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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华克之出生在江苏宝应。上学期间，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但绝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曾以《重修翦淞阁记》表明心志，称“青年人要以天下大事为己任”。
当时，为了稳定大局，孙中山主动让出了总统之位，自己则开始转向实业救国。然而，没过多久，袁世凯便称帝，开历史倒车，随之而来的又是北洋军阀混战、张勋复辟……
一边是列强瓜分中国，百姓生活在压迫、剥削之中，一边是国运衰败，民主消亡。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正式改组国民党。自此，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这时，早在中学读书时便已经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华克之刚刚被保送进金陵大学，并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亲眼见证了新三民主义的诞生。此后，华克之便被安排到南京开展工作。期间，他与共产党人有着亲密的往来和合作，是当时南京城的风云人物。
这一时期，有不少像华克之这样的国民党人，他们是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在各个方面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国家复兴。
然而，这样的革命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对共产党人、进步青年进行惨无人道的杀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华克之等人震惊不已。为了反对蒋介石的这一恶劣行径，他立即行动起来。要求在南京市的党员于4月14日参加抗议蒋介石暴行的集会。
蒋介石得知南京方面的消息后，于13日特意给华克之写去了信函，信中写道：
“华睆同志，明天大会万不能开，请即到总部一谈。蒋中正。”
华克之看完信函内容后，并没有理会。照常组织大家参加集会，反对蒋介石。这一时期，华克之先后两次被捕入狱，最终在朋友、国民党元老的帮助下才得以侥幸逃过牢狱之灾。
1929年3月蒋介石风头正盛，华克之被不少朋友劝说，“你发表一个反共声明，求得蒋介石对你的谅解。”
华克之一听，愤怒不已，坚决不这样做，他说：
“我决不发反共声明，我至死也不能违背当初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宗旨。蒋先生有抛弃三大政策的自由，我有继续执行和坚持三大政策的自由。我无愧于蒋先生，用不着去求他谅解。”
不久，华克之离开了南京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后，华克之开始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继续与共产党员往来，支持两党合作。与此同时，他还跟孙凤海、李怀诚来往密切，在反对蒋介石的暴行上有着一样的看法。
于是，华克之和朋友们萌生了刺杀的念头。1931年，他们在上海刺杀宋子文，虽然没能成功，但这令他们深受鼓舞。
于是，不久后，华克之一行人下定了刺杀蒋介石的决心。为此，他们还曾向共产党内的朋友询问过意见，对此，那名共产党员表示“我们不能鼓励这种暗杀行为。”
虽然没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行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孙凤海以记者的身份进入了会场，终于有机会执行刺杀计划。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天，蒋介石并没有出席，无奈之下，孙凤海将刺杀目标改为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他一边高呼着“打倒卖国贼”，一边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
最终，汪精卫被抢救了过来，而参与刺杀行动的一行人甚至还有很多无辜人均被逮捕、杀害。只剩下华克之侥幸逃走。
1937年5月，华克之辗转来到了延安，受到了我党的热烈欢迎。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
华克之对毛主席说：“我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在延安参加革命。”
毛主席高兴地说道：“我们欢迎你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但随即，毛主席却断然拒绝了他想要留在延安的请求：“如今国共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还没有撤掉对你的通缉令。你现在留下来不合适。一旦国民党得知消息跟我们要人，我们便会处于被动的处境。”
华克之听到毛主席的解释后，表示“理解”，但他仍然难掩失望。
这时，只听毛主席又说道：“你可以先去香港，那里也需要你。以后我们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
这让华克之心中宽慰了不少，他点点头，表示“同意。”很快，华克之离开延安后便来到了香港。
1939年夏，根据党组织命令，潘汉年来到上海，开始着手组建华南情报局。
当时，上海是最大的情报中心，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关在这里有着广泛的势力。此外，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设有情报机关，就连苏联等也在这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渠道。可见，中共在这里设立情报机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潘汉年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很快便建起了情报系统，甚至还与香港之间建立了联系。
开展情报活动，最不可缺失的便是人才。为此，潘汉年向上级申请调来了不少我党优秀的干部。其中，就包括华克之。他便是在这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39年，华克之改名换姓，以张建良之名开展情报活动，凭借自己的能力，华克之很快便成为了华南情报局的骨干。自此，他便一直待在情报系统中，直到革命胜利。
华克之也曾是国民党内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进入中共情报系统后，他便利用自己曾经的这一身份，同国民党内上层有交情的人士进行联系，并逐渐取得了这些人的信任。结果就是华克之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送回了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急于接收日军撤出后的城市。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不可能立即完成接收工作。这就给我党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当时，上海还有不少日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随着国民党接收上海，这些自然也将全部落入老蒋的口袋。
正在上海的华克之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趁现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为我军搞一些军火。
于是，华克之找到了红色企业家郑德升。一方面，华克之和郑德升关系友好，交情匪浅，另一方面，郑德升看不惯腐败的国民党，还曾帮忙营救过我党的几名同志。正因如此，华克之才选择了找他帮忙。
郑德升在得知华克之的来意后，便开始想起了办法。不久，郑德升便拜访了参与静安寺路成都路口仓库管理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少将冈田。
最终，两人利用冈田不甘心失败、急于求成的心理，导演了一出戏，收到了冈田从仓库运出军火文件。
然而，在他们从仓库运出军火时，却遭到了军火库主任的阻拦，最终未能成功。就在两人以为没戏时，冈田却表示“我还有其他的军火库。”
原来，冈田还单独管理着一个装着TNT炸药的军火库。冈田单独管理，这就意味着运出来不需要繁琐的证明文件。华克之得知后高兴不已。
很快，华克之立即跟我军取得联系，并提前做好一切安排。当天，我根据地的地下组织成员伪装成司机，开着五辆卡车来到了军火库。
随即，日本士兵和我军战士们开始往车上搬弹药。当时，国民党在这里设有临时办事处，一名国民党军官见到后，还好奇地询问“搬什么？什么人要的？”
在这一紧张时刻，我党人员急中生智，装作国民党军官，趾高气昂地说道：“上级有令，这个仓库被征用了，要日本人赶紧搬走。至于他们搬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管。”
就这样，五辆卡车装着满满的TNT炸药驶向了我军根据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多达194挺全新的机枪。
半个月后，华克之收到了陈毅写来的感谢信：“谢谢你送来的弹药，性能很好。”
在我党急缺弹药、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华克之凭借自己的智慧导演了一出戏，顺利送来了一大批物资，立下了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华克之终于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活着，他光明正大地走到了公众的视线中，投入到了为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
然而，1955年，随着潘汉年案的发生，曾在他手底下干了多年活的华克之也受到了冲击，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之后又参加了10年劳动改造。
这一时期的华克之不仅在身体上受到了摧残，心理上也很是迷茫。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一度采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被送到医院抢救。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拨乱反正”，华克之身上的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
“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79年，组织上给了华克之8万元补助。为了修缮破旧不堪的住房，他花费了两千元，剩下的全被他捐给了烈士子女。
看着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华克之很是高兴，但同时他也担心大家迷失在金钱带来的享乐中。为此，华克之向大家讲述了当年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希望能够用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让年轻人受到教育。
1986年5月18日，华克之携夫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一早，他便跟夫人首先来凭吊自己的好战友陈处泰烈士。
瞻仰完先烈英灵后，华克之又参加了当地政委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会上，华克之的讲话让与会人员受到了心灵上的震撼和洗礼。
1998年，华克之逝世，享年96岁。临终前，他给家人留下遗言，要求将自己的六千元积蓄捐给家乡。
2006年，宝应县建立了华克之纪念馆，并竖起了华克之的青铜雕像，以此来纪念他。
华克之的一生正如他曾亲手写下的一首诗一样：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犁蒋廷，生死不顾；祝共产，歌颂东风。断头颅，一无后悔；建共和，以进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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