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上旬，根据组织安排，黄正夏和爱人吴芷英从宣化店化装突围，从武汉坐船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两人就想方设法和组织取得联系，得到邓颖超的指示：听候统一安排，去苏北解放区。还转告他们，中原来的李实正在上海参加“善后救济总署”，任秘书长。
夫妻如释重负，随后从妹夫邬烈荪家搬到陈圭如老师的老朋友蓝先生家居住。
从此，俩人就一面等候邓大姐统一安排，一面又怕久等生变，也开始想办法尽快回解放区。他们找到了须浩风的姐夫，可他告诉黄正夏，苏中已“六战六捷”，上海形势紧张，到解放区一时还不行，要等时间和机遇。
吴芷英决定大胆走一步棋，给她的同学、时任宋美龄秘书的冯光灌写信。在信中，吴芷英叙同学之谊、离别之情，告之想从南京乘飞机到北京等。没过多久，冯回了信，希望吴芷英告诉时间，她将到机场接送。
冯光灌是一个文静娴淑的女青年，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她一直没有结婚，长期隐蔽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为党工作。1949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离开大陆，飞往台湾时，她还一直陪到机场送行。等到正式上飞机时，她却宣布不去台湾，与宋美龄和同去的国民党官员“BEY，BEY”。至此，宋美龄才知道她是潜伏在身边的共产党人。
9月初，李实通知黄正夏，“善后救济总署”将有一批物资运送到苏北，他们可与中共方押送人员随行，到苏北解放区。
经李实的安排，黄正夏夫妻从上海乘舰艇到苏北。由于他们的身份已公开，所以不能自由行动，必须待在舰艇上。
在舰艇上，他们和田坤夫妇、彭绳吾、吴亚雄等从中原出来的同志相遇。国民党军队也派了七八个人在舰上。双方各占舰头和舰尾，互不讲话。但国民党人员气焰嚣张，十分放肆，又是打牌，又是搓麻将，大声喧哗，吵得人无法休息。
有一次，在餐厅吃饭，国民党一方内部言语不和，大吵起来，在互相谩骂中竟有人说是共产党捣乱。黄正夏他们听了，实在忍无可忍，便指责他们为什么胡说。对方抵赖不承认，结果双方闹了起来，直到舰上的大副出面调停，才平息下来。
在海上行驶了一天一夜，舰艇到达苏北陈家港。这里已是解放区，属新四军的控制地，对黄正夏他们来说是回到家了。舰艇要在陈家港靠岸，却不肯发出“允许靠岸”请求信号，港口的新四军发出警告，不经岸上我方批准，将视为侵犯我方主权，我方将开炮驱逐或轰击来舰。
这一下吓坏了国民党人员，又是敬礼，又是作揖，央求我方人员向岸上的新四军说明，并立即申请批准靠岸。上岸后，黄正夏等人乘汽车至淮阴县城。
9月10日，他们在淮阴县城过了中秋节。第二天，接华中局组织部通知，赶到淮安，受到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的接见。曾部长说，已接到中原局的来电，知道大家的情况，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大家将准备撤往山东和东北。
曾部长还说华中解放军已取得了“六战六捷”的胜利，现正进行第七次战役，敌人已向我布置的口袋蠢动，估计还有三四天就可能打完这一战役。到时，你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大路撤往山东。
从淮安出发，大家雇了板车，女同志坐车，男同志跟随行走，经宝应、高邮、新安、郯城，到达临沂。
在临沂，华东局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最新指示精神：中原突围出来的干部，原则上都去东北集合待命，如果到达东北时解放战争打得好，你们将留在东北分配工作；万一出现挫折，准备撤退至苏联学习。另外，山东战争也即将爆发，如果愿意留下，也可以留在山东打游击。
这段时间，陆续来到临沂的还有赵家驹、逯刚夫妇，吴光治、高珞夫妇，汪心一、米琳夫妇和任泉生等同志，都是黄正夏在边区时的老领导、老同事。赵家驹还是黄正夏的老同学，此次在临沂相逢，彼此都是感慨万千。
大家商议后，决定都去东北。华东局对他们特别照顾，也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不久，派一辆大卡车送他们，经莒县、诸城，到达烟台附近的滦家口。
在车上，吴芷英遇到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的一位同志，正要去青岛工作，从诸城下车，黄正夏夫妻便托她带两封信到青岛发出，一封是吴芷英寄往上海的，一封是黄正夏寄往襄阳老家的。
在过高密附近的胶济铁路时，队伍遇到了紧急情况。国民党部队正从济南出发，向潍坊进军，进攻高密。飞机在低空盘旋，炮弹就落在县城公路附近，一车人都很紧张。司机很了不起，他一方面叮嘱大家不要慌张，一方面沉着对付，开足马力，强行冲过胶济铁路，闯过高密，顺利到达莱阳城。
莱阳盛产闻名遐迩的莱阳梨。正是梨子上市的时节，价格很便宜，大家买了很多梨，这应该是黄正夏他们一生中吃得最好的水果了。开始买梨时，同志们还闹了一个笑话。挑梨时，专挑外表光滑的梨子。卖梨的一见就乐了，笑着问：“你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吧？你们挑的是阳梨，表面好看不好吃，皱皮巴巴的才是莱阳梨，味甜水份足。”大家不由感慨，真是人不可貌相，梨不可表相。
山东是一块英雄的土地。一路上，黄正夏看到许多大姑娘，扎着大辫子，推着一车车粮食支前，也有骑着毛驴、唱着歌上前线的，还不时有人给他们送来熟鸡蛋。当他们住下时，许多老乡都来看他们，与他们亲亲热热地拉着手，问长问短，认为他们是从前线打仗回来的。场面热烈得浑如一家人。
一行人在滦家口住了三四天，当地人民政府安排一艘大约五六百吨的小火轮，派一个警卫班和一挺轻机枪掩护他们夜渡渤海。
集合前清点人数，从各方面集合准备去东北的干部共107人。大家都笑了，说如果再增加一名，就真的成了水浒英雄一百单八将了。带队的领导交代：这次我们从长山岛偷越渤海口到安东（今丹东），只能选择在没有月亮，而且又可能有暴风雨的夜晚进行。这样尽管危险，但比较安全。
带队领导还叮嘱大家把随身带的文件、组织介绍信等贵重物件集中放在一起，如遇紧急情况一律投入海内。
这一次海上之旅，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当晚，海面刮着大风，小火轮离开港口，顷刻间就像浮萍一样在大海中漂泊，船上的人大都被颠得昏头转向，不由自主地全呕吐起来，有的上吐下泻，动弹不得。107人中只有黄正夏、逯刚等4人不晕船，他们只好跑上跑下，跑前跑后，一会儿照看大人，一会儿又帮助料理小孩。乘员都像害了一场大病。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大家动弹不得时，突然发现敌舰。小火轮马上关掉发动机和全部灯光，任由船在海上自由漂荡，这样颠簸就更厉害了。同志们一个个屏住呼吸，连呕吐的声音也强压下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知道是路过的敌舰，并没有发现小火轮。于是，船又开足马力前进。在天亮的时候，海水退潮，火轮搁浅了，大家才发现已到了朝鲜境地，离仁川只有几十海里了。
到安东后，107人被安排在“毛泽东路”的安东招待所。众人正想好好休息一下，吃晚饭时，又接紧急通知，要马上转移。因为国民党军已占领辽阳本溪，正准备进攻凤城，向安东进逼。107人就连夜从安东乘火车绕凤城到宽甸。
江仲华和彭涛等中原突围出来的同志先一步到了宽甸。江仲华任宽甸县委组织部长，彭涛任安东省委组织部科长。在彭涛的安排下，安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凯、地委组织部长吴学周先后接见了他们。
吴部长说：你们在中原打过游击，有战争的经验，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们这样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希望你们留下来，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在宽甸，黄正夏等人与彭绳吾、任泉生、赵家驹等分手了，他们都留下来就地分配工作。黄正夏与吴芷英、吴光治、高珞等商议，还是坚持按中央决定去北满。
一行人从宽甸出发，经桓仁，辑安，然后到临江，一路沿鸭绿江边向北走。鸭绿江水清澈透底，碧波荡漾，对岸还不时传来朝鲜姑娘美妙动听的歌曲。
在去临江的路上，他们遇上了肖华将军。他当时指挥部队取得全歼敌第二十五师，活捉敌师长李大麻子（李正谊）的胜利。他非常客气，见黄正夏他们十分疲劳，又穿着单薄，就教后勤部门给每人发一套军大衣和棉鞋、棉帽。
后来，黄正夏他们又遇到了原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周桓。谈起去北满。周桓说：我们正准备用汽车押送俘虏到北满，你们就参加押送吧，这样过长白山要容易些。这当然是大家求之不得的好事。
押送俘虏的车队由原新四军第七师的军法处长带领，还有一个警卫排，俘虏中有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及以下校官10余人。
在车上，李正谊开始装熊，不吃不喝，哼哼唧唧。几天后，听说他情绪好一点了，黄正夏便找他谈话，想与之沟通，解决其思想问题。
李正谊说：说老实话，开始我是很不服气的，我们第二十五师全副美式装备，解放军就几支破步枪，我们怎么就被打败了，莫名其妙就当了俘虏，想不通。现在看来，国军是一定要败的，你们会取得天下的。因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黑的，老百姓全躲着我们，不跟我们讲真话，也没有粮食吃，拖去拖来，疲劳极了。而你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他们真心的拥护，说打就打，说走就走，这是民心所向，国军哪有不败之理！
到了图门，俘虏换由当地军区押送到东北军区，黄正夏他们改乘火车赴哈尔滨。
6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逆风千里》，写的正是解放军押解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爬长白山山到北满的故事。影片中说他从不低头，还耀武扬威与地方土匪保持联系，企图逃脱报复。这是虚构的。
其实，李正谊开始怕我方枪毙他，就装熊称病。但到通化后，当地统战部门出面宴请他，他才打消顾虑，慢慢改变了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比国民党要高超很多，没有电影说的那么简单。
一行人到哈尔滨东北局报到那天，正好是1946年12月30日，大家高高兴兴迎新年。第二天林枫接见他们。他说：这几天战事很紧张，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五师来到东北的干部，可先到佳木斯集中待命，战役打得好，就地分配工作，如果暂不顺，送你们去苏联学习，将来再回国工作，背包要随时打好，听候安排。
1947年1月3日，东北局组织部李之琏接见他们，说：敌人攻占松花江北岸，正准备倾全力解决北满，保卫临江的战役已打响，北满主力部队正准备南下松花江。北满解放区的形势已稳定，现在就分配你们工作吧。
后经组织安排，黄正夏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粮食总局处长，吴芷英任粮食总局办公室主任，吴光治任东北民主联军驻绥芬河办事处秘书长，高墙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经委办公室科长。从此，黄正夏和战友们开始了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