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的上海街头，尽管街边的树木已经露出嫩芽，但风中还有刺骨的寒意。

30多岁的阿翠，靠在上海一条小胡同口的电线杆上。挤出一丝微笑，望着走过来的男人。

阳光照在她的身上，拉出了一条长长的影子。

尽管她穿着旗袍，衬托着她那依然苗条且不失柔美的身材，化了淡妆的脸上，能够找到到年轻时候的美貌。

但此时此刻，她与众多站在街边的女人一样，期待着用身子换点钱，给三个孩子买吃的。

她男人是国军少校，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死在了国共双方的战场上.

接到阵亡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感觉天都塌了，但冷冰冰的那一页纸，却使她不得不面对现实。

曾几何时，她是女校的高材生，在一次联谊会上，认识了她的男人。

那时候，她男人还是国军少尉，一身英武之气，顿时迷倒了她。

她成了军官太太，可新婚没多久，男人就上了战场。

从山东退到河南，退到湖北湖南，后来去了云南，在去了缅甸。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她支持男人为国尽忠。

尽管夫妻聚少离多，尽管她跟着一大帮军官太太们，拖家携口逃到云南和重庆，一路上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但她毫无怨言，因为她男人在保家卫国。

偶尔和男人短暂见面，她都紧紧搂着舍不得放开。

可国家需要她男人，她必须放手。

她的肚子很努力，给男人生了两儿一女。

男人搂着她说：只要有了孩子，就放心了，咱对得起祖宗，没断香火。

好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身上带着十几处伤疤的男人，升为国军少校。

那一次男人在家里停留了三个多月，这是夫妻结婚以来，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男人经常独自流泪，说想念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

她能理解男人，从身后拥着男人，低声安慰：正是他们那些英雄的牺牲，换来无数家庭的安康。

男人说，只要国共合作成功，往后就有安稳日子过了。

哪知战火再起，男人上了战场，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1947年那一天，她接到男人的阵亡通知书，连同通知书一起的，还有一大兜法币，那是她男人的抚恤金。

她只弱弱的问了一句：能给大洋吗？要不直接给米也行！

法币不值钱，这一兜钱还换不到50斤大米。而且上海的大米，一天一个价。

也就是说，她引以为豪的男人，一个国军少校的命，还不值50斤大米。

来人没有回答她，转身就走了。

她抹干了眼角的泪，收起那张阵亡通知书，急忙跑向米店，用一兜钱换了30几斤大米，要是明天去，说不定连30斤都换不到。

中午看着孩子们吃饭，她却一口都吃不下。

这哪里是吃饭，分明就是吃她男人的命啊！

她不能在孩子们的面前哭，只能在晚上等孩子睡着之后，独自流泪。

现在她已经不是军官太太，而是阵亡者家属。

和弄堂口站在街边的那个女人一样。

搬到上海这处弄堂没多久，她就注意到了那个女人，长得也很标致，那叼着香烟的样子，显得十分的老练，只是眉宇间露出淡淡忧伤，以及对生活的不屈。

当女人被不同男人搂着，走向那处出租屋的时候，阿翠替女人感到惋惜：女人何至于如此作贱自己？

出租屋里木床的吱嘎声，代替了女人的回答。

终于有一次，女人叫住了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的阿翠：侬也是军官太太吧？

阿翠点头：我男人是少校。

女人微笑了一下：吾男人还是中校咧！

阿翠问：你做这种事，你男人不在乎？

女人苦笑了一下：没得法子，谁让他死了？一家人要吃饭撒，要是有钱，哪个女人愿意这样？上海有很多干这行的军官太太……

阿翠不敢再和女人说话，急匆匆走了。

几天之后，那个女人死了，来了几个警察，说女人与嫖客起了争执，被嫖客给杀了。

房东把屋子收拾了一下，没多久住进去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

阿翠每个月都能收到她男人的汇款，够一家人的生活，所以她每天给菩萨上香，保佑她男人活着。

可惜老天不长眼，连续两个月没有收到汇款，她心里有了不安。

该面对的现实，终究还是来了。

好在她还有一些以前存下的金银细软，期望能够熬个一两年，更期望战火尽早结束。

她每天都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偶尔也给孩子们买一点肉，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缺了油水。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上海米价疯涨，她相继卖掉了金镯子和金耳环，可杯水车薪。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连荤腥也没有了，偶尔买一点猪油回来，炼油后的油渣子，炒菜给孩子们吃。

民国三十七年冬天，她偷偷给男人的牌位上香之后，流了一阵子眼泪，放下女性的尊严，穿上旗袍冒着寒风，站在了弄堂口。

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终于体会到了那个女人的辛酸苦涩和无奈。

终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多少钱？

她低着头，窘迫地回答：五……五块大洋……

男人轻佻地抬起她的下巴，看了一眼，冷笑了一声：一块……给你美金……

美金和黄金一样值钱，听说黑市上一块美金能换两三块袁大头，米铺也直接收美金，一美金十几斤大米。

她点了点头，领着男人朝自家走去。

孩子们知趣地进了另一间屋子，她把男人带进卧室，关上门之后，男人迫不及待地搂着她，把她往床上摁。

她闭着眼睛，任由男人一件件地脱光她的衣服……

随着沉重的木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她始终闭着眼，眼中没有泪水流下。

她的眼泪，已经在那些夜里流光了。

终于，男人发出一声长吁，下床后提上裤子，扔出了一张美金。

等男人走后，她拿着美金跑向米铺，哪知米铺掌柜拿过美金一看，只说了两个字：假的。

她跌跌撞撞地走回来，重新站在弄堂口，这一次，她不要美金，就要大洋和法币，或者，10斤大米也行。

就这样，她和那些站在街边等客的女人一样，期盼着男人照顾生意。

一次次地遭受着不同男人的蹂躏，换到了或多或少的钱，勉强能维持生活。

她咬着牙，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让孩子活下去。

最初的金圆券，一块金圆券能够换一块大洋，可是金圆券的贬值，不是用天来计算，而是用小时或者分钟。

一张面值10万金圆券，刚刚拿到手的时候，还能买半斤米，可赶到米店，连一两米都买不到。

再往后，100万面值的金圆券，买不了一盒火柴，越往后500万面值的金圆券，抵不过一张草纸。

一斤米要用十几亿金圆券。

两大提兜的金圆券，换不了两斤米。

但上海滩依旧歌舞升平，依旧那么繁华。

上海的疯狂通货膨胀，困扰着市民，街上流传着顺口溜：踏进米店门，钞票重十斤；出门拎袋米，只剩二两银。

扛麻袋领工资成为常态，女工们半月薪水换不回五斤糙米。

阿翠昨天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的时候，见江边捞起一具女尸，女尸的兜里还有几张亿元的金圆券大钞。

申报上有一张美国记者拍下的照片：有几个女乞丐在外滩上，举着“昨日富翁，今朝饿殍”的纸牌。

阿翠已经麻木了，只想用身体给孩子们换吃的。

那些搂着她的男人，不完全是坏人，又能一次遇到一个男人，当得知她是军人遗孀，看了那张证明之后，默默地坐在床边，吸完烟之后说了一句“都是苦命人”。走之前给了她10块大洋。

就这10块大洋，一家人维持了半个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下面很痒，还流黄水，有几次，男人脱掉她的裤子之后，看了一眼就骂骂咧咧的走了。

她去了一个小诊所，医生看了之后，说染上了梅毒，只有洋人的医院才能治，一针青霉素要500块大洋，或者一根小黄鱼（金条）。

别说500块大洋，就是5块，她也拿不出啊！

没有办法，她只能按照医生给的土法子，用盐水清洗。

每当接客的时候，她都是忍着疼痛用盐水洗干净，还让男人用套子。

没多久，她身上已经出现溃烂，身上和大腿上都有，还是流黄水，一碰就疼。

男人看到她那模样，没有人再光顾她，她终于绝望了。

在一个老婆子的指点下，她去了上海市妇联，可看到那门口挤着很多女人，都在那里呼天抢地。

她又去了军人救助所，可那里大门紧闭着。

大街上依旧车来车往，街边依旧有衣不蔽体的乞丐。

她用最后的一点钱买了二两肉，给孩子们做了一餐饭。

然后，她穿上一件最新的旗袍，怀里抱着男人的遗照，在夜幕下一步步走向江边……

她希望自己的尸体能够被美国记者发现，看到她兜里留的那封绝命信，更希望有好心人能够收留她的孩子，让孩子们活下去。

她并不知道，国民党当局半年后撤离上海，用军舰运走的不仅是黄金，还有成箱未拆封的瑞士钟表和大批古玩珍宝。

那些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最终填满了官僚集团的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