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陈垣，胡适的旧邻兼挚友，于《人民日报》刊文《给胡适之的一封信》，以续往日情谊。陈垣致信胡适，言及自己正研习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收获颇丰，并含蓄表达中共领导，尤其是毛主席，热切期盼胡适先生自美归来，重返大陆。此刻，胡适离去大陆尚不足三月之久。换言之，自胡适离开大陆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一直期盼他能重返故土，回到这片孕育他并让他昔日熠熠生辉的祖国大地。1955年，毛泽东在宴请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及，胡适推广白话文确有贡献，应予肯定，但目前时机尚未成熟。
1956年，在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的宴席上，毛泽东重申道：胡适颇为固执，我们托信劝归，却不明其所恋……诚然，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不应全盘否定，理应秉持实事求是之态度。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屡派人员，如胡适旧友周鲠生、陈源，致信胡适，恳请他回大陆探访。胡适非但不动摇，反而时有径直翻脸，不予理会之举。胡适览信后，非但未予回复，反于日记内记之曰：收到曹聚仁来信一封，他常言胡适之乃其友，又自诩为章太炎弟子，然我实则未曾谋面此人。胡适在美国寓居的八年时光里，尽管屡遭劝归，他却始终坚守未返。
胡适为何选择流亡海外而不归故土，而毛泽东却始终期盼胡适能重返大陆，这其中的缘由复杂而深刻。这一切的源头，或许能追溯至一位老师发给学生的电报之中，简短的信息里蕴含着故事的开端。1945年3月，二战临近尾声时，胡适代表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与同为中国共产党员的代表董必武，就争取国家和平稳定的策略，展开了数次深入且详尽的讨论。胡适向董必武表达，期望共产党能解除武装，作为全国第二大党参与选举，专注政治活动，此观点基于国民党的立场。1946年夏，黄炎培与傅斯年等民主人士访延安，毛泽东闻傅斯年为胡适高足，特借傅斯年转达对胡适的问候。傅斯年撰写一文，向身在美国的胡适老师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之意。
胡适阅文后，深感润之先生“怀念旧谊，思念殷切”，遂依与董必武之谈，撰写了一封简短电报，字数不过几百，以表心意。润之先生：近阅报刊，知傅孟真兄已转达您对胡适之的问候，忆及往昔情谊，心中甚是挂念，思绪难平。前夜与董必武兄深入交流，我诚挚表达观点，认为中共领袖当前应洞察国际局势，珍视国家未来，勇于释怀过往，着眼未来，毅然决定，摒弃武力，致力于成为中国第二大非武装政党。诸位若能下定决心，则国内十八载纷争可瞬间化解，且诸位二十余年之奋斗，将无须经历内战，得以完满实现。回顾美国建国初期，杰弗逊历经十多年和平努力，其创立的民主党在第四届选举中掌权。再看英国工党，从五十年前四万四千票，至今和平奋斗后获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多数党。这两点都值得深思。中共现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恒、全力以赴，未来和平发展前景广阔。切莫因小失大，自毁前程！此电报于1946年8月24日发送给毛泽东，内容重要且紧急，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至其手中。此时，因蒋介石多次诚邀，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显然未注意到胡适那封以师长身份长篇规劝学生的电报。
胡适始终惦记着那份电报，内心充满期待，时刻盼望能收到毛泽东的回复。1954年，他在为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书籍撰写序言时，再次提及道：彼时，重庆友人电告我，称所发电报已转交毛先生。时至今日，我仍未收到任何回复。1960年末，胡适在1961年发现报纸上刊登的《胡适的文盲信》一文，文中提及他致毛泽东的电报，便对秘书言道：此电报似无留存底稿，彼时采用文言以节省电费，并在旁特地标注“自纽约致毛泽东之无线电讯”数语。胡适何以能以师长之姿致电毛泽东，且坚信其必见必复，并满怀期待其回应呢？这或许得追溯至他们青春岁月。
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师范学校求学时，我接触了该杂志，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深感敬佩。他们取代了我曾追随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时间，他们成为了我心中的榜样。青年毛泽东，如同众多同期青年，尚未谋面胡适，便已成为其追随者。毛泽东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章士钊引荐，担任了图书管理员一职。毛泽东常抽空旁听胡适讲课，后经北大教授杨昌济引荐，他专程拜访胡适，就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相关问题向胡适求教。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返湘前，特地再次探望胡适，意在争取他对湖南学生运动的支持。
他在那时发行的《每周评论》中阐述道：《湘江评论》之优势在于其议论……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视野广阔，论述犀利，实为当下极具分量的重要篇章。1920年，毛泽东计划在湖南创立“工读互助团”，并就此团体的办学宗旨及初步规划，特意向胡适征询了意见和建议。同年4月，毛泽东主导的“驱张运动”（即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后，他随即致信胡适，通报此喜讯。我前日回湘，湘自张离后风貌焕新，教育界生机盎然。日后多事需仰仗先生，待时机成熟，再细谈，此刻不多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胡适怀有敬重之情，同时，胡适也对毛泽东表达了坚定的支持态度。
然而，形势的变迁促使青年毛泽东发生转变，他逐渐由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胡适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不赞同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变革，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他终身秉持改良与实验主义理念，坚信通过逐步改良能促进国家和平、稳定，并实现持续发展。随之，两位昔日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名义师生实则挚友的人，渐渐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1948年，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军则持续败退，这一局势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众多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派选择留在大陆，另一派则追随蒋介石，计划撤往台湾。
尽管胡适此时仍坚守自由主义，对马列主义持保留态度，但毛泽东念及旧情，内心仍期望能留在大陆。他只需专注于学术研究即可，不必涉足政治领域。毛泽东曾询问陈毅，关于胡适，若入北平，是应抓捕还是任用？陈毅表示，或许可让其担任图书馆馆长。季羡林忆述，胡适的一名学生（身为地下党员）传达了延安的意愿，表示：只要您愿意留下，仍可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并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之中。胡适闻言，微微一笑，道：“他们，真会信我吗？”1948年末，胡适搭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前往南京。
1949年4月，胡适独自前往美国，居住在纽约的一间小公寓。历经8年在美的寓居生活后，他最终返回了台湾。两年后，胡适不幸遭遇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蒋介石亲笔题写挽联，赞誉其为新文化里，仍不乏旧道德的典范，他们以身作则，展现了传统美德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坚守与传承，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旧伦理体系中引领新思想的典范，以其独特见解成为后世师表，秉持传统精髓同时融入创新思维，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远见。毛泽东在胡适生前便曾言道：待到21世纪之时，我们再为他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