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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店战役后，解放军成功扭转了在西北的战争形势。胡宗南部队则向延安龟缩，由于连续多天下雨，道路泥泞，加之还有重型武器，胡宗南部的行进速度很慢。而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开始设置下一个伏击圈了。
邓宝珊就是这一背景下来到延安的。见到胡宗南时，胡宗南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仍然以胜利者为傲。他在延安的一应物品都是让人专门从西安搬过来的。
不过，这样的精致并没能持续多久。第二天，邓宝珊就听到胡宗南气急败坏的声音，“土匪，土匪还这么厉害。”
邓宝珊一听就知道，一定是又打败仗了。想起刚刚结束的榆林战役，邓宝珊对胡宗南说道：
“解放军的厉害我在榆林领教过了，他用数倍于你的兵力，专门打你的一个薄弱部分，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胡宗南此时已经开始慌乱了，他问邓宝珊：“关于当前的战局，你有什么看法？”
邓宝珊紧缩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根据现在的形势来看，解放军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今后的战争将以消灭我军主力为目的。你觉得呢？”
胡宗南一个劲儿点头，表示同意。
离开延安后，邓宝珊便跟身边的人说道：“这次真是败兴而去，败兴而归。”
邓宝珊已经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为了寻找出路，他来到了北平与傅作义商议。不巧的是，傅作义刚刚接受了新的任命，军队正在扩大。尽管他认为依靠傅作义的兵力并不能与解放军对峙，但此时又不宜说明。于是，邓宝珊选择了闭口不谈。
不过，他却做了一件事。此时傅作义部队扩张，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邓宝珊向傅作义推荐了一个人——刘万春。
在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帮助下，被关押在归绥军法处的刘万春得以恢复工作，担任三十五军副军长。
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与傅作义方面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内，北平和平解放。
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这一伟大的事情上，邓宝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起初，傅作义自认为自己有几十万大军，能够在华北开创个独立局面。然而，随着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作战，傅作义已经陷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邓宝珊就是在这个时候再次飞抵北平的。一下飞机，他便看到了亲自来迎接他的傅作义。两人来到总部后，静静地坐着，不说一句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傅作义才对他说道：“麻烦请你出城跟解放军和谈吧。”
邓宝珊当即拒绝道：“不行。这件事不能有一点草率。你再考虑三天，再作决定吧。”
邓宝珊之所以要他再考虑三天，一方面是为了确定傅作义对于和平谈判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了解其部下的思想动态，争取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才能使得和谈途中不出现一点意外。
与傅作义分开后，邓宝珊便开始了解其部下的态度。时任归绥省政府主席的董其武早已向他表达了对和谈的支持。
紧接着，邓宝珊便给刘万春发去了一封电报：“我和傅作义都认为华北的形势还是更适合和谈，你怎么看。”
不久，刘万春便回了电：
“东北失守，华北孤立，坚守下策，和谈上策，请与傅总研究处理。”
不过，傅作义的另一部下孙兰峰则不支持和谈，他明确表示：“虽然打败仗的滋味不好受，但要是拱手相让，我心里还是有点难接受。”
虽然军中议论纷纷，各种意见，但邓宝珊已经做到了大致有数。
两天后，傅作义找到邓宝珊，对他说：“我仔细考虑过了，和谈。”
就这样，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同解放军进行了反复谈判，最终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决议。
不过，相关决议发表后，绥远的董其武可坐不住了，因为里面并没有提到有关绥远的问题。他立即给傅作义打去了电话：“希望明天能够见面谈一谈。”
傅作义自然知道董其武的意思，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董其武来见傅作义，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司令，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中，怎么没有绥远呢？”
“我已经准备去西柏坡了，见到毛主席后向他汇报关于绥远的问题。”
董其武点点头，临行前，还不放心地说道：“司令，绥远的情况复杂，您一定记得谈。”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一行人来到了西柏坡，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谈话中，傅作义向毛主席提到了关于绥远的问题。毛主席听后，提出了采用“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的问题。
所谓绥远方式，是指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对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董其武此时已经下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加之傅作义向他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后，他便更加确信和平起义是正确的选择。
绥远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十分重视，他要求董其武一定要守住绥远。不久，蒋介石得到军中汇报，称“董其武已经准备起义。”于是，蒋介石立即下达了命令，要求董其武率领部队西撤。
董其武自然不肯撤，便一再找借口拖延。为了逼董其武后撤，蒋介石停发了绥远的一切军费开支。尽管身处逆境，但大多数军政人员都坚持抵抗，并积极采取行动应对。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统一指挥部队，严格保障社会稳定。
虽然这时刘万春和孙兰峰此时还没有向董其武一样下定起义的决心，但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西撤。
因此，当蒋介石计划利用两人对起义存疑的心理率部后撤时，刘万春以“军中大部分人员都是绥远人，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家乡”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
其实，刘万春早已厌恶了打仗，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以为终于能够过上和平的生活了。但没想到，蒋介石撕毁了协议，解放战争爆发了。对于蒋介石的行为，刘万春是不满的。
此后几个月，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刘万春和孙兰峰见状，也彻底定下了心。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刘万春、孙兰峰也在通电起义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第111军改编为解放军36军，刘万春仍然担任军长。然而，刘万春在之前，却一直跟国民党特务保持着联系。期间，他多次派人前往香港，甚至家中还藏有蒋介石给他的委任状。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刘万春的事情便败露了。有关方面在决定抓捕他前，还曾知会董其武和傅作义，并拿出了证据，询问二人意见。
在铁证面前，董其武和傅作义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忍痛请组织按照纪律办。但一想到他们多年的情谊，两人又很不忍，他们又说道：“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希望刘万春也曾参加过和平起义，从宽处理。”
很快，刘万春便被逮捕归案。相关报告上交到毛主席处后，毛主席认真看过后，说道：
“杀降不可，杀俘更不可。刘万春也曾立下过功劳，可以饶他一命。”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万春被从宽处理。1957年，刘万春又进入北京市政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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