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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孙洪宪被调去给许世友当秘书，孙洪宪听后心中充满了担忧。听人们说，许司令脾气大，骂起人来更是不留情面。

孙洪宪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许世友身边。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孙洪宪发现许司令跟一些传闻中的形象不一样，他虽然严格，但只要不触及原则底线，许世友总是很宽容。

同年12月，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指示，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居住在广州留园7号。作为秘书的孙洪宪自然也要跟随，他便跟妻子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

许世友得知情况后，亲自安排让人把孙洪宪妻子的工作也调来广州，尽管当时孙洪宪还没有满足随军条件。

孙洪宪是部队政治机关出身，为规范留园7号全体工作人员的组织生活，他建议成立一个党小组，并推选出一个党小组组长。

于是，大家决定通过开会选出党小组组长。会议进行了一会儿后，许世友突然推开门走了进来，大家见状，急忙站了起来，说道：“请首长指示。”

“指示什么？党内一律平等。”许世友看了一圈后，才又说道：“既然是开会，那我也发发言，一定要选出一个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组长来。”

就在大家准备认真听取许世友的指示时，却没想到许世友却以委婉的方式将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说了一通，表达了自己对选小组长的态度。

说罢，许世友便撂下一句“你们开会，我先走了”。剩下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但大家心里已经明白了首长的用意，孙洪宪说：

“首长是在给每个人打预防针，提出善意的批评。干工作，不能陷于事务主义，不能仗势狐假虎威，不能采取应付主义，不能降低工作标准，这是首长的言外之意！”

就这样，选小组长的事情便不了了之了。

许世友虽然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们成立党小组的事情，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选择一起参会，在会议上以另一种柔和的手段表达出来，既能让大家明白，也能让大家接受。可以看出许世友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

此外，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错误后，许世友也并不是不问缘由地进行惩处，在一些事情上他尽量选择批评教育。

1974年初，孙洪宪接了一个电话后，高兴地来到许世友的书房，对他说道：“首长，刚刚接了一个电话，说您的老朋友王震要来看您了。”

许世友一听，高兴不已，表示“我要出去亲自迎接他。”

许世友和王震可谓不打不相识，两人在长征路上比武切磋，王震一招制胜就将许世友打倒在地。此后，两人便成为了革命路上的亲密战友。

革命战争年代，两人都曾上阵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又都身居高位，同时还深受全国人民敬重和爱戴。

1954年，王震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一年，从朝鲜战场回国的许世友也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由于工作的原因，两位将军的交集也多了起来，每次见面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因此，当许世友听说老战友王震要来看望自己时，他十分期待。

这天，许世友专门交代人在门外等着，自己则先去换了一身衣服，也来到了院子里等着。半个多小时后，一辆灰色的吉普车停在了门口。

许世友看着这辆灰色的吉普车，心里直纳闷：王震怎么坐这个车来了。虽然心中满是疑惑，但许世友还是不动声色地向门口走去。

刚来到门口，正好有人打开车门从里面下来，许世友刚准备迎上去欢迎老战友王震时，却在看到下车的人后愣在了原地。他好奇地说道：“王诤？是你？”

王诤看到许世友疑惑的表情后，也笑着说道：“许司令，怎么不能是我呢？您不欢迎我吗？”

许世友这时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回头朝一旁的秘书孙洪宪狠狠地瞪了一眼，严肃地说道：“这位是王诤中将，不是王震。”

王诤原本还好奇许世友见到自己后为何是一脸疑惑的表情时，在听到他对秘书说的话也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孙洪宪把“王诤”错听成了“王震”，这才有了现在这样一幕。

虽然被错当成王震将军，但王诤并没有介意，他还担心许世友因此责备孙洪宪，而立即拉着许司令就往里走去。

由于王诤在场，许世友也不好说什么。两人进来屋里坐下后，聊得十分开心。他们一起回忆战争年代共同经历的苦难，回想当初立下的豪情壮志，聊得不亦乐乎。

王诤离开前，许世友还鼓励他继续为国家的通讯事业作贡献。

许世友亲自出门送走了王诤后，他还不忘孙洪宪犯的错误，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道：“这次是因为我和王诤将军交情深厚，不然是要闹出笑话了。下不为例。”

经过这件事后，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待工作更加认真谨慎，大家也深刻地记住了王诤将军。

后来，许世友在与王震见面交谈中，还不忘说起这件事，惹得王震哈哈大笑。

王诤将军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拓者。1928年，王诤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毕业后，他被安排到了国民党军中任无线电报务员。期间，王诤见惯了国民党中的黑暗和腐败，他对此失望不已。

1930年12月30日，国民党张辉瓒第十八师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提前在龙冈部署等待国民党军。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张辉瓒便率领国民党军进入了红军设置的陷阱中。

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红军全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活捉，缴获各类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和10名电台人员，其中一位名叫吴人鉴，他就是后来的王诤。

当时，我军在无线电台方面还处于一片空白的状况。因此，当得知我军缴获一台电台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十分重视，并表示要对10名电台人员进行我党的教育。

4天后，早已对国民党失望透顶的吴人鉴等人主动要求加入红军，毛泽东亲自接见并对他们的加入表示欢迎。

就这样，吴人鉴更名王诤，以“诤”字自勉，并加入了红军。

此后，王诤以这部缴获的电台作为起点，克服物质条件和技术装备上的重重困难，开始了我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1931年1月初，中央红军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任队长。4月1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行动，王诤立即率领无线电队日夜监听，最终截听到了重要情报。

根据王诤提供的情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并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在随后召开的庆祝胜利大会上，毛主席亲自将王诤请上主席台，当众称赞道：

“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此后，我军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技术不断提高和发展，监听到了不少重要情报，帮助人民军队打了胜仗。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继续奋战在我国的电子工业领域，并在短时间里建立了以北京为枢纽的全国通信网。

此后，王诤始终在这一领域努力着。1977年，王诤被查出患有癌症后，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1978年，王诤甚至吊着氧气袋参加指挥了在武汉开展的电子对抗演习。

1978年8月13日，王诤将军在北京病逝。我党、我军失去了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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