有5万人。

关于是否攻打定陶的问题，野司内部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讨论过程中，王近山明确表态，坚持主张发起进攻。经过深思熟虑，刘伯承和邓小平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将战役关键点大杨湖的作战任务交由六纵负责执行。

王近山回到指挥所，面对已经签署的军令状，他迅速着手挑选将领。目光扫过众人时，他注意到肖永银神情积极，心中便有了决定。他简洁地吩咐道：“让十八旅上。”

大约在23日，战斗一触即发。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十八旅陷入了苦战。迫于形势，肖永银不得不动用原本用于警戒的两个营作为预备队。这两个营原本是绝对不能调动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防止敌人从小羊湖方向突袭，一旦调动，整个旅将面临被前后夹击的风险。

肖永银在电话里跟王近山汇报了情况。王近山听完立刻急了，说：“老肖，你怎么把这支部队调走了？要是敌人来了，咱们咋办？”

肖永银当时正打得热火朝天，突然被王近山泼了盆冷水，顿时火冒三丈。他怒气冲冲地喊道："你知不知道，我这边都快烧到眉毛了！"话音未落，他就狠狠地摔了电话。

六纵司令部里，肖永银摔电话的声音传遍了每个角落，大家心里都替他担心。谁都知道王近山脾气大，手下这么跟他对着干，少不了挨一顿训。果然，王近山马上让接线员把电话拨了回去，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这次说话特别平静，完全没有发火的意思。

“行，我再拨两个团给你。”

肖永银清楚，王近山不仅同意了他的灵活决策，还将纵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了他指挥。这次行动，他必须竭尽全力，确保成功。

肖永银手头有六个团的兵力，但敌人的防守非常坚固，他始终攻不下大杨湖。与此同时，敌人的增援部队正在快速逼近。面对这种情况，肖永银再次向王近山请求支援。王近山立刻回应：“我再给你一个团，无论如何都要拿下！”

当肖永银期待的增援部队抵达时，他惊讶地发现只有80名士兵。显然，王近山已经竭尽全力支持他了。这种信任让肖永银倍感鼓舞，坚定了他战斗的决心。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肖永银成功攻破了大杨湖，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精锐整三师。这场胜利让第六纵队声名鹊起，成为全军瞩目的焦点。

在大杨湖战役之后，肖永银和王近山的关系迅速升温。尽管两人是上下级关系，但他们很快成为了推心置腹的密友。肖永银仅比王近山年轻两岁，年龄相仿使得他们之间毫无代沟。在随后的战斗中，每当面临最艰难的作战任务，王近山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肖永银。而肖永银也从未让王近山失望，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使命。

1947年8月17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地区。当时，国民党军队派出十余个师，数十万兵力紧追其后。与此同时，我军在汝河附近陷入困境，无法顺利行动。

为突破敌军包围，刘伯承等指挥官决定由第六纵队担任渡河先头部队。在此部署下，王近山指定肖永银率领的第18旅担任突击先锋，负责打开突破口。这一战术安排旨在迅速突破敌军防线，为主力部队创造有利的渡河条件。

在出发之前，刘伯承特意找到肖永银，严肃地告诫他：“在绝境中，只有勇敢者才能获胜。你懂我的意思吗？”肖永银听到这话，顿时感到一阵紧张：形势已经如此危急？除了与敌人殊死一搏，别无他法。刘伯承一手扶着木棍，一手按在桌上，目光坚定地盯着肖永银，语气沉重地说：“不论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用飞机还是大炮，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与邓小平决定与十八旅共同行动，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肖永银及其部队的高度信任。

当晚，在肖永银旅长和李震政委的带领下，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以密集的多路纵队前进，战士们手持刺刀和手榴弹，硬生生在敌军阵地中开辟出一条长达10多里、宽7里的通道。凭借这条血路，刘邓大军的数万部队成功渡过汝河，直插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

多年后，时任第六纵队政委的杜义德回忆汝河战役时表示："那场战斗是我们进军大别山过程中最为关键、最危急的一场硬仗。"作为肖永银的直接上级，杜义德对这场战役印象深刻，认为这是整个战略行动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在三大战役结束后，王近山和肖永银继续跟随第二野战军投身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此时，肖永银已被提拔为二野主力部队——第12军的副军长。由于第12军的军长职务由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肖永银实际上承担了军长的职责，负责指挥和管理第12军的日常事务。

在肖永银的带领下，12军势如破竹，成功解放了成都。不过，成都战役刚结束，王近山和肖永银之间就闹了点小矛盾。

王近山的家庭矛盾一出现，兵团政治部马上介入调查。为了避嫌，王近山被借调到川东进行工作检查。同时，副政委李震在案件调查开始前去了重庆，结果只剩下副军长肖永银参与审理。这样一来，肖永银就成了这起案件的主要负责人。

在调查过程中，王近山被证实并无“婚外情”行为，因此顺利通过了审查。肖永银在整个事件中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信息，协助老领导澄清了真相。尽管如此，远在川东的王近山却误以为肖永银是这次风波背后的主使者。这一误会导致肖永银背负了不白之冤，并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

朝鲜战争打响后，十二军接到调令，向石家庄以东集结，准备奔赴朝鲜战场。此时，肖永银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参加速成培训。十二军团级以上指挥官几乎同时收到了入朝作战的预备指令，唯独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的肖永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肖永银心里特别憋屈，他一直在等王近山叫他，可直到最后一刻，王近山都没开这个口。

在这紧要关头，肖永银别无他法，只能去找他的老上级刘伯承求助。他急匆匆地赶到刘伯承的住处，急切地敲开了门。当刘伯承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33岁的副军长情绪激动，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流下了眼泪。

领导，我跟随您多年，从未缺席任何一场战斗，每次战役都冲锋在前。如今，关于我和王近山之间的问题，您是否了解？我本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想到事情反而越来越复杂，无法收场。

刘伯承目光中流露出怜悯，他轻轻拍了拍对方的手臂，点头说道：“我了解当前的处境，王近山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肖永银眼含泪水，向刘伯承递交了申请：“刘院长，十二军即将赴朝作战，恳请您批准我随行。待任务结束后，我再继续学业。”

刘伯承取出钢笔，迅速签下“同意”二字。肖永银接过批示文件，转交给王近山。王近山接过文件，目光在肖永银身上停留片刻，随后同样签署了同意意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近山和肖永银虽然私交不算融洽，但在战场上却能够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两人在公务上表现出了高度的协调和默契，确保了任务的顺利完成。尽管个人之间存在一些不愉快，他们依然能够以大局为重，展现了军人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这种合作精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战争停战后，王近山领导的第三兵团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此时，兵团司令部正在举行党委会议，主要目的是为王近山举行告别仪式。

十二军代理军长肖永银走进房间。王近山见状，立刻起身，面带笑容地问道：“老肖，有什么事情吗？”

肖永银拿起桌上的酒杯，一口气喝干，目光久久停留在王近山身上。沉默许久，他才缓缓说道：“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开会。我不是党委委员，没那个资格。我来，是来为你送别的……你是我的老领导，我肖永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以后会清楚的……”话到此处，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又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听完战友的一番话，王近山内心百感交集，他淡淡地说道："咱们这些老伙计，哪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肖永银见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郑重地向王近山行了个军礼，随后悄然离开了。

王近山回国后，肖永银与他分别，再次重逢已是二十多年后。那时，王近山因受到上级处罚，从北京军区副司令降职为农场副场长。

得知王近山的现状后，肖永银内心感到一阵苦涩，他始终在琢磨能为这位昔日的上级尽一份力。

王近山的次子有意参军，便找到肖永银商量：“肖叔叔，我主要有两个请求：首先是我想加入军队，其次能否请您帮忙向上级反映，重新考虑我父亲的事情。”

肖永银立刻回应：“参军这事你不用担心，肯定能成。至于你父亲的事，等条件合适了，我会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帮他转达。”

1969年，在“九大”召开前夕，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许世友和肖永银各写了一封信。肖永银收到信后，立刻把其中一封转交给许世友，并告诉他：“许司令，王近山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是给毛主席的。”

许世友对王近山非常欣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行，我直接跟主席说。”之后，许世友果然说到做到。见到主席时，他开门见山，直接提出要王近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听后立即回应：“那就让王近山加入你的队伍吧！”在这轻松的氛围中，王近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

一个月过去，王近山在南京火车站的站台与他的老部下尤太忠、李德生和肖永银重逢。王近山紧紧握住肖永银的手，眼中含泪，诚恳地说：“老肖，以前是我误会你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王近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在这一职位上，肖永银成了他的直接领导。尽管两人职位有高低之分，王近山始终对肖永银保持敬意，坚持用"肖司令"来称呼他。有趣的是，在肖永银眼里，不管职务如何变化，王近山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王司令"。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体现了两位将领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1975年，肖永银被调往成都军区。在离别之际，王近山情绪激动，他拿着酒杯走向肖永银：“老肖，我敬你一杯。”肖永银迅速站起来回应：“王司令，我要走了，您多保重！”随后，两人一同喝下了这杯酒。这次举杯，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告别。

王近山因患癌症离世后，肖永银深感痛心，亲手为他撰写了一篇悼词。那时，王近山在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一职。肖永银觉得“副”字显得不够庄重，便用笔将其划去。

这个调整超出了肖永银的权限范围。悼词完成后，他让人发传真给邓小平办公室。不久，邓小平回电表示：“人已经去世了，不用搞特殊，就用顾问这个称呼吧。”这一改动意义重大，直接让王近山葬礼的级别从正军职提升到了大军区正职的规格。

1986年，肖永银的上级刘伯承逝世。刘伯承的遗孀汪荣华在查看葬礼名单时，注意到肖永银的名字缺失，随即联系了当时的前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

得知这一不幸消息，肖永银立即乘飞机赶往北京。站在老元帅的遗体旁，往昔的教诲和指导历历在目。他泪流满面，跪倒在灵床前，哽咽道：“老师长，我来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