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特朗普打着“美国第一”的旗号竞选总统时，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欧”，当时就出现了“全球化已死”的声音。随着特朗普1.0发动贸易战和拜登上台后升级科技战，有声音认为全球自由贸易已经终结，半导体层面的“全球化已死”。随着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特朗普再次执政，并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等，有关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讨论再次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2月3日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撰文认为，“全球化”概念不仅局限于经济、跨国贸易和移民，也涵盖卫生和气候等领域以及其他形式的国际相互依赖。即使经济全球化可能会逆转，其他形式的全球化仍会存在。一个反全球化的美国既会限制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又会放大那些有害的方面。
▲1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县沿海社区帕西菲克帕利塞兹，野火吞噬房屋。
今年一月，当洛杉矶的野火肆虐之时，美国阴谋论者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在社交平台X发文称，这些火灾“是全球主义者对美国发动经济战和让美国去工业化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约瑟夫·奈在文章中提到，虽然“臭名昭著”的琼斯将火灾归咎于全球化的说法显得荒谬，但他指出了一个事实：火灾与全球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2024年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可能是至少12.5万年以来最热的一年，打破了2023年创下的纪录。全球平均温度首次超过了《巴黎协定》中所设定的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高1.5℃的目标限制。科学家们普遍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
约瑟夫·奈称，全球化指的是跨洲际距离的相互依存。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体现了区域内的相互依赖，而欧洲与美国或中国之间的贸易则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试图削弱我们在经济层面的“全球化”，他认为这种相互依赖正是导致美国国内产业和就业岗位流失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约瑟夫·奈提到，对于全球贸易在工作岗位流失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一些研究表明，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因外部竞争而消失，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自动化。尽管自动化能够整体提升生产率，但它同样伴随着经济阵痛，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更乐于将问题归咎于外部竞争，而非机器取代人力。
▲在秘鲁首都利马的钱凯港，岸边智能化设备吊装集装箱。
在移民层面，特朗普政策也体现了“反全球化”。特朗普能够赢得2016年大选和2024年大选，也离不开移民问题。约瑟夫·奈提到，当移民数量（或媒体对移民问题的报道）激增时，政治上的反应就会接踵而至。近年来，在几乎所有（西式）民主国家中，移民问题都成为民粹主义者挑战现政府的首选议题。
“虽然从长远来看，移民对经济大有裨益，但在短期内却很容易被描述为引发剧变的罪魁祸首。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是全球化最早的例证，而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正是这一基本现象的产物。然而，在这些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早期移民常常抱怨新来者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文化不相容问题，这种模式时至今日依然存在”。
除了经济、移民和民粹主义以外，约瑟夫·奈还提到了“无形因素”。他在文章中称，虽然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可能是当下更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和焦虑源头，但由于它们较为无形，从而不容易成为直观的被攻击目标。因此，一些人将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的反弹，归咎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则将各国的多数问题归咎于贸易和移民。
“冷战结束后，随着政治变革和通信技术的提升，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跨境资本、货物和人员流动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贸易和移民确实加速了。然而，如今随着民粹主义影响力的上升，关税和边境管制措施可能会限制这些流动”。
那么，经济全球化是否可能逆转呢？约瑟夫·奈提到，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情形。19世纪是贸易和移民迅猛增长的时代，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进程骤然中断。全球贸易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直到近197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
如今，一些美国政客主张与中国全面脱钩，这种局面会重演吗？约瑟夫·奈认为，虽然出于安全方面的借口可能会减少中美双边贸易，但放弃这组每年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经济关系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使得两国彻底脱钩变得极不可能。然而，“不太可能”（unlikely）并不意味着“不可能”（possible）。例如，若台海爆发战争，两国贸易可能会骤然中断。
那么，全球化的未来究竟如何？
约瑟夫·奈认为，要想理解全球化的未来，人们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视角。全球相互依存还包括军事、生态、社会、健康等多个层面。虽然战争总是会对直接参战方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造成的美国人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历次战争中的总和。
同样，科学家们预测，随着全球冰盖融化以及沿海城市在本世纪后期被淹没，气候变化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即便在短期内，气候变化也正使飓风和野火的频率与强度不断上升。讽刺的是，我们或许正在限制一种原本能带来益处的全球化形式，却未能有效应对那些只带来负面影响的形式。特朗普2.0政府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约瑟夫·奈在文章回顾了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从古代丝绸之路、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和信息时代，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推动了跨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加速。尽管战争、保护主义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疫情）曾使全球化进程暂时逆转，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正不断拓宽全球沟通的深度和广度，预示着全球相互依存将长期存在。
“如今，信息革命正不断转变服务型经济。而且，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始于本世纪初，而今全世界数十亿人随身携带的手机，其运算能力曾足以填满半个世纪前的一座大型建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通信的范围、速度和数据量将呈指数级增长”。
约瑟夫·奈最后称，只要人类保持流动性，并拥有先进的通信与运输技术，长距离的相互依赖就将持续存在。世界大战曾使经济全球化逆转，保护主义政策能够放缓其步伐，而国际机构却未能跟上当前许多变革的步伐。但只要人们拥有相应的技术，全球化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它可能不再是那种有益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