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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的得力干将，与周养浩、徐远举一起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不过，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三人最后的归宿各不相同。

先来说说徐远举，徐远举曾是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风头正盛时，被视为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新中国成立前，徐远举在重庆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主持策划了一系列杀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的计划。后在昆明被捕，先后被关押于重庆白公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期间，徐选举毫无保留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及国民党的历史资料。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获得特赦。后又因国内形势的复杂，让他对特赦感到绝望。

1973年，徐远举因病逝世，最终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再来看看周养浩。国民党在西南撤出前，下达了设置破坏城市和屠杀共产党员的命令，而执行命令的人中便有周养浩。

周养浩在昆明被捕后，便过上了战犯生活。直到1975年，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共中央决定特赦全部战犯，同时给予公民权。周养浩终于结束了战犯生活。

当时，有关部门还明确表示：“特赦人员中如果有想要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并要提供方便，给予路费。如果离开后又想要回来的，我们也十分欢迎。”

于是，周养浩和其他几人商量后，决定一起去台湾，然而，在大陆没有遭到阻碍的一行人，却遭到了台湾方面拒绝。于是，周养浩只得滞留在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去了美国，在这里定居直至1990年病逝，客死异国他乡。

相比于徐远举和周养浩，作为军统三剑客之一的沈醉，他的后半生可要幸福多了。

沈醉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由于父亲早逝，他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沈醉的母亲是擅长作诗写词的罗裙，她曾是清末著名诗社南社的成员。

沈母虽然疼爱儿子，但并不溺爱，甚至对他管教甚严。因此，沈醉虽然在后来进入了军统，成为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并结识了很多国民党内的大人物。但在国民党内腐败、奢靡的环境中，沈醉并没有染上诸如赌博、嫖娼、贪污之类的恶习，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不得不说，沈醉在这一点上跟母亲的教诲不无关系。毕竟，自少年起，沈母便教育他“不要被旧社会的污泥侵染”。当他后来成为军统的得力干将，官越做越大时，沈母还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

或许也正因如此，沈醉才会在最后关头参加了云南起义，并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同时亲自下达命令，要求下属的特务组织上交一切器材前往指定地点报到。

其实，在云南解放前夕，沈醉还接到了毛人风下达的执行暗杀任务的命令，第一个目标人物就是军事战略家、卢汉的亲信杨杰。

杨家和沈家是邻居，两家人往来亲密，孩子们也经常在一起玩耍。因此，最开始收到暗杀杨杰的命令时，沈醉并不积极，找了各种借口拖延。

当然，除了考虑到两家的情谊不想动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家老小还在云南，一旦自己下手除掉了杨杰。那么，卢汉是不会放过自己一家人的，他不想用一家人的性命为毛人风卖命。

然而，毛人风为了督促沈醉尽快动手，他连发三封急电，并表示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最终，沈醉下定了暗杀杨杰的决心。

为了制定暗杀计划，沈醉找来几名杀手来家中密谈，他原本以为家中人都出去了。没想到的是，当时，沈母就在外面的阳台上看书，并完整地听到了沈醉的杀人计划。

待几名手下离开后，沈母直冲冲地推开门进去，指着沈醉怒骂道：

“我多年来一直教导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像个人吗？……如果你执意要杀杨先生，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走……”

沈醉见母亲如此生气，他急忙表示：“我不杀杨杰了，就算受到处分也绝不动手了。”

听到沈醉的承诺，沈母这才消了气。而沈醉也信守承诺，一直拖着没有动手，直到杨杰顺利转移逃走。

自进入军统以来，沈醉干起了暗杀、抓人的事情，受他的影响，家中其他兄弟姐妹和亲属中有超过20人都先后参加了军统。

不过，沈母并不知道军统具体是干什么，直到去世，她也并不知道儿子曾经干过不少杀害进步人士、共产党员的勾当。

不久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沈醉将母亲和妻儿一起送到了台湾。对此，沈母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当时，沈母坚决不肯上飞往台湾的飞机，沈醉一着急，直接抱着母亲上了飞机。尽管母亲哭着请求他说：“我想要落叶归根，安葬在故土。”但依然没有改变沈醉的心。

就这样，沈母来到了台湾。不久后，沈醉被捕，国民党方面收到消息后，为了达到宣传目的，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把沈醉定为“烈士”大肆宣传。

沈母听到这一噩耗后，内心十分痛苦，最后就这样客死台湾，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沈醉的妻子也在后来带着孩子们改嫁。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当晚，沈醉被软禁。第二天一早，沈醉便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

1979年9月，有关部门整理出了当年沈醉参加云南起义的所有完整档案，并送往北京。有关部门在仔细调查、审定后，于1980年正式对外宣布：沈醉的身份从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提升相应的行政级别待遇。

1958年国庆节到来前，毛主席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即安排国民党战犯上天安门观礼，参观、了解一下新中国的建设成果。

消息一传到功德林，大家都沸腾了。国庆节当天，这些国民党高官早早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开心地左看右看，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果，沈醉也在人群中。

沈醉也难掩兴奋之情，四处观望，然而，当他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一旁的宋庆龄时，却面露恐慌。

这是为什么呢？他和宋庆龄之间发生过什么呢？

原来，沈醉曾奉蒋介石命令刺杀过宋庆龄。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这一系列反革命行径令革命陷入了低潮。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在当时也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宋庆龄。

宋庆龄在得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不仅公开发声，要求“还革命党人清白”，而且还发表了多篇抨击蒋介石的文章，言辞犀利，直指他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径。

蒋介石在看过这些言论后大为愤怒，但又碍于宋庆龄的身份不好直接动手。

于是，蒋介石便找到了戴笠，要求他想办法让宋庆龄不再发表针对自己的文章，最好能把她从上海赶走。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戴笠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沈醉执行。当时，宋庆龄住在上海法租界位于莫里哀路上的一处住宅。

在查到宋庆龄的住处后，沈醉立即开始了布置，他让手下扮作商贩、学生等形象，全天24小时监视宋庆龄的一举一动。无论多晚，一旦有情况就要立即报告。

除了监视外，为了逼走宋庆龄，沈醉还想到了一个办法——恐吓。当时，宋庆龄在家中收到过几封恐吓信，信中还有沾了血的子弹。

沈醉等人认为，宋庆龄只是一介女子，吓唬一下就会离开上海。然而，作为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宋庆龄来说，相比于曾经无数次历经生死的经历，这些恐吓根本不值一提。

只见宋庆龄在看过这些恐吓信后，只是淡淡一笑，跟身边的保姆表示：“这些人还贴心地给我送来了防身的武器呢。”

见恐吓没用，沈醉只能另想他法。这时，宋庆龄身边的保姆李燕娥进入了他的视线。沈醉打算以这个保姆作为对付宋庆龄的突破口。

沈醉先是命令手下的女特务扮作小贩接近李燕娥，套她的话。两三次之后，李燕娥再傻也察觉出了问题。于是，她立即向宋庆龄反映了这一情况。

宋庆龄听后，交代她说：“这一定是军统干的。你要小心防备。”

李燕娥一听，也不敢大意，立即跟那名“女商贩”断了联系。沈醉的计划再次以失败告终。

不甘心的沈醉很快便有了第二套方案——美男计。

沈醉找了一名长相帅气的男特务扮作司机接近李燕娥。事情进展如沈醉计划的那般十分顺利。

李燕娥和这名“男司机”感情进展顺利。

然而，就在两人要“订婚”的时候，李燕娥却突然冲着男特务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哭，并表示以后再不相见。

沈醉得知后，意识到这名男特务身份已经暴露。

接连两次计划失败令沈醉十分恼怒。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交差。沈醉决定来硬的——车祸。

不过，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他本意是想制造一场车祸，让宋庆龄受伤只能在家中休养。

然而，就在一切有条不紊紧张部署时，戴笠却通知他“取消行动”，沈醉十分不解。

原来，想要对宋庆龄动手的消息传到了宋美龄耳朵里，她得知后立即找了蒋介石大闹一场。宋氏姐妹在经济和国际舆论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一点，蒋介石还是需要的。

最终，经过多方权衡考量后，蒋介石最终放弃了针对宋庆龄的行动。

虽然宋庆龄知道自己那段时间被国民党盯上了，但至于具体执行命令的人究竟是谁，宋庆龄并不知情。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忙于国家大事，更无暇想以前的这些事，也并不在意。不过，沈醉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宋庆龄后，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当年对她所做的事情，难免感到恐慌。

1960年11月28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工作人员正在宣读新中国的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

“沈醉”。随着工作人员话音落下，坐在下面的沈醉早已泪流满面。他也成为了第一位被特赦的军统要员。

此后，沈醉与其他被特赦的人员一起担任了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沈醉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

不过，沈醉并没有因此选择屈服，在被监禁期间，面对一些人要求“写黑材料”的要求，沈醉坚决拒绝并抵制，使得他们的阴谋彻底失败。

1979年，沈醉被取消战犯身份后，内心十分激动。1980年底，一直在大陆陪伴沈醉的女儿沈美娟提交了去香港探亲的申请。沈醉第二天便将这封信交给了文史办公室的领导。

那名领导看完信后，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沈醉暗想：“看来是没希望了，要让女儿伤心了。”

然而，就在他感到失望时，却听到领导缓缓问他：“你怎么不一起去香港探亲呢？”

沈醉惊讶地反问道：“我吗？我能去吗？”

领导肯定地点了点头，表示支持。就这样，沈醉也立即写了一封申请报告。

很快，沈醉便收到了两张有效期为一年的“港澳通行证”，与此同时，领导还预支了他一笔稿费。

拿着钱和“港澳通行证”的沈醉依然还像在做梦一样。他不禁想到了云南解放前，蒋介石要求带走他一家人作为人质的行为，如今，共产党却让他和唯一在大陆的女儿一起离开。这样强烈的对比令沈醉心中充满了感激。

抵达香港后，沈醉一个人去看望了一直保持着联系的亲友，他们在见到沈醉后，一度以为自己眼睛出了问题。在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的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惊呼：“你是怎么来的？你居然能来香港？”

沈醉一边笑着掏出“港澳通行证”，一边说道：“我是光明正大来的。”

寒暄过后，他们便劝沈醉留在香港，别回大陆去了。沈醉理解他们的好意，但并没有同意。他一脸严肃地说道：“我要回北京去，请你们也来大陆看一看。”

这次来香港，沈醉最主要的目的是走亲访友，看望自己多年未见的孩子们。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一踏入香港，香港的新闻界便收到了消息，很多亲朋旧友也听到了消息纷纷前来看望他。

香港的新闻界之所以对沈醉感兴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曾先后发表了不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些文章是否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亦或是受北京的指示写下的。

面对这些问题，沈醉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对此，他的态度是：“从来都没有人指示过我要怎么写，我自己写的文章自己负责。”

对于香港新闻界想要以“虎口脱险”这类的字眼作为标题吸引公众视线的做法，沈醉则态度坚决地警告称“一定会向法院控告”。

沈醉的亲朋好友除了邀请他留下外，还曾向沈美娟提出过“留在香港”的提议。对此，沈美娟和父亲的态度一模一样：“我要跟爸爸一起回大陆。相比于享现成的福，我更相信和10亿人一起，一定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沈醉和女儿一起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孩子、亲戚们不远万里来到香港探望多年未见的沈醉。

然而，讽刺的是，沈醉在台湾的两个儿子却不被允许赴港探望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却批准沈醉带着唯一留在大陆的女儿前往香港探亲。这足以看出党和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和大格局。

沈醉教育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人。后来，他的儿子回国内投资，女儿则先后出版了多本著作。他们一起为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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