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谜案》：宁肯相信猪上树，也不能听作家说心里话

无巧不成书，这是中国传统曲艺评书说书人的套话，也是他们与听众的神圣契约，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阿沛·乔普拉导演的印度电影《天作谜案》，从片名就可以看出电影讲述的是一桩令警方调查人员恍恍惚惚陷入迷思的特别案件，准确的说是一个作家突然之间深陷双重谋杀案。电影从本质上讲是作家在自己的世界里建设城堡，这是一种高端的创作，那么当作家以嫌疑人的身份接受警察盘问时，他的终极身份又是什么呢？

从表面证据来看，他是这两起不相关案件的双重谋杀者，在印度这些不靠谱的刑警看来，他就是很靠谱的嫌疑人，当然抓起来先，七十二个小时慢慢审，顺便还能获得个签名呢。《天作谜案》的主要叙事放在警察德夫与作家维克拉姆之间的博弈上，他们不用说好也是要做彼此的对手。作家维克拉姆、“好心但被牵涉进来的女子玛雅”、“这个女子被杀的丈夫和情人”，以及作家那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妻子，两个死者也参与了这一出谎言与实话彼此交叉感染的“罗生门”。

众所周知，印度是性侵大国，性侵在印度社会中几乎是日常存在。这个作家的书要畅销，还需要借助于“不经意间”放出来的被性侵的少女原型信息。而印度和韩国电影都有着题材貌似无限开放的特点，电影里尽情的展示社会的丑陋面、针砭有权有势者的颟顸，他们对于大众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花岗岩一样的客观存在，在韩国以财阀为代表，而在印度当然是种姓制度。《天作谜案》中的英国籍作家和案件负责人显然都是高种姓成员，警察局里多数人都显然是低种姓，他们对于工作和真相都是马马虎虎，绝对不如八卦和窥视更有兴趣。

《天作谜案》之所以成立，就在于警察办事取证一直都是马马虎虎，现场勘查的鉴证实录要么发现不了细节，要么粗枝大叶，这样就让别有用心的当事人——维克拉姆和玛雅可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供词讲述着那一晚的发生的“故事”，毕竟他们都是谋杀的嫌疑人，似乎又不至于是同谋。作家无论怎么说话，都好像在和警察、观众说说心里话，他对于妻子的情感，他对于写作的忠实，他想通过小说来与“这个世界能好吗”进行对话，他要表现的是一个积极的人。

维克拉姆的妻子（也是他的经纪人），也许就是自然死亡，也许是被作家谋杀。玛雅的丈夫，也许是被作家谋杀，也许是被妻子和情敌做掉。德夫看到的物证和获得的口供，可以支持几乎所有可能的真相组合，最终他“灵光一闪”，想到了“关键证据”，释放了嫌疑人。在不更易不剧透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说印度电影在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去表达，当然这也是反映了印度社会现实的一面，就是司法系统的能力不足，不只是技术上堪忧，从业人员本身的职业精神也不足以应对。

《天作谜案》中的嫌疑人，则充分利用了警察充满错误的逻辑推演。三天时间，三次反转，每一次似乎都是终局的答案，然而直到最后罪犯的“告白”，才让观众确信他已经逍遥法外。看不见的真相、补充不了的犯罪过程，《天作谜案》就是猫戏老鼠，警察只能去猜测，而不是更准确的利用物证，印度多雨的天气和摄像头、大数据的不充分甚至缺失，都有利于高智商又有充分准备的嫌疑人。《天作谜案》的烧脑，更是在于语言的放肆和直接，明明白白说出来有时候意味着双重的欺骗，在这部绝对没有歌舞镜头的印度电影里，编剧的耍花腔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