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1日，曾美将军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医院去世，享年101岁。作为开国少将，他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美将军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抗日战场。他双眼圆睁，紧握床单，高声呼喊：“我们的战士都安全了吗？”这一幕展现了他对战友的深切关怀，即便在临终前仍心系他人安危。
子女们眼含热泪安慰他：“别担心，所有人都平安无事。”曾美将军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接着说道：“太好了！昨天我们又干掉了十几个日本兵。”
据曾美将军的子女向媒体回忆，在将军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时常在昏迷中喃喃自语。这些话语或许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卓绝，挥刀杀敌的壮烈场景，以及与战友并肩作战、保家卫国的光辉历程。
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将军内心的真实想法，但通过回顾他的人生轨迹，依然能够勾勒出他征战沙场的传奇生涯。从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中，我们可以拼凑出这位将领波澜壮阔的一生，感受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与智慧。尽管无法窥探其内心世界，但通过他留下的历史足迹，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军事统帅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就。
曾美来自江西兴国的普通农家。兴国作为革命根据地，素有"将军县"之称。在革命年代，这个县23万居民中，超过5万人为革命献身，其中确认的烈士就有2.3万余人。从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了56位开国将军，曾美少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曾美在曾家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本名叫曾昭泰。由于曾家经济困难，孩子又多，曾美小时候就被送给了同族一户条件稍好的家庭抚养。
1929年春天，兴国县组建了红军独立团，其中一个连队进驻了曾昭泰所在的村庄。随着红军的到来，兴国县迅速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在当地百姓的积极参与下，红军带领大家没收地主财产，分配土地，这一行动让每个村庄的群众都感到无比振奋和喜悦。
那天，红军在县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年仅15岁的曾昭泰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赶到会场。现场锣鼓齐鸣，气氛热烈，人群熙熙攘攘。曾昭泰被红军整齐威武的军容深深吸引，尤其是听到那首“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群众都欢迎；官兵平等无压迫”的歌曲，更让他下定决心加入红军。
1931年6月，曾昭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被分配到红四军特务营二连二排六班。那时候，红军的装备很紧张，枪支弹药都不够用，所以曾昭泰刚入伍时，手里只有一支梭镖作为武器。
曾昭泰在月底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首次战斗经历。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红军彻底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由于表现出色，连长奖励了曾昭泰一支“汉阳造”步枪。
曾昭泰扛着“汉阳造”步枪，跟随红军参与了五次反围剿战斗。1932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两年后，他晋升为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在司令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并成为其得力助手。那时，周恩来留着长须，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后，曾昭泰始终称呼周恩来为“周副主席”，而非后来广为人知的“周总理”。
1937年，曾昭泰打算改名为“曾美德”。然而，周恩来建议他：“不如去掉‘德’字，直接叫曾美。”于是，曾昭泰最终改名为曾美。
曾美多次向子女回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他白天大多步行，很少骑马或坐担架，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到了晚上，他还要发电报、处理公务，常常熬夜到很晚，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
曾美从周恩来身上学到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据周恩来的子女回忆，他一生中从未遗失过任何物品，即便是剪刀，也总是放回固定位置。手表摘下后，他会仔细扣好表带才放在桌上。就连喝酸奶也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一定要在下午四点准时饮用，绝不允许提前一分钟。
1943年10月16日，这个日子永远刻在了曾美的记忆里。当时，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挫败，曾美和战友们被迫踏上了那场跨越两万五千里的艰难征程。从那一刻起，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再也没能重返兴国老家。
曾美随红军迅速突破四道封锁线，抵达湘江岸边。这一天成为他终生难忘的时刻。他回忆道，当时中央纵队从苏区出发，渡江过程如同搬家，所有能用的物品都被带走，导致行军速度明显减慢。
就在这紧要关头，敌军对我方发起了两面夹攻。经过连续数日的激烈战斗，红军兵力从最初的8.6万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两岸被鲜血染红。这一惨烈战役后，当地流传着"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的民谚。曾美回忆道："幸存下来的战友，每当想起湘江战役，都会忍不住流泪。"
在土地革命和长征期间，曾美经历了两位兄弟的离世。曾家共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人投身红军。曾美的一个兄弟加入红军后，便再也没有音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显然，这位兄弟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长征的路上，曾美再次遭遇了亲人分离的痛苦。她的弟弟，那时才十五六岁，是红三军团的一员。因为身体不适，他没能跟上队伍。得知总司令部就在附近，他决定前往寻求帮助。他带着米袋和军号，一进门就体力不支倒下了。曾美立刻跑过去，把他扶到了铺着稻草的床铺上。
曾美整晚抱着弟弟，但弟弟始终昏迷不醒，嘴里一直念叨着：“哥，我饿。”天亮时，弟弟烧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曾美虽然是军人，心里挂念弟弟，但军令不可违，他只能随部队出发。多年后，曾美多方寻找，才得知弟弟早已病逝，连埋葬的地点都无从知晓。
在经历了巨大的悲痛与喜悦后，曾美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不移。长征期间，他严谨地处理工作，持续将战场情报整理并上报给周恩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地点也是由曾美亲自挑选的。据他回忆，会议期间，军委一局的作战参谋共有八人，分为四组轮流值守。遵义会议纪念馆现今仍保存着当时的与会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曾美、孔石泉、黄鹄显、王辉、吕黎平和罗舜初等人。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曾美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红军长征刚结束，国共两党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战争随之爆发。1937年，曾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在八路军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团干事、连长、营教导员、大队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和团副政委。他还参与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从1941年到1944年春天，曾美作为团长参与了敌后抗日游击战。在激烈的交火中，他多次负伤，其中一次头部被敌军重机枪击中。后来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在他的头颅里发现了多块弹片。由于经历了太多战斗，曾美已经无法确定这些弹片具体来自哪场战役。不过，1943年7月7日的那场战斗，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年，曾美率领抗日队伍成功摧毁了日军在滹沱河边的关键据点。为庆祝这一胜利，地方党组织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集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抗日军民参与，现场锣鼓喧天。然而，就在这欢庆时刻，一支由30多名日军组成的队伍，在汉奸的指引下，借着夜色的掩护悄然逼近。
日军的一举一动都被当地的游击队盯上了。没过多久，这群敌人就被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在密集的机枪火力下，十多个日军当场被击毙。剩下的15个鬼子带着几个汉奸逃进了土崖窑洞，躲在里面死活不肯出来。不管我们怎么喊话劝降，他们就是不肯露头。
我军向窑洞内投掷手榴弹后，敌人依然顽强抵抗。他们用两挺机枪和十多支步枪形成密集火力，阻止我军接近。曾美注意到窑洞内有隐蔽的内室和储水设施，使得手榴弹和火攻都难以奏效。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
曾美目睹日军顽固不化，立即下令搬运泥土，封闭窑洞，意图将敌军活埋其中。得知这一行动后，民众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携带工具，运送黄土，迅速聚集到窑洞上方，将黄土倾倒而下。顷刻间，窑洞被黄土覆盖了大部分。
洞里的汉奸一看形势不对，立刻举起双手跑了出来。他们只图钱财，可不想为了日本天皇赔上自己的命。但洞里的日本兵却完全相反，他们早就被武士道精神彻底洗脑。即便黄土已经埋到了他们半截身子，他们还是死撑着，坚决不投降。
日军败局已定，县委干部询问曾美，这种做法是否违反了中共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曾美毫不犹豫地回应：“只要对方没有主动投降，就不能算作俘虏，必须坚决消灭！”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抗日军民果断采取行动，迅速将窑洞填平，将15名日军全部活埋。曾美深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仁慈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日军向来顽抗到底，鲜有投降之例。若不及时采取坚决手段，不仅会让敌军逃脱，更会增加我军伤亡。因此，这一果断的战术部署，既是对敌人的有效打击，也是对自身力量的最大保护。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付藏在洞穴里的日军也用了类似的手段。他们主要靠火焰喷射器和推土机来对付敌人，要么用火烧死，要么直接用土埋了。相比之下，我们这边没那么多先进装备，只能靠人力来挖坑埋人。
这场战役被命名为“刘河底战斗”，并被收录在《原平县志》中。两个月后，曾美再次指挥抗日军民取得胜利，这次是在红表村成功伏击了日军的一支运输队。在短短20分钟内，我军消灭了27名日军，缴获了大量粮食、衣物以及一本日军的电报密码。
1944年10月，曾美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冀晋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成功夺回了孟县和西烟据点，并参与了正太线战役。1945年，他负责接收了日军的投降。
曾美的八年抗战经历在他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无法忘怀那段历史。一次，他陪同家人游览五台山时，主动担任了向导的角色。对于这片根据地，曾美了如指掌，每个村庄的名字他都能脱口而出，仿佛随身携带着一张“活地图”。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那里，他度过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
解放战争打响后，曾美主要在华北军区参与战斗。在石家庄战役期间，他担任晋察冀军区独一旅的旅长，亲自指挥并参与了这场关键战役。
1947年11月，独立一旅接到了重要任务，要求在全面进攻石家庄之前，首先占领该城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这个机场被视为攻入石家庄的关键突破口。独立一旅的任务是迅速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为后续的总攻创造有利条件。
大郭村机场作为敌军仅存的空中补给线和增援枢纽，其防御工事极为严密。这场战斗不可避免，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必须全力以赴。
战斗打响后，我军一团迅速推进至机场外围的大安舍地区。部队刚抵达，便遭遇了敌军在大安舍东侧和北侧部署的坚固堡垒群。敌人在掩体中使用机枪疯狂扫射，火力点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张密集的交叉火力网，给我军造成了极大威胁。
在激烈的交火中，我们的爆破队不断发起攻势，最终成功摧毁了大安舍村北侧的大型碉堡。目睹此景，村东碉堡内的敌军惊恐万分，迅速弃守阵地，朝东南方向仓皇撤退。
战局即将逆转之际，敌军战机突然在机场降落，数量从最初的两架迅速增至六架。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机舱内接连涌出，随即发起猛烈反击。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曾美果断下令，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退缩。
在11月7日凌晨，我军成功击溃了敌军，突破了他们的最后防线。大安舍村的敌军溃不成军，纷纷投降，残兵败将仓皇逃往石家庄。我军顺利占领了大郭村机场。
在大郭村机场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撤退通道被完全封锁。我军利用这一关键节点，成功突破防线进入市区。曾美在此次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石家庄的解放进程，为此他荣获华北野战军的最高荣誉。此后，曾美选择在石家庄定居，并在河北省军区政委的职位上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国庆庆祝活动中，曾美担任了副总指挥的职务，并在同一年晋升为少将。同年，由他担任首任师长的196师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对外展示部队，成为展示新中国军事力量的重要代表。如今，这支部队虽然已经缩编为步兵196旅，但依然承担着军事外交的职责。
曾美有五个孩子，但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孩子们谋取便利。他对子女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靠自己去打拼！”他始终坚持让子女独立发展，不给予任何特殊照顾。
曾丽的丈夫叫封顺祥。两家人初次见面时，曾美随口问起封顺祥父亲的工作。对方有点紧张地答道：“我是木工，七级工。”曾美笑着接话：“咱俩级别一样，我也是七级。”要知道，当时曾美是行政七级干部，而行政十三级以上就算高级干部了。
曾美接着强调：“无论级别高低，我们的工作核心始终是服务群众。”
曾美的晚年日子过得挺滋润，尽管住在北方，他还是保持着南方人的口味。他不太爱吃面食，平时在家主要吃米饭。偶尔他也会亲自下厨，最拿手的菜是砂锅鱼和米粉肉这些家乡风味。到了90岁那年，儿女们给他买了一台戴尔笔记本，他特别喜欢，经常让儿孙们教他上网看看新闻。
曾美常常对子女提起，和他并肩作战的许多同志都在战场上献出了生命，自己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感到无比知足。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老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他用颤抖的手在皮肤上勾勒出"家"的轮廓，却未能完整写下这个字。女儿曾丽苹理解父亲的心愿，在纸上写下"回家"二字，老人艰难地点头示意。然而，命运并未如他所愿，曾老最终在位于北京的白求恩国际医院辞世，走完了101年的人生历程。
在百岁诞辰之际，曾美亲笔题写了“我的一生属于人民”这句话，这正是他毕生追求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远离了庸俗与浮华，充满了激情与斗志，始终如一地为人民奉献。他的生命历程，是对这句话最深刻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