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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溧阳市西山烈士陵园中，有这样一对革命英烈长眠在此，这对革命英烈就是开国上将钟期光及其妻子凌奔。
他们的次子钟德浙每年只要有机会便会前往溧阳市西山烈士陵园中祭拜父母，虽然父母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钟德浙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
钟期光于1926年12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进行转移，钟期光等人率领红军第六十师继续留下来坚持战斗。此后三年，钟期光和战士们度过了异常艰难的游击生活。
这三年，他们跟野人无异，藏在深山老林里，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都不能生火做饭，只能靠着吃野草填饱肚子，钟期光等人瘦得跟皮包骨一样。另外，还有不少战士们死于蚊虫毒蛇。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钟期光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坚持了三年。
无论是在游击战争中，还是在抗日战争，亦或是解放战争中，钟期光在政治工作方面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理念。尤其是他在解放战争中提出的“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钟期光继续研究军事政治理论，为我国军事教育事业和科研工作的展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依据，为我国军事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1960年12月，钟期光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到任后，他得知学院没有开办幼儿园后，便主动将分配给自己一家的住房退了回去。后来，相关部门便用这笔钱盖了幼儿园。
即使在后来生活变好后，钟期光也始终保持着优良的作风，尤其教育家中子女绝不能打着自己的旗号出去谋取私利。
1989年，钟期光八十大寿时，三子钟德鲁趁着回家为父亲祝寿的机会，请父亲帮忙在自己的职务问题上打声招呼。
结果，钟德鲁还没说完话，便被父亲打断，钟期光一拍桌子，大声斥责道：“你自己的前途只能靠自己，我今天必须警告你，以后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去乱搞。”
钟德鲁见父亲发了这么大的火，急忙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钟期光对待家中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几个孩子都是按照规定参军入伍，或者下乡插队，有的甚至被分配到了北大荒。后来，他们又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考试回到了北京。这其中，钟期光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孩子们提供过些许便利。
钟期光在工作中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作风无形中影响了孩子们，尤其是他在晚年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下工作。
钟期光的妻子凌奔同样也是一位老革命家。
凌奔原名黄明英，1920年3月出生在安徽一户富裕的人家，虽然家境优渥，但这位富家小姐身上可没有一点儿架子，她待人平等和善，性格开朗。身边的人都很喜欢她。
1936年，黄父病逝，没有了顶梁柱后，黄家的经济情况一落千丈，家庭的变故让黄明英深刻体会到了人间冷暖。
1937年，家乡沦陷，黄家家宅在敌机的轰炸中沦为一片废墟，黄明英辍学。无家可归的黄明英在好友吴友廉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两人也因此在后来一起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8月，黄明英和吴友廉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教导总队，两个月后，黄明英便凭借出色的表现和学习能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黄明英在一次转移途中，因救一位负伤战友自己也不幸中弹倒地不起。后来，枪声停止后，战友们将她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这次战斗让她身受重伤，前胸、后背留下了很深的凹陷的洞，还患上了咳嗽、哮喘等后遗症。
这次经历令黄明英终生难忘，为纪念这次劫后重生，黄明英因此改名“凌奔”，意为革命奔向胜利。
1941年夏，凌奔被调至一师政治部担任政治文化教员。期间，凌奔与钟期光相识、相爱，并结为革命夫妻。此后，两人一起度过了漫漫余生。
解放战争初期，凌奔和钟期光各自忙于革命工作，凌奔还承担着照顾孩子的责任。
一次，印刷厂要转移过河，人、机器都被抬上了船。由于超重，船摇摇晃晃好像要沉。凌奔当即要求大家赶紧扔掉不必要的东西。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超重。
时间紧迫，大家必须尽快转移，凌奔看了看在竹筐里的两个孩子，一狠心，说道：“把他们也弄下船去。”
船工听后，坚决不同意。就这样，在船工的坚持下，两个孩子还是跟着母亲成功转移了。直到下了船，抵达安全地区后，凌奔才紧紧抱着两个孩子说道：“没事了，都过去了，我们去找爸爸。”
新中国成立后，凌奔还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按照规定，她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但凌奔却将这个象征光荣的证书藏起来，也不曾领过一分钱。
1954年，凌奔出任军事学院子弟学校校长，在职期间，她关心孩子，重视教育，将这所学校办成了南京最好的一所学校，她也深受孩子们喜欢，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校长妈妈”。
1961年，因工作原因，凌奔要跟随丈夫一起前往北京，临行前，孩子们纷纷给凌奔写去了信，这让她十分感动。
除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外，凌奔在生活中也将丈夫和孩子们照顾得很好。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后来搬去北京，只要家里有客人来，凌奔每次都会下厨做饭，款待来人。家务就更不用提了，她总是将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凌奔的生活态度也对孩子们产生了积极影响，她希望孩子们不仅仅有自己的事业，而且还能够做好家务，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
跟钟期光一样，凌奔生活十分节俭，身上的一件毛衣穿了几十年了还穿，一家子的衣服总是在她的手中缝缝补补又能再穿三年。
后来，钟期光因病住进医院后，凌奔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每天要转三次公交去医院，大家都劝她坐公车去，别人会理解的。但凌奔总是说“每天坐公车太浪费”，依然“我行我素”挤公交去医院。
1986年9月，新四军老兵凌奔同志逝世，五年后，钟期光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死后，两位老人被合葬在江苏溧阳革命烈士陵园。这里是钟期光随粟裕挺进纵队深入敌后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此，原本应该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钟期光将军，留下遗言，希望能够将自己安葬在这片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
为尊重将军遗愿，他最终被安葬在了江苏溧阳革命烈士陵园。
1992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一次工作之余，来到了江苏溧阳革命烈士陵园，祭拜钟期光将军。
他目光紧紧地看着钟期光将军的墓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石碑，思绪一下子便回到了当年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
然而，正当张震心中感伤时，他却看到了墓碑上的题字，皱紧了眉头。当即指着上面的字批评陵园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做工作难道只根据职务做吗？”
原来，这是钟期光和凌奔的合葬墓，然而墓碑上面却只刻了钟期光将军的名字。实际上，凌奔同志虽然是钟期光将军的妻子，但同时，她也是一位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新四军老战士。因此，这墓碑上面本来也应该刻有她的名字。
根据张震的指示，陵园的工作人员立马意识到了工作的疏忽，急忙表示要把凌奔同志的名字补上去。
张震满意地点了点头，便没有再追究。很快，墓碑上面便加上了凌奔同志的名字。两位老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太多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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