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

1948年12月，担负侦察敌情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在河南禹县正式成立，下设侦查、治安和材料等科。时年24岁的彭其光是侦察科负责人，22岁的妻子文询是材料科科员。

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中原局社会部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有待解放的大中城市。1949年1月，中原局《关于开展特情派遣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适应当时的战争形势，顺利接管城市，根据前期情报派遣工作在郑州、开封的经验，应充分利用当前各界人士向我方靠拢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情报派遣工作，调得力干部从速建立特情机构，由江汉和桐柏等军区分工负责武汉、长沙等方向的工作。

1948年12月上旬，为做好解放武汉准备工作，中原局社会部首先派了一个情报组进驻漯河前线，旨在开展武汉地区的派遣打入、情报搜集工作，但进展缓慢。

12月底，为尽快打通武汉情报渠道，中原局社会部选派以彭其光为首的9人组成江汉前线情报工作组，进驻湖北省以西地区。之所以选派彭其光，除了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外，还因为他就是武汉人，便于开展敌情搜集工作。

9人中还有4名特殊的大学生，选自当时中原局社会部开办的保卫人员训练班。这4人籍贯武汉，而且家庭背景属于地方豪绅，社会关系广，与国民党有一定联系，能为搜集敌情提供便利。

在组织的分工下，彭其光离开禹县前往武汉以西地区开展敌情搜集工作。文询则在材料科对搜集上来的情报进行汇总和分类，与中原军区同志一起整理出版《武汉调查》资料，为解放和接管武汉服务。

出发前，中原局事先给江汉军区党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彭其光为设在江汉地区的情报工作组组长，负责开辟武汉敌情的搜集调查研究工作，请各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派往武汉的经费，如金条、现洋等事先垫支，后期由中原局社会部结算；此外，江汉军分区的电台均可供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1948年12月31日彭其光即率工作组，冒着严寒匆匆离开河南禹县，前往湖北省京山县以南江汉军区的所在地。

交通不便，全程只能徒步跋涉。沿途情况复杂，有未解放的敌占区，还有土匪出没的大山区，这些都需要彭其光等人机警行事，巧妙避让。为了早日赶赴江汉军区，尽早搜集情报，工作组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每天行程80余里。

到达江汉军区后，彭其光在江汉二地委城工部的配合下，与先前在武汉开展情报搜集工作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初步了解消化了一些情报，如部分武汉敌特机关和警察机构重要头目的姓名、住址等。

彭其光带领情报工作组转到江汉第三军分区，在梳理三军分区城工部的城工关系时，注意到一位名叫管慎之的线人。他通过江汉军区副政委郑绍文，了解到此人曾经是一名中共老党员，后来掉了队。管慎之曾去上海找过组织，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后因情况变化，组织紧急转移了。

在没组织指示的情况下，管慎之便隐蔽起来，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任职国民党绥靖总队少将队长。因此，他对武汉方面军统、中统上层人士的政治面貌都了如指掌。

非常时期，彭其光建议组织立即采用此人。事实证明，管慎之提供的情报在武汉解放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彭其光与同志们一起将“华中剿总江防计划”、“长江南岸地形图”、“武汉地区驻军营房图”、武汉地区国民党的防御设施、兵力配备以及特务机关在武汉布置的潜伏台等重要军事情报汇集成册，及时提供给有关部门，为解放武汉和解放后搜捕潜伏的特务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9年5月11日，从武昌县金口过来了两个男子，他们来到沔阳县彭场镇附近，说要找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江汉第三军分区的同志出于安全考虑，将此二人带到负责敌情工作的彭其光处。

其中一位体型肥胖，身穿一身白竹布便装，衣裳沾满泥浆，他自称是武汉国民党第19兵团司令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另一位叫青年叫张笑平，其实是中原局社会部于1949年初打入张轸部的同志，其父张了且是张轸部政训处长，倾向于共产党。

张轸在解放军接连取胜、渡江作战已成定局和白崇禧对其怀疑的情况下，早有起义的想法，曾向共产党表达过心意，但一直未有时机实施。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5月10日，白崇禧下达撤离武汉的命令。

起义箭在弦上，张轸急欲与中原军区联系商定起义方案，本打算派人前往孝感联络点，但因汉口北面岱家山一带交通被封锁，便派张尹人和张笑平由金口过江就近前往沔阳彭家场江汉第三军分区。

张尹人与彭其光见面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张轸将军与贵军早有联系，也有举行起义的想法，但始终没有得到中原军区主要领导的态度。我是张轸将军的女婿，叫张尹人，故此，派我冒昧地前来寻找中原军区，希望得到贵军主要领导人对我部队起义问题的态度。”随后又强调说：“目前形势紧迫，我们要求立即举行起义。”

看到张尹人急迫真诚的样子，彭其光当即答复到：“此事重大，需请示中原局领导，请在此稍作休息。”

随即用第三军分区电台，向中原局社会部发了加急的请示电报，不久就接到了中原局的指示，电文内容如下：“彭其光同志：组织决定你代表中原局、中原军区，与张轸代表谈判该部队的起义问题，一切具体事宜由你们商定后上报。邓子恢1949年5月11日。”

收到指示后，彭其光当即送给张尹人阅看，张看后非常高兴，激动地说：“张将军所要的，就是这个态度。”旋即将此电报抄录一份，派随行的张笑平返回武昌金口，自己则留下与彭其光商议决定起义的具体方案。

两人商定，张轸的起义部队，在宣布起义之时的代号为55555部队（简称为五个五部队）。摘除国民党帽徽，左膀缠白毛巾作为起义标记，由我方通知解放军前沿部队与起义部队取得联络。

其间有个插曲，张尹人因体形肥胖，奔波一天感到十分疲乏。彭其光便建议张在此休息一晚，明天再走。当晚，彭其光让人将张沾了泥巴的衣服拿去清洗，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晾晒。然而第二天起床时，却发现衣服不见了。彭其光知道后，当即派人到彭场镇给张赶制了一套全新的白竹布裤褂。5月12日，张尹人带着起义方案，返回武昌金口去了。

5月12日晚，彭其光接到江汉军区紧急电报，要求即刻出发，限于5月14日星夜赶到孝感花园（今孝昌县城），向前线指挥长王宏坤司令员汇报武汉敌情。彭其光接此电报后，连夜出发，乘船到云梦下辛店附近起岸，直奔孝感花园。

当彭其光等人见到王宏坤时，已经是1949年5月14日晚8时许。王宏坤说：“四野大军部队已从此过境，向黄陂方向前进，时间不等人啊。我不能听你们的汇报了，你们立即去追赶先头部队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向他们汇报武汉敌情。”随后给彭其光找了一辆车，方便其尽快赶上先头部队，汇报武汉敌情。

当时天黑，道路也不是十分平坦，司机不敢轻易开快。一直到15日拂晓，彭其光等人才在黄陂县城追上先头部队，向师部领导简要汇报了武汉敌情：“国民党华中剿总正在弃城逃离，为防止我大军过江，炸毁了江边所有的趸船，谨防我大军突破长江防线。”

时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已经渡过长江，正从金牛直插贺胜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也从蔡甸逼近汉阳城。同日，张轸按照起义方案率部在金口起义，打乱了白崇禧的撤退计划，对解放武汉产生了极大推力。

5月16日，一一八师先头部队在彭其光的引导下向汉口进发，途经汉口二道桥时，清除了敌人布置在桥上的一些地雷。全军部队于下午进入汉口市区，市民们夹道欢迎，武汉迎来了解放。文询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也随中原局社会部机关部队一起，于当晚到达武汉。数日后，夫妻两人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