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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17日，新中国作出了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的决定，自此，共293名在押的战争罪犯终于全部处理完毕。
同年3月23日，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作为代表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去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当众宣读。叶剑英后来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毛主席。
黄维跟杜聿明、宋希濂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都曾在蒋介石手下一步步成长起来，又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进入了战犯改造所接受改造。
他们的成长经历如此相似。但是为什么黄维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呢？
在战犯改造所里，其他国民党将领都在忙着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时，黄维却一门心思想着发明“永动机”，不少人认为黄维是在借此机会逃避改造。
在黄维的坚持下，战犯管理所将黄维关于“永动机”的一系列材料送到了中科院，不久，黄维收到了中科院的鉴定意见：
“这是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一答复虽然让黄维很失落，但过了一段时间后，黄维便又重拾信心，投入到“永动机”的创造发明中去了。
自1948年被俘后，黄维接受了长达27年的改造。在此期间，他同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更真诚地表示“他们将青春浪费在了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1975年，黄维获得特赦后，根据我党的安排，他进入了全国政协机关，担任文史专员。期间，黄维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认真工作。
黄维是第四批文史专员，当他进入政协机关工作时，作为第一批文史专员的杨伯涛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了。
杨伯涛撰写的题为《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这篇文章的内容，黄维在读后提出了不少意见，认为“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尤其写到“淮海战役期间，胡琏‘借故离开了前线’，”黄维却表示，胡琏当时离开部队是因为父亲病危，加之自己治疗牙疼。并且，胡琏在后来听到十二兵团被围后，他又急忙主动飞往前线，协助指挥。这跟杨伯涛文章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为此，黄维专门写下了《对<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见》一文。随后，方靖、邱行湘等人也先后写下了相关文章。
最终，杨伯涛在读过这些文章后，曾向有关部门提出撤销自己之前写的关于陈诚的那篇文章的要求。最终，新改版后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多了这样一则公告：
“杨伯涛撰《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作者提出撤销，另行撰写；黄维、方靖、邱行湘、宋瑞珂等对此文的订正文章，因尚有一定史料价值，均予保留。”
黄维进入全国政协工作后，在一次政协会议上，由于要发表讲话，他的座位便被安排在了主席台上。
巧的是，这一天，刘昌毅将军也来开会，并坐在台下。当他看到台上的黄维时，突然控制不住情绪。原本是自己的手下败将，如今却坐在台上还要讲话。于是，刘昌毅便离开了会议现场来到了休息室。
会议结束后，黄维也进入了休息室，见到刘昌毅后，他主动打起了招呼“刘将军”。
而离开会议现场后，刘昌毅独自在休息室的时间也已经想通了，黄维现在跟自己已经是一样的身份了，都是新中国的公民。
于是，在听到黄维跟自己打招呼后，刘昌毅也高兴地给予回应。他问道：“如今成了新中国的公民了，感觉如何？”
黄维稍作思索后，一脸认真地回答说：“非常好。”
此后，黄维以全新的身份投入到了为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工作中。
1985年，黄维还给在台湾的老同学、老战友写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渴望：
“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1989年初，黄维受邀去台湾访问，这让他十分高兴。为此，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准备，不仅要去探访在台湾的老友，还打算去祭扫蒋介石、陈诚等人的墓。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他赴台前，身体突感不适。1989年3月20日清晨，全国政协给黄维的女儿黄惠南打去了电话，告知了她黄维去世的噩耗。
85岁的黄维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不少人表示，“他（黄维）就是在出发前太过兴奋导致心脏病发作逝世的。”
黄维和刘昌毅将军之间有什么故事呢？为何看到黄维在台上讲话，刘昌毅会选择离开会场呢？
1947年秋，黄维奉命来到武汉筹备军官学校，培养陆海空高级军官。194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决定组建十二兵团，并点名黄维任兵团司令员。
突如其来的任命打乱了黄维的计划，因为他负责创办的军校已经渐入佳境，一切即将完成。所以，他的拒绝并没有获得蒋介石的同意，据说蒋介石甚至还要拿起拐杖打他。
除了无法拒绝蒋介石外，黄维更不能拒绝陈诚。黄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几乎一直跟在陈诚手下做事，深受其信任，在这样关键时刻，黄维注定是要上战场的。
临行前，黄维还对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表示这场仗打完要继续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听后笑着答应了。
不过，让黄维没想到的是，这一仗打完后，他便成了我军的战俘。
10月底，十二兵团奉命转移至河南驻马店一带。11月，解放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同时，黄维兵团接到向徐州集中的命令。
于是，黄维立即率军从驻马店出发，向徐州方向赶去。当黄维兵团行军至宿县和徐州中间一带时，侦察兵来报，“北、西、南三个方向都有解放军”。
手下有人建议黄维转变计划，向东行军，避免被解放军包围。然而，黄维却是个“固执”的人，他表示要坚决执行蒋介石下达的“北上”之命。
于是，黄维就这样自己走进了解放军扎的“口袋”中，十二兵团司令部也进驻南坪集。这时，解放军已经占领了蒙城，将他们的后路彻底堵了。
黄维兵团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对此，黄维只得下令就地展开防御，同解放军进行阵地战。毕竟，黄维兵团配备有不少先进的武器装备，同解放军打阵地战，可不一定会吃亏。
解放军自然知道黄维的打算，也明白黄维兵团的武器装备优势。于是，我军决定趁着黄维兵团还没有立稳之际，抢先发起突袭，打一个措手不及。
黄维兵团中有一名我党的同志，即廖运周。在被解放军包围后，黄维立即想到了对策，他决定用四个主力师的兵力齐头并进，快速突围。
当时，虽然黄维兵团已经被我军包围，但兵力损耗并不大，加之装备精良，如果以四个主力师的兵力率先突围，是很有可能成功的。要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廖运周在仔细想了想黄维的作战计划后，立即意识到了这同样也是一个进行战场起义的最好时机。
于是，廖运周十分支持黄维的计划，同时还主动提出了要打头阵的要求。黄维听后，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而且还夸奖并鼓励他。
跟黄维谈话结束后，廖运周便将黄维的作战计划和自己的起义计划立即送到了解放军指挥部。前线指挥部经过仔细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要求。
11月27日，廖运周率领5000多人顺利向解放军阵地前进，黄维也一直没有发现不对劲，虽然多次询问廖运周情况如何，廖运周只一个劲儿回复“突围顺利”，黄维始终没有起疑。
最终，廖运周率部成功起义。黄维得知后，惊讶得好半天没有缓过来。紧接着，解放军便发起了总攻，黄维部队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
华野3纵的战士们冲向黄维兵团的主力十八军的阵地，经过一番激战后，将其全歼。得知这一噩耗后，黄维和胡琏、吴绍周分别乘坐三辆坦克突围逃跑。结果，黄维乘坐的坦克却在半路坏了，最终，万念俱灰下，黄维干脆坐在一个草垛旁等着被捕。
黄维乘坐的坦克真的是意外坏在了半路上的吗？根据陈诚之子陈履安的说法，并非如此：
“胡琏把一辆最新型号的坦克给了黄维，就是这辆从未启动过的新型坦克出了故障，胡琏坐着旧坦克反而没事，跑了出来。”
黄维被捕后，送到了三纵司令部，三纵的司令员刘昌毅对他十分客气，不仅亲自给他倒水，还安排人为他准备饭菜。
然而，已经是俘虏的黄维却仍然一副高傲的样子，他甚至不服气地说道：“你们这一仗胜之不武，突然向我军发起攻击，不讲武德。”
刘昌毅听后，先是惊讶，后面便忍不住笑出了声。心想：“这人果然是个‘书呆子’，打仗还要考虑敌人准备好了没有。”
黄维的固执超乎想象，这也意味着改造他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果然，在战犯管理所里，黄维是“拒绝改造”的典型代表人物。
尽管任务艰巨，但黄维的思想最终还是发生了转变，并于1975年被特赦。
黄维性格耿直，为人认真。1989年两会召开前，他一直在认真准备着参会提案。面对台湾方面要向他补发27年间的薪水时，黄维断然拒绝。他表示“我不想负任何一方”，并公开称“共产党待我不薄”。
外界曾有过这样的传言：“黄维至死没有改造好”，但从各种事情中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黄维在晚年时说的：
“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所以，黄维能够说出“共产党待我不薄”这样的话并非客套，一定是他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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