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新中国初建，百事待举。此时，毛主席召见李强，严肃提议道：“或许，你可以考虑转行从事外贸工作。”
李强因毫无思想准备，本能地回绝了毛主席的提议，说：“主席，我还是更适合搞技术。”不久后，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找到他，又一次提出希望他从事外贸工作。
这次，李富春早有准备，他列出了三点：首先，你在苏联6年，精通俄语；其次，你了解机械；最后，你熟悉经济，这些都是你的优势所在。
听取李富春阐述的理由后，李强认为继续拒绝已不妥，于是顺应了组织的安排，接受了任命。
李强虽调至外贸部门，但其红色特工生涯尤为传奇精彩。他不禁让人好奇：李强究竟何人，拥有哪些非凡经历？
【李强思想上的两次“转变”】
人们难忘《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场景：1949年上海解放前，我党电台发报员向延安告别：“同志们，再见了，我会一直想念大家！”
此刻，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这是我党地下电台黎明前的悲壮瞬间。然而，21年前拉开这一序幕的事件，却鲜为人知。
1928年10月某深夜，周恩来结束苏联“六大”后，入住中央特科交通部长李强家中。那时的李强年仅23岁，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之时。
李强，本名曾培洪，字幼范，也曾用名曾培鸿、曾宗达。他来自江苏常熟县的一个文化世家，祖父为前清举人，父亲则是秀才出身。
6岁时，李强进入私塾学习，完成小学学业后，他于1920年进入杭州宗文中学。他勤奋学习，成绩突出，品德与学业俱佳，可称为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他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力图挣脱传统与封建礼教束缚。此时，得上海求学的小学同学周奎之助，凭中学时数理化佳绩，考入上海南洋路矿学堂中学部三年级。
这所学校曾是上海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学府，拥有不拘泥于尊儒崇孔的氛围，注重个性化教学，发挥学生才能，令李强倍感欣慰。
李强在此奠定了扎实的英文功底，中学毕业后获中英文双证书，并进入该校大学部攻读土木工程。大学期间，他思想显著提升。他回忆道：
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时，我身为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系学生，深感国难深重，民族危亡如巨石压胸。五四运动激发的反帝反封建热情，依旧在我们青年胸中熊熊燃烧。
1924年5月经叶楚伧引荐，李强加入了国民党。但不久后，他便察觉出叶楚伧实则是个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右派。
受共产党员恽代英和张灏影响，李强于1925年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7月在上海中共曹家渡支部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1月，李强获任曹家渡共青团书记，次月增补为共青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国共分裂之际，他被国民党除名，这次开除成为他思想升华的重要契机。
在五卅运动达到顶峰之际，李强踏上了革命征途，并一步步发展成为一名专职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活动家。
1926年初，李强出任上海浦东共青团书记，他组织工人并创办贫民医院和学校，既帮助工人解决生活难题，又为他们补习文化，以提升其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识。
李强因工作表现出色，受到共青团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任弼时的赞扬。同年6月，他担任吴淞区共青团书记。次月，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将他调回原岗位。
此时，北伐军已进驻江西，中共上海区委筹划武装起义，并指令强负责研制炸药和手榴弹，以满足紧急需求。
李强虽未直接制造武器，却凭借化学知识，从化工公司购得原料，成功配制出黄色炸药。因条件限制，手榴弹未能制成，但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了手榴弹。
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李强提前研制的炸药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27年2月，李强被任命为中共常熟特别支部书记。随后，常熟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他兼任了该委员会的行政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共常熟特别支部转入地下，李强随即撤离常熟。不久后，他秘密返回上海，在艰难环境中寻得中共机关，并加入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
【在周恩来的请求下，李强研制无线电】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决定在上海设立无线电通讯设备，旨在增强中共中央与地方党委间的沟通与领导效能。
同年10月，中央特科的无线电通讯科接手了该任务。当时，无线电技术在我国尚属新颖，且受国民党政府管控，需自制发报机并培训报务员，技术与物质条件均面临诸多挑战。
周恩来返沪后不久，决定派李强研制无线电报机，并安排张沈川学习相关技术。为此，他亲自前往李强家交谈，这一幕便是文章开篇所述。
面对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李强颇感为难。他在大学专攻土木工程，专注于“铁路修建与桥梁建造”，从未涉足电讯领域，甚至未曾亲眼见过收发报机。
当时反动派严控无线电设备，且相关中文书籍难寻。周恩来说：“中文书难找，就看英文的。你英文基础好，自学完全没问题。”
周恩来深知，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筹备武器时，李强曾非专业地钻研并成功制造了黄色炸药与手榴弹。他进一步鼓舞道：即便炸药、手榴弹并非你的专长，你不也成功制造出来了吗？
周恩来认真地说：国民党严控无线电器材，市面难寻成品，迫使我们自制。中文资料稀缺，你英文好，可读英文书刊。有困难，组织会全力相助。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李强立刻回应：中央既已决定发展无线电并将此重任托付于我，我定当边学习边实践，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接到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李强以爱好者身份结交无线电行业人士，共同研讨。他还与苏氏兄弟的“亚美无线电公司”及“大华无线电公司”交往，购买器材、工具和线路图样。
购买多本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学习后，李强开始尝试组装收发报机。他利用关系从大华公司获取大型收发报机，边拆解边研究，逐渐掌握了其中的原理。
随后进入制作阶段，普通零件可从市场购得，关键部件需向外国洋行订购。然而，紫铜管绕制的线圈洋行无售，因此只能自行制作。
购买零件时，李强结识了大华公司的郑国年。郑国年曾任职南京号邮轮报务员，颇为专业，给予李强诸多协助，并提供了所需的多种零件。
另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指导了李强绕制线圈的技巧。对李强帮助极大的是共产党员蔡叔厚，他留学日本专研电机，并在上海创立了绍敦电机公司。
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李强与涂作潮合力试制收发报机，栖身于蔡叔厚的霓虹灯楼上。为确保安全，陈赓曾亲自前来此处进行视察。
李强与涂作潮隐匿此处，倾注心血，反复钻研，历经昼夜不息的辛劳，历经无数次挫败与尝试，历时一年，终于在1929年成功自制出首部收发兼备的无线电台。
这部50瓦的电台效果未知。张沈川先用它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天气预报和国际新闻，随后成功联系上世界各国业余无线电台，证明其完全可用。
李强与张沈川自此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租下一幢三层石库门楼房，用作秘密电台地点，共同搭建起了我党的首座地下无线电台。
1930年三四月间，中央与南方局设立电台通报，随后电台迁至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32号的两层楼房。同年9月，该电台再次转移至慕尔鸣路。
【从苏联到延安】
1929年9月，中共中央指派李强两次到香港设立电台。尽管该电台仅运作不足一年，但仍完成了诸多重要任务。
1930年3月，中央特科开设了首期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指派李强主管。该班采取分散住宿、单独联络、上门授课的形式秘密运作，以确保不被敌人破坏。
第一期培训结束后，紧接着开始第二期，由李强和顾顺章负责任务，李强与张沈川具体组织。尽管有规定防范敌人，但训练班开办初期仍遭遇了两起侦探闯入事件。
顾顺章作为特科负责人，因骄傲未采纳李强分散办学建议。1930年12月17日，培训班开办仅月余即被巡捕查封，张沈川等20余人及器材被捕，此即“福利公司事件”。
李强幸得前往附近毛齐华家吃饭而脱险，随即骑车告知同志转移，并取回中央文件和电讯设备。党中央急令暂停活动，由陈寿吕接任第四科科长一职。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中央特科负责人，背叛组织。多亏强壮飞、周恩来、李克农、李强等迅速转移机关人员，党才幸免于难，之后李强等人撤离至上海以外地区。
周恩来等人安排下，李强于5月从尔滨抵达莫斯科，暂居李立三安排的共产国际宿舍，后转入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进行了长达7年的学习科研与教学。
尽管他未亲临中山大学如其他领导人，却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通信科研，最终成为党内知名的通信科学家。
因这篇论文，李强被苏联政府聘为7名无线电专家之一，名字被录入苏联百科词典，且其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
自1932年起，李强在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执教，他凭借流利的英文，为各国党员详细讲解物理、数学及无线电的基本原理。
1937年，李强重新为中国及他国学员开设零件制作课程。课余时，他自学射击、骑马技能，并掌握了放映电影的方法。
在苏联的七年里，他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养成了科学家的素养，学会了流利的俄语，并因此结识了许多苏联朋友。
1937年，七七事变突发。满怀爱国热情的李强迫切回国，历经重重困难后，于1938年抵达延安这一革命圣地，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
抵达延安后，李强被委任至延安军工局担纲要职。上任初期，局长滕代远找他交谈，提出：“你将与王诤共事，负责军工局全局工作，并同时担任军委三局副局长。”
李强果断接受了任命，初到陕北那年，他便骑上大青马，踏遍每一处沟坎，积极探寻可用资源。
他明白资源是生产的关键，尤其在广袤的黄土地带，隐藏着丰富的可用于制造军火的资源。
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关键动力源，陕北棉花为硝化棉提供重要原料，黄土岗蕴藏煤矿与铁矿；此外，黄土中还富含可用于制造军火的资源。
1938年3月，军工局成立后，李强选定安塞茶坊镇作为起点。于黄土高坡上，他亲力亲为，倚重技术人才，相继建起了炸药、枪炮、炼油、炼钢及制药等工厂。
延安军工厂仅用一年便生产了数万颗手榴弹、掷弹筒及步枪、迫击炮弹。这是他在上海炸弹制作经验的延续，同时也得益于他在苏联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
中央军委推广了李强重用技术干部的经验至各根据地和边区。1944年5月1日，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工厂大会，毛泽东为李强题词“坚持到底”。
【李强奉命建造短波发射台】
1944年6月，李强接手了新职责，出任延安自然乐学园院长一职，他因此成为了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之后的第四位担任该科学院院长的人物。
在此期间，他成功保护了沈鸿、钱志道等工程师，并在短短五年内，总计培育了超过500名的干部人才。
该时期不仅助力抗日战争胜利及全国解放，还培育了众多科技人才，他们日后有的成为部长、局长，更有甚者，成为了国家知名的领导人。
解放战争时，李强任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他考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军区的资源和兵工生产。9个多月调研后，他完成了三篇详实的调查报告。
一次考察军工生产时，李强偶遇廖承志。廖承志对他说：“速去西柏坡，朱德与刘少奇正盼你前去交谈。”
傍晚时分，李强匆匆抵达西柏坡。随即，刘少奇和朱德向他传达了紧急任务：需立即着手建造短波发射台。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于1940年创办的首座广播电台。那时，延安军工局与广播电台保持着紧密联系。
李强奉命建造了短波发射台，成功将新华社的声音传播至全球各地，奠定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基石。
李强在废钢中寻得一根适宜的汽车曲轴，机智地替代了电台损坏的曲轴，成功恢复了中断的对内对外广播。
李强接手任务的首要工作是考察新台址，经综合考量，决定将台址设于河北井陉县，播音室定在窟窿峰村，而发射台则选址于天护村。
天线已架设完毕，但缺方向测定仪器，调试受阻。李强建议：选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参照北极星，对准地球子午线，以此确定天线首个木桩的朝向。
该天线恰好指向无锡上空，位于南京与上海之间，这标志着无线电史上的重要突破：“李强公式”首次在我国得到实际应用。
李强在北京初次设立的办公室位于广播事业局。彼时，廖承志已转至侨务办公室工作，因此，广播事业局的相关事务便交由李强来主持。
1949年10月1日，李强作为广播专家及负责人，肩负起确保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扩音机正常工作的重任。
开国大典之日，李强提前至天安门城楼进行设备调试，初时效果良好。然而，典礼启动后，扩音器却意外传出刺耳噪音，令人颇感意外。
他判断是机器与外界声音产生了共振。紧急关头，李强迅速将帽子罩住麦克风，噪声随即停止。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已登上天安门城楼，群众热烈欢呼。李强全神贯注，紧盯着与城楼正中扬声器相连的各台无线电设备。
他专注地辨析着声音的特质、响度与音调。毛泽东走近话筒，霎时，那熟悉的洪亮湖南腔调穿透话筒，响彻全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任广播事业局与邮电无线电总局局长。期间，他主导架设了北京至莫斯科的有线电话及万两千公里电话铁路，这对促进中苏交往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李强规划建造“世界第一塔”，旨在推动中国广播电信事业迈上新台阶之时，组织赋予了他新的任务。
【毛主席点名让他搞外贸】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决定访问苏联，李强被选中陪同。鉴于李强精通俄语且具备技术背景，毛泽东直接对李强说：“你转行从事外贸工作，如何？”
起初，李强礼貌地回绝了。然而，经李富春多次恳请，他最终勉强答应了。
1950年，因李强在无线电电子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被颁发范旭东先生纪念荣誉奖章。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成立，取代外贸部。随后，李强留在莫斯科，担任新成立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并常驻苏联，任中国大使商务参赞。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李强被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是这届大会选出的172名学部委员中的一员。
李强因这一身份，成为了新中国首批院士里独一无二的老一辈革命家。
1956年回国后的李强，开始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并最终升任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奉献了几十年，为新中国在经济、外贸及外交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致力于筹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并成功担任所长。同时，李强还兼任国家科技委员会副秘书长、航空工业委员会成员等职务，参与科技和国防建设领导工作。
1956年，李强与老战友陈赓、聂荣臻共饮。数十年后，陈赓成为副总长、开国大将，聂荣臻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开国元帅。
李强一向不看重名利，却忽然心生羡慕，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把我调你们部门吧，我也想尝尝当将军的滋味，过过瘾！”
聂荣臻元帅笑道：“我这辈子，就缺你这份才华，不然我也能当个学部委员。”
陈赓大将笑道：“我军中将才济济，但像你这样的技术专家实属罕见。国家正急需外力研发尖端武器，能担此重任者，非你莫属。”
听了那话，半醉半醒的李强，与两位好友不由得相视而笑，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整个空间。
李强身为外贸部副部长及科技专家，常赴核导弹基地调研。中苏关系恶化后，他遵照周总理指示，承担起整理苏联专家遗留事务的职责。
经历中苏贸易、抗美援朝军火贸易以及中苏分裂导致的贸易中断后，李强被正式任命为外贸部部长。
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他负责援越抗美的物资调配。面对内忧外患，已年过六十的他日夜坚守，确保中苏军火物资持续送达越南战场。
李强65岁时，再次接受周恩来任务，如昔日建立电台一般，于1970年12月亲率队伍潜入越南南方前线，考察战况与物资供应，不顾炮火连天，甘愿冒生命危险。
1978年，国家步入正轨，年过七旬的李强凭借其深厚学识、广阔视野及敏锐洞察力，首先建议中央借用外资，并率先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积极推动对外开放，为欧美及港澳贸易奠定基础。
1981年3月，李强正式卸任对外贸易部长一职，随后接任国务院顾问的岗位，继续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1996年9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李强的一生，始终践行了毛主席“坚持到底”的鼓励，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