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97年去世之后，我每个星期都去八宝山给他扫一扫墓，跟他说说话，真的挺想他的。这种思念并不完全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还有对老一代共产党员们的怀念，那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为老百姓服务，心里真的装着老百姓！”

说此话的人名叫傅彦，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后人，她的父亲正是有着“‘真’字当先”称号的彭真，是我党公认的坚持真理的卓越领袖。

毕生几经磨难，曾在国民党监狱度过6年时光，也曾在十年动荡中身陷囹圄整整9年，正如他当年说过的那样。

“入党六十多年，四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即便如此，彭真依旧是中央领导人中为家国大业奉献最多的一位，就连周总理对他都有着极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最忙的就是我和彭真！”

纵观彭真的一生，“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他不变的信条，“我一生无憾”是他面对人生的坦然胸怀。

46岁当选北京市委书记，77岁复出晋升“八大元老”之一，81岁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90岁淡出政坛，病重之际依旧心系家国大事。

这便是真实的彭真，毕生走在政坛最前沿的至真共产党人，有关于他的过人之处，一同了解一下。

彭真的一生先后坐过两次监狱，每一次的牢狱之灾对他而言，是灾难不假，也是一场空前的历练。

1929年到1935年，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却严密保护了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顺直省省委书记，还在监狱里出面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落难的革命同仁先后进行五次绝食活动，以示抗议。

当时，狱中刑罚极为酷烈，生活环境也极差，彭真患上肺结核，甚至一度已经到了吐血的程度，与此同时，他还患上了痢疾。

即便如此，最长的一次绝食抗议，他整整坚持了21天，早已超出人的生理极限，敌人为了不让他饿死，甚至强行往他的鼻子和嘴里灌水。

在傅彦的回忆中，父亲腿上一直有一块很大的疤痕，就是当年戴脚镣留下的。

就在轮番的绝食行动迎来胜利后，监狱方面被迫答应了彭真等人的请求，在监狱中开设一个小图书馆，而彭真恰恰是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开始系统自学法律，为日后的饶有建树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次入狱就是在十年动荡来袭后，这一次的他居然被关押了整整9年时间，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大家都想不通为何身居要职的彭真会在一夜间被打倒，而他又如何承受住了这份冤屈？

对于他本人来说，因为有过坐国民党监狱的经历，面对狭小的牢房，他深知一个道理，长期的关押生活极有可能让他变得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源于此，他每天都会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来回踱步、练腿、练胳膊、念英文、唱京剧。

即便身处牢笼，他依旧惦记着国家大事，坚信我党可以自己纠正错误，他的问题也终究会得到公正处理。

就这样，彭真在监狱中想着中国司法的未来走向，傅彦担心父亲老看白墙会导致视力障碍，索性给他送去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及画报。

监牢中不允许犯人使用笔和纸，即便如此，智慧的彭真将画报撕成小细条，再把馒头或米饭嚼成浆糊，将细条粘到书上作为重点线。

9年时间里，他就凭借着如此方式读完了30多本书，1979年平反之后，仅耗时3个月的时间，他便领导制定了国家7部根本大法。

要说彭真的确与新中国的政法人才极为不同，他的法律学习基本都是在监牢中展开的，这一点，不但展现了他非凡的学习能力，更彰显了他敢于在逆境中突破自我的胆气。

所以说，牢狱之灾或许对别人是毁灭性的打击，可对于彭真来说，却更像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旅程，他回馈的恰恰是历经磨难后的脱胎换骨。

建国前夕，彭真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作为最特殊的地方官，来到北京任职的他，其实受到的小冤屈真的不少，因为所谓的“不保护古建筑”、“大马路主义”、“大广场主义”等等问题，他被扣上了很多帽子。

当初，天安门广场上有三座门十分妨碍交通，即便如此，不少人还是觉得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无论如何都不能拆除，每每身边人提及此事，彭真都会递给对方一个马扎，只为对方能够认认真真地观察一下天安门前一天的车流量，看看三座门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你想一想啊，多年以后的北京，车辆会发展到三百万辆的时候，路还是这么窄，怎么办？”

至于将他说成“大马路主义”，他的回应也是如出一辙。

“现在北京是不到一万辆车，多少年后就得有几百万辆，我们得保持发展的眼光，得给后代留有余地！”

要知道，老北京城不过是座纯消费型城市，蒋介石撤离之际，将黄金都带到台湾了，国库是空的，北京也是空的，没有工业做支撑，大批人面临失业，老百姓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成了大问题，也根本不可能再建一座新城市。

彭真作为北京城的大管家，看似位高权重，实则事无巨细，哪方面都要操心，难得的是，他能在顶住多方压力的同时认认真真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让老百姓彻底告别使用蜂窝煤的日子，他曾大力推动北京煤气厂建设，由他推动修建的密云水库，多年来始终是北京人的重要生活水源地。

在那最困难的岁月中，“北京人爱吃芝麻酱”依旧被彭真认认真真记在心上，为了给每个人分配上二两芝麻酱，彭真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努力只能用“超乎想象”四个字形容。

这便是真实的彭真，总是能够做到集思广益，正如杨尚昆晚年对他做出的中肯评价那般。

“彭真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央工作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其实，这都要得益于他事先集思广益，想得很全面、很实际，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说，他最后决定的事情，应该都是比较正确的，错误是不多见的！”

日常工作琐事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已是难得，要说彭真更为难得之处便在于，哪怕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哪怕身处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他还能坚守本心，将“务实”践行到底。

在傅彦的回忆中，十年动荡来袭，有关于父亲因何被打倒这件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对于罗瑞卿的保护。

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坚持实事求是，在彭真看来，罗瑞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拔高根本不可取。

在身边人看来，这也是彭真为人极有刚性的一面，他敢于面对周遭对自己的批评，也敢于批评其他干部，只不过，这种批评更多的是出于爱护，即便如此，批评完了，他与身边人的相处总是融洽的。

要说彭真历经一生荣辱总能保持清正本色，不妨先来看一看他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的仗义执言。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就算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不良影响！”

还记得他在1941年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际，身为校长的毛主席为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在此校训基础上，他制定出了3条办学方针。

其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其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其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务来对待。

1979年2月，历经磨难复出的彭真，迎来政治生涯的全新高度，就在最重要的“两案”审理工作方面，他曾被任命为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对于案件审理本身，他主张公开审理，对于这场浩劫的发生，他将其归结为法制的不健全，换言之，从那时开始，在他的推动下，新中国得以逐步迎来法制健全。

77岁高龄复出，他凭借超强业务能力成为当之无愧的“八大元老”之一，最重要的是，任务越繁重、问题越复杂之际，他的革命激情、工作热情就越高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加快立法要求，他的晚年生活依旧紧张而忙碌。

曾有一次，党中央计划开会讨论刑法草案重大原则问题，不巧的是，彭真出现高烧不退的情况，护士前来打针之际，他的要求令人动容。

“小同志啊！请你给我打一针退烧针，只要能让我退烧一个小时就足够了！”

就这样，带病工作的他拿着汇报提纲走进勤政殿，当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7部重要法律草案都是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在古今中外立法史上都堪称奇迹。

退休之际，彭真的生活依旧是日日看文件、看报纸、与各级领导谈话、深入基层调研，甚至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7年4月26日，彭真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正如《庄子》中的名句“真者，精诚之至也”，“真”才是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至纯至诚的精神境界，在这一点上，彭真穷其一生践行到了极致。

他的一生言行闪烁着“真”的光芒，对党坚持真理，对工作实事求是，对人民真诚守护，如此永葆本真的品格与作风，必定是一代大国领袖该有的风范，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