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失荆州，身陨麦城，战略战术确有失误，但战败之责非全然归咎于他，诸葛亮亦不应担责，实则另有三人应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关羽此战三大失误：一是不应汉中之战未结即启襄樊之战，致刘备无法援荆州；二是不应得罪孙权，若联姻或可得其助；三是内部失和，糜芳、士仁、潘濬因被欺而叛。关羽确犯三错？需参考《后汉书》、《三国志》及《资治通鉴》。言其于汉中之战未结即攻襄樊者，必熟稔三国正史，正史载刘备未取汉中，襄樊已战火纷飞。

《三国志》因采用纪传体，时间脉络不甚清晰；而《资治通鉴》为编年体，能清晰展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建安二十三年冬，宛城侯音因曹家重税起义，擒南阳太守东里衮及功曹应余后投关羽。次年春，曹仁杀侯音并屠宛城，屯兵樊城讨关羽，时庞德在曹仁麾下，未与于禁共援襄樊。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称汉中王，而八月关羽已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由此可知，刘备称王前，关羽已与曹仁交战，非封前将军后才攻襄樊：封赏与驰援均需时日。经推算，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前已占曹仁上风，但采取守势。《三国志·卷十八》记载，曹仁攻宛后南屯樊讨关羽，亲战时射中关羽额，关羽军畏其白马将军之威。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庞德随曹仁攻关羽于宛城，同时夏侯渊被黄忠所杀。三月后，曹操亲征汉中，五月因败退长安。史料显示，曹操两线作战，对刘备有利用兵力优势之理。关羽在襄樊被迫应战，称他“擅自开战”不公且不准。若不出兵，曹仁庞德将战火延至其领地宛城，关羽不为宛城百姓复仇，道义上亦难辞其咎。关羽若不打曹仁，曹仁亦将攻之，区别在于战场所在。关羽与孙权关系不和，从《三国志》两次联姻记载可见：权欲联姻被拒，关羽辱其使，权大怒。孙权将妹许配刘备视为“进献”，而与关羽“联姻”则意在“索取”，二字间屈辱尽显，古文造诣深厚者自知，关羽愤怒实属常理。

即便孙权礼貌向关羽“求亲”，关羽亦无法、不敢应允：孙权乃刘备姻亲，关羽为刘备臣属，依礼应先询刘备。孙权越俎代庖，实则挑拨关刘关系，其心险恶，似视关羽为与刘备并列之主。关羽深知春秋大义，断不会与孙权联姻僭越。为表与孙权绝无同盟之意，他必以激烈言辞向刘备明确立场，绝不共坐一条板凳。孙权向关羽求亲之事，糜芳定会告知刘备，此乃关羽与荆州重臣不和的主因。关羽难与糜芳、刘封、潘濬交好，彼三人亦未必愿与关羽为友。刘备布局深意，若他们和睦，刘备难安。即便关羽欲与糜芳、刘封、潘濬交好，此三人因肩负重任未必应允。他们能与关羽不和，足见地位高、权力大，且皆有直接联络刘备之途径。

关羽是否应待刘备汉中战后进军襄樊，是否应与孙权联姻巩固联盟，是否应与刘备亲信和睦，三问难解。看似关羽三失，或许有更佳策略，既挡曹仁，又防孙权，且保内部不乱，然吾愚钝，未知关羽当时良策。虽不明关羽最佳行动，但笔者认为，襄樊、荆州之失，关羽非主责。他虽名董督荆州，却受制于糜芳后勤、潘濬权重及刘封角色模糊，另有三人应负责，诸葛亮不在其列。刘备称汉中王前，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原仅任荆州三郡税官。称王后，他升为军师将军，与赵云同级，仍低于关张马黄，且受法正重用，主管后勤，军事难插手，故关羽之事非他能定。

真实历史中，诸葛亮不可能用“锦囊妙计”指挥刘备，因刘备乃一代枭雄，诸葛亮皆遵其命行事。调兵遣将、留守成都等皆是刘备部署，未经刘备许可，诸葛亮无权调动兵马粮草至荆州。刘备于关羽败亡后起兵攻吴，显其对君臣兄弟情深。然情感非责任之替，身为蜀汉之主，关羽之失，刘备首当其责。刘备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另两位责任人亦非孙权，因孙权与刘备已非“姻亲”，刘备入川后另娶吴懿之妹，事实上已休弃孙权之妹。

自刘备娶吴懿之妹为妻、后立为王后，孙刘联盟便已瓦解。此辱不仅孙权难忍，乡野之人亦无法接受。造成此局面的，乃是法正法孝直。孙小妹乃孙刘联盟之桥梁，虽私返吴有过，却未言不归荆州。法正诱刘备违礼娶同族兄之遗孀，岂不顾孙刘联盟崩裂之重果？笔者认为，孙权攻击关羽属正常应对，若能对此羞辱隐忍，那他的智谋便超越了曹操，但这显然不太可能。法正激怒孙权之缘由，我尚未明了：身为三国顶尖谋士，他何故忽视大局？诸葛亮对刘备再娶之事缄默，或许自知劝阻无效。刘备重用法正后，诸葛亮影响力减弱。刘备纳吴女为妾，孙小妹失宠。因此，关羽遭孙权偷袭时，诸葛亮无力支援，荆州之败，刘备与法正均须担责。

除刘备、法正外，督临沮的左将军马超亦关键。马超与关羽不和，在刘备集团非全然受信。刘备称汉中王后，遣魏延守汉中，张飞守阆中，马超至临沮，断其与汉中、西凉、东吴联系。马超镇守临沮时，关羽在此地被潘璋、马忠伏击擒杀。吕蒙白衣渡江成功，因烽火台守将失职。潘璋、马忠率军侵入马超防区，马超却未能察觉其中异样。临沮距麦城不远，马超怎会不知关羽败逃？若他肯出兵相助，关羽或许不致孤军奋战，含恨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