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狱之后

1936年9月下旬，我从狱中出来后，由于对苗敬一、杨桂云、范景文等人的认识和了解，已无法在沛县中学开展工作。恰巧这时，赵光涛又在徐州东关下淀白云山狮子庵办了一所农民生活学校，他自任校长，约请我去任该校校务主任。由于这时徐州地区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从上到下都处于瘫痪状态，我除了给狱中的苗宗藩、王义等同志送些钱、物外，同狱外的党组织已接不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应赵光涛之约，到了农民生活学校。

农民生活学校是赵光涛按"三自"原则办的一所四年制的农村师范学校。开设了三门课程：一门是教育学，一门是农业，一门是军事训练。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农业是实干，学校有一个农场、一个葡萄园，还同农民合作搞了几顷试验田，叫合作农田。学生要用很多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军事课是真枪实弹地进行军事训练。赵光涛经过各种渠道，搞来了一百多条步枪、两支冲锋枪和几支驳壳枪，还有充足的子弹，并请了两名军事教官，一名是退役军官，一名是现役营级军官。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标准，要求学生生活军事化，军事训练非常严格，如长时间的立正、双手举枪半蹲等。"三自"的时间比例，大体上是四分教学、三分农业、三分军事。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大多数是徐州周围如睢宁、宿迁、邳县的农村青年，也有徐州市内和沛县的青年。教师的成分很复杂，赵光涛兼校长，他本身是 CC 派，他同我之所以长期联系，主要是从义气出发，因为我的老师介绍我到他领导下的民众教育馆做馆员，又能为他搞各种教务，在教学上帮了他不少忙，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我则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有适当的社会职业，另一方面以这种职业和他的社会地位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到徐州沦陷前，我和赵光涛之间始终是这样的关系。学校的训导主任齐振亚也是国民党党员。教务主任华景芳，其政治思想状况没有搞清。事务主任白兴民，蹲过上海法租界的监狱，因受过电刑，脑子受刺激，政治身份不清楚。教卫生课的张德纲也是 CC 分子，他毕业于二陈办的江苏省公共卫生学校。我又从民众教育馆拉了几个人如陈筹、凌静等，算是自己省公共卫生学校。我又从民众教育馆拉了几个人如陈筹、凌静等，算是自己了解和可以掌握的进步力量。

赵光涛派我任校务主任，实际上是代他全面管理这所学校。但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教师各有各的立场，多数人我不熟悉。学生来自各地，政治倾向也不明朗。所以，我的工作比较慎重。我先在学校里组织了文艺座谈会和时事研究会，想以此考查和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学生中间没有发现进步活动，倒是发现有破坏活动。二年级有一个学生就是特务分子，我的活动经常被他泄露出去。此后，我更加警惕。有一次，我和事务主任白兴民从坝子街上的民众教育馆回校，看到我办公室墙壁上有用粉笔写的标语："打倒国民党！"我当即叫白兴民擦掉了。因为那时学校里并没有进步学生组织，这是特务设下的诱饵，故意搞给我看的。

1937年春天，徐州市的学生中间出现了救国会的活动，或叫学生救国会，或叫学生读书会，在学生或群众中做一些抗日宣传。救国会的活动也影响到农民生活学校。当时，我也通过学校的时事研究会探讨一些抗日救亡的问题，慢慢地在农民生活学校也涌现了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学生。但是不久学生读书会的活动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少人遭到逮捕。曾在《徐报》上看到有十七个人声明脱离学生读书会的启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学生或者隐蔽起来，或者跑向解放区。如读书会的会员顾玉田，就是凌静给了他路费跑走的。大约是在1939年到1940年，他在山西省担任一个县长，1942年任专员，在战斗中牺牲。又如刘剑，从徐州跑到延安，进了抗大。抗战开始后，又回到徐州，担任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团长。

那一年的暑假，绥远省有个暑期训练班，聘请俞庆棠或赵光涛去那里讲课，他们都不能脱身，让我前去。我路过北平时，正是卢沟桥事变前夕。全城气氛很紧张。每天晚上散电影后，学生都成群结队地在唱救亡歌曲，警察也不敢干涉。卢沟桥事变那天晚上，我踏上了平绥路，在火车上看到卢沟桥事变的号外，我意识到战争要全面爆发了。

我那次到绥远有两个任务，一是讲课，二是代表徐海民众给傅作义部队授旗，祝其在百灵庙取得抗战大捷。另外，当时北平的三个红色教授﹣﹣杨秀峰、黄松龄和张友渔，以及抗日救国会的张宗麟等，都正在绥远讲课，我也很想见见这几个有学问、有影响的进步教授。到绥远后，与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些接触。我在那讲课时间不长，7月底即绕道太原返回徐州。

回徐州后，气氛很紧张，日本的飞机不断进行空袭，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等，都丢下教育馆到西安去了，名义上说是准备迁馆，其实是害怕战争借故逃跑。农民生活学校里也是人心惶惶，有的人说继续办下去，有的说不办了，学生们也无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况，我对学校进行了整顿，把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学生们一听说进行抗日宣传，也都热情高涨。

正在这时，苗宗藩突然到学校来找我，原来他已经出狱，并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到校后向我传达原苏鲁豫特委书记张光中同志的指示，说上级、党组织要找我接头，商量重要事情，问我这里能否落脚。我说可以。1937年8月中旬，张光中陪着一位同志到学校来找我，说要开始恢复和重建徐州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来人是河南省委特派员刘文同志，他们指示我与他们共同进行党的重建工作。

我出狱后近一年的时间和组织接不上关系，这次直接在组织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心情十分兴奋。

（二）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徐州地区的党组织，于1936年6月遭受大逮捕、大破坏之后，至1937年8月期间，整个处于瓦解停顿状态。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有大量工作需要开展。因此，河南省委派刘文同志到这里进行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

我与张光中、刘文接上关系后，他们遂指任我为铜山县工委书记，同时指定万众一为组织委员、杨涵之为宣传委员，负责徐州市内与铜山县党的发展工作。我们按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9月份即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十多人。这些新发展的党员都是经过几年培养考验的同志，其中有农民生活学校的，也有睢宁农业中学以及邳县运河乡村师范的师生。如张文盛、陈瑞生、陈筹、李剑波等。通过这些党员再去开展工作，党的活动逐步恢复。

同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来到徐州。第五战区名义上管辖江苏、安徽、山东地区，实际上其直接管辖范围也就是苏、鲁、皖交界的二十多个县，也正是徐州特委活动的范围。李宗仁到徐州后，即发布了《约法七章》，其中有打击日寇，铲除汉奸，允许民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条文。在此之前，我党已于7月15日发出《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而蒋介石也于7月23日发表了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当时，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已开始形成。但李宗仁发布的《约法七章》中，却没有明确提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不过，他却提出了要组织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总动委会），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徐州特委感到李宗仁的总动委会虽然和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称不同，但我们却可以加以改造和利用，用它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曾议论设法打进总动委会进行工作。

为恢复和重建徐州党组织，我和刘文同志商议，要积极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利用我在农民生活学校任校务主任的身份，办一个抗日青年训练班。学生来源以农民生活学校的学生为基础，再吸收邳县运河乡村师范、睢宁农业中学（郝中士同志即在该校教书）、肖县师范（校长丁易忱是地下党员，只有中学（郝中士同志即在该校教书）、肖县师范（校长丁易忱是地下党员，只有郭子化同志知道），还有宿县师范等学校有志抗日的青年，学校的领导权由我们掌握，学校全称是徐州抗日青年训练班。我们请了雷宾南先生任班主任，一则他在教育界有些影响，又是广西派，李宗仁曾任命他为广西省教育厅长，请他做班主任，易于和李宗仁打通关系；再则是他有抗日爱国的正义感，能和我们合作。另外，我们派了新发展的党员陈筹等人去做政治教员。还有匡亚明，当时他失去了组织关系，正在要求恢复，尚未经过考查，我们也派他到训练班先做教员。还有杜子石，在徐州很有影响，请他做教务主任。第一期学员三百余人，经过三个月的学习，通过训练班内党员的工作，我们先后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和一批团员。他们毕业后，我们安排他们参加了附近各县民众动员工作团的工作。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他们大多数成为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创立革命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训练班中入党的学员，结业后即回当地做党的工作，如1937年11月在训练班入党的吴献贤、李光军、戴尚义等同志，我即介绍他们在睢宁县成立中共支部，由戴尚义任支部书记，李光军任组织委员，吴献贤任宣传委员。

1937年11月初，郭子化同志来到徐州，正式建立了苏鲁豫皖特委，简称徐州特委。郭子化同志任书记，张光中同志负责组织，何一萍负责宣传（一萍同志后在鲁南牺牲），刘文以河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参加特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工作头绪很多，郭子化搞上层统战，张光中搞武装，在微山湖一带，集结人枪，破坏津浦线徐州以北铁路等。特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刘文主持。有一段时间，我兼任特委秘书，后来组织上又派北京师范大学南下的学生党员王文彬同志担任了特委秘书。11月下旬，特委机关由鲁南山区迁入徐州市，公开活动地点在徐州北关牙税局内，而秘密办公处则在徐州民众教育馆内我和刘文同志的住处，那段时间我与刘文朝夕相处，受益甚多。

在恢复和重建徐州地区党组织的过程中，特委在各县都指定了联络员。由于党在徐州处于半秘密状态，而我在机关里又有公开身份，特务机关不敢对我怎样。因此特委决定，各县的联络员都和我直接发生关系，记得我联系的各县联络员有铜山佟子实、邳县栗培元、睢宁吴季诺、宿县戴晓东、肖县李砥平、砀山尹易生、丰县陈筹、沛县苗宗藩（后改为张光中）等。我作为特委的联络员，对上向特委汇报和反映基层的情况，对下传达特委指示、指导工作、发展党员、整顿组织等。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和整顿，一时间从监狱中出来的、逃散到外面的或跑到杨虎城部队当兵的都相继回来了。到1938年5月徐州沦陷前，各县的党组织都恢复和发展起来了。有的有县委，有的有区委。徐州市内的党的活动主要是在机关里面，在市民和工人中间则很少发展。第五战区总动委会、青年救国团、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包括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及枣庄、烈山两个煤矿）也都有党的组织。

在恢复和重建徐州地区党组织的过程中，刘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又名余子彬，是大别山金家寨人，少年学徒，后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后，他组织领导了一部分游击队，坚持敌后斗争达三年之久。1937年8月到徐州地区后，已患三期肺病，仍带病工作，给新党员上党课，常常是边讲课、边吐血。1938年4月，因病调回延安。同年下半年凌静在延安时，还到医院去看过他。1947年国民党向延安进攻时，于转移途中病故。我深深感到刘文同志是党的好儿子，为苏鲁豫皖党的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

（三）在总动委会做上层统战工作

李宗仁先生组织的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是个半官方、半群众性的组织。李亲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各部部长分别由他的秘书和亲信或地方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担任。其中组织部长是李的机要秘书夏次叔。夏是留美学生，有进步倾向。赵光涛任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是 CC 特务晁庆祥，副部长是托派分子郝惊涛。战勤部长是徐州专员李明扬。秘书长则是北伐时期担任江苏军事法庭庭长的刘汉川先生。当时，我们党自"西安事变"后，正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李宗仁作为国民党中的桂系军阀，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之间有一定矛盾，特别是在日军压境、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也有抗日爱国的愿望，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我们来说，也有必要利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力量共同抗日。刘文同志曾问我有没有关系可以进入总动委会，而且要尽可能掌握组织部，因为组织部是个权力机构，战区所属各省、各县群众抗日团体都要在组织部登记，登记就属合法。同时，各省、各县动委会的干部也由组织部任命。我们如能掌握组织部，就可以发展进步势力，限制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于是我特意找了组织部副部长赵光涛，表明愿到总动委会组织部协助他工作，他即刻向李宗仁推荐我任组织部总干事。总动委会各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则由总干事做。我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在组织部下面又设立了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分别找了我们的党员唐秉光、邵育才和徐致雨担任。这样组织部实际上由我们掌握了。而后，总动委会又选举了十二名常委，我又被选为常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上层人士如李宗仁、李明扬接触就更为频繁。同时，特委和刘文又任命我为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党团书记，负责总动委会的党团工作。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我利用这一合法身份，集中精力从事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在我进入总动委会的同时，我党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因其原是徐州七师的学生，与徐州国民党上层有很多关系，如其与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的关系就很好。刘聘请了郭子化任总动委会委员，所以当地群众都称子化同志为"郭委员"。另外，李明扬与子化同志也有较深的私交，其他如国民党铜山县县长曹寅甫、沛县县长冯子固、丰县县长董玉环、肖县县长王紫石等，与子化同志也都比较熟。这些人，大多是"四一二"政变前的老国民党员，在徐州一带都有很大影响。而夏次叔先生对我们又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有雷宾南又担任抗日青年训练班的班主任。这样郭子化和我可以通过刘汉川、李明扬、雷宾南等，直接做李宗仁先生的统战工作。

这期间，国内许多政治、文化知名人士如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梁漱溟等都相继来过徐州，还有东北、平津、济南、京沪一带的流亡学生都曾集中在徐州，还有各地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金山、张瑞芳、王莹和音乐家冼星海也到了徐州。再者属于各救亡团体、演出团体的领导人，多数也是我们党内的同志，如荣高棠、杨易辰、张震寰、武衡等，当时也都到了徐州。这些党内同志到徐州后，都和我们接上了关系，按照特委和总动委会党团的要求，配合我们开展工作。他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如那些各地的流亡学生和救亡团体，经常求见李宗仁，请求抗日，多半都是由我打通关系，或由我陪同会见李宗仁。一般说来，要求会见李宗仁多能得到答应的。由于引见和解决总动委会的各种问题，这期间，我和李宗仁接触较多，他给我的印象还好，很沉着，抗日也比较坚决。

这期间，我们通过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如李明扬当时兼任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他为了在地方上扩充实力，委任了不少游击司令，并发游击经费。一些军阀、地主、土匪拉起一些人，李明扬就给他们个"司令"的称号和番号编制。而抗战爆发前，我们党在徐州周围地区，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革命武装。为发展革命武装，郭子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经过多次交涉，李明扬终于答应给我们一个公开活动的游击队番号﹣﹣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委任张光中同志当队长，还发给了一些枪支弹药。张光中利用这个番号，在沛县、滕县交界处，创立了四个大队的革命武装，每队一百多至二百多人，这是我党在徐海地区公开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以后统称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成为开辟鲁南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徐州沦陷后，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武装，也是利用这个番号。

此外，1937年12月，第五战区各县建立动委会组织，按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规定，各县动委会的主任委员均由国民党主要行政官员兼任，另由总动委会派指导员一人去做实际工作。由于我们掌握组织部，经过努力和斗争，所派遣的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尽可能由我们挑选，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如丰县的陈筹、沛县的苗宗藩、肖县的李砥平、砀山县的尹易生、邳县的栗培元、睢宁的吴季诺、宿迁的于化琪、永城县的刘平江和枣庄煤矿的张福林等。也有少数是"个别党员"，如铜山县的佟子实。此外，也选派了一些我党的同情人士，如宿县的郭子豪、烈山煤矿的张云树等。这些指导员的努力工作，对动员各界群众抗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贯彻党的意图，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总动委会工作过程中，夏次叔是我难以忘怀的人士，他在各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和他接触很多，经常相互谈论一些问题，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和我们一致或比较接近，其思想表现了明显的进步倾向，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员，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的政治身份。徐州沦陷后就再没有见到他。有的说他是在撤退时牺牲在日寇的流弹下，也有的说他是被国民党内部顽固势力所杀害。

（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

在总动委会工作期间，我在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的同时，还通过总动委会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些全区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总动委会成立之前，我们组织发动群众，被国民党视为"不合法"，常受到刁难和破坏。比如1937年9月，我党铜山县工委根据刘文同志指示，将徐州农民生活学校留校的师生组成抗日宣传队，到徐州东北不老河沿岸的佟村、州农民生活学校留校的师生组成抗日宣传队，到徐州东北不老河沿岸的佟村、杨庄、荆山桥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就遇到国民党的重重关卡。但是总动委会成立后，在机关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绝大多数又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如1938年11月，我们通过总动委会组织部，把徐州抗日青年训练班第一期的三百名毕业生组成十一个工作团，以第五战区某县民众总动员工作团的名义派往各县，每个团都有一至六名党员，工作团隶属组织部，下到各县后，由县动委会指导员指导安排工作，具体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当时派往各县的工作团团长，我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有：铜山县张文盛、沛县赵楷梁、肖县曹鹏、邳县陈瑞生、睢宁县戴尚义、宿迁朱太纲、宿县王子模、赣榆县孙朝旭等等。同年12月，我们又把铜山县柳泉至佟村一带的农村知识青年组成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第三宣传队，派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内容都是我们党编排指定的。这样，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旗号下，尽管有一定的周折、困难和斗争，但我们毕竟可以把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公开合法地派往各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张旗鼓地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在广泛的宣传动员下，各县、区纷纷成立了青年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救国会、儿童团、姊妹团等抗日团体。这些群众团体不仅敢于监督国民党是否抗日，而且对于地方上贪赃枉法的坏人坏事也敢于揭发斗争。派到宿县去的党的力量就比较强，曾在宿县五区发动了几千人检举揭发国民党区长的贪污罪行，还派了群众代表到徐州请愿，要求罢免这个区长。我知道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夏次叔是支持我们的，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亲自拟了电报发往各县，说明总动委会派出的民众动员工作团有权揭发一切贪官污吏，从此各县的工作团还增加了揭发贪官污吏的工作任务。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爆发，总动委会又举办了"保卫大徐州宣传周"，宣传提纲就是由总动委会的党团组织起草的。这个宣传周搞得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男女老幼都为支援台儿庄会战、保卫徐州市而行动。邳县等地的民众动员工作团还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奔赴台儿庄前线，为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贡献了血和汗。

此外，我们还通过总动委会组织了全战区性的抗日群众团体。1937年11月，总动委会公布了各级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这个条例也是由总动委会党团起草的，起草后经刘文同志审阅后，提交总动委会通过公布。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各级动委会是动员民众抗日的领导机构，应动员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武装工人、农民，肃清汉奸。1937年12月，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徐致雨当选为主任委员，以后，津浦、陇海铁路的徐州段及枣庄、贾旺、烈山三个煤矿的职工抗日联合会也相继成立。我们党通过总动委会组织部，以给各联合会派指导员的名义，派去了党员和进步人士，使职工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总动委会组织部还在1938年2月召开了青年代表会，建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选举了共产党员刘剑为第一任团长。不久，唐秉光由长江局到徐州后，做了第二任团长。当时，徐州的青年学生比较多，有从东北来的、平津来的、济南来的，也有上海、南京来的。青年救国团组织起来之后，把大批爱国有为的青年组织团结在党的周围，生龙活虎地开展抗日活动。李锐、武衡等同志当时都参加了青年救国团的活动。全区性的青年救国团组织起来之后，山东、安徽、江苏各省乃至各县、区、乡也都成立了青年救国团。此后，全区性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儿童团、姊妹团也都迅速建立起来。我们党通过这些抗日群众团体把各阶层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团结起来，为进行全面抗战而努力奋斗！

（五）慰师台儿庄与徐州沦陷

我们利用总动委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造成了一定声势。后来，国民党看到我们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逐渐引起不满，对我们的活动有了较多限制。一些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总动委会常委会讨论解决。在常委会内，我们只占少数席位，我们提出的各种方案和建议常常被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夏次叔先生向我建议：你的作用不要只停留在上层或会议上，应该到下面走走，可以用巡视团的名义去解决下边的一些实际问题。我向特委汇报征得同意后，我曾到下面去了几次，一次是到丰、邳各县，还曾两次到台儿庄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1938年三四月间，我曾带了两个宣传队，组成第五战区宣慰团，由我任团长，到丰县、邳县等地做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看到各地干部和群众，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如农委会组织了慰问演出。还看到一些区、乡组织起民众自卫队，手持大刀、红缨枪，进行抗日自卫。

同年3月下旬，由于日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南下，在近百辆坦克和数百门山炮、野炮与成群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台儿庄发起猛攻。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第二十军团和第二集团军约四十万人的兵力，进行台儿庄保卫战，双方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我方取得完全胜利，日军遭到惨败。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为了庆祝胜利，慰劳前线抗日将士，我们总动委会组织了慰问团，由我率领于4月下旬到台儿庄进行慰问。

我赴台儿庄慰师之前，徐州的形势已很紧张。临出发前，我还参加了特委的一次会议，研究徐州沦陷后党的工作如何办。议论的中心是转移敌后打游击。同时，在这次会上也研究了我的工作问题，特委有些同志主张我留在后方打游击，因为地方缺干部，刘文同志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可轻易离开李宗仁这个地方，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与合法地位不容易，不应该放弃。讨论未定下来，我就到台儿庄巡视和慰劳去了，刘文同志也转回延安养病。

正当我在台儿庄慰劳巡视期间，大概是5月十六七号，一个国民党的赈务委员对我说："国军要撤退！"还具体说："高树勋第一站，一天八十里，向西南撤；第二站是孙良诚，也是一天撤八十里；第三站是张冲的滇军。只有五十一军于学忠不撤，要向敌后插，准备在后方牵制敌人。"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意识到国民党要放弃徐州，我必须立即返回。就在这一天，日军的六架飞机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听说赈务委员来放赈，每人两块银元的赈济款，各地逃亡的难民都向这里密集。敌人发现了这一目标，便派飞机滥炸，这一次就炸死了三百多人。

我连夜赶往徐州，铁路已经不通。我只得沿着铁路线步行。当时，看到一列一列的火车在燃烧，列车上载的都是弹药、粮食、棉花等军用物资，因仓促撤退来不及运走，故放火烧掉。

到徐州后，特委已经撤出，一个人也未找到。碰上一个我熟悉的便衣，他对我说："人都走了，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缉查队，在检查坏人，你还不赶快出城。"当时，已能隐约地听到敌人的枪炮声。但我一天一夜走了近两百里路，已经疲惫不堪，又觉得似乎有些事还没有办完，想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再说。我便走到徐州城里的快哉亭公园，在那里找了个地方，一坐下来就身不由己地睡着了。突然，敌人的炮弹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我急忙起身，跑到民众教育馆。因为我离开时留有两支手枪，想在撤离前，把它找回带走。但到民众教育馆后，发现门大开着，什么人也没有，枪也无影无踪，我只好赶快出城。

当时敌人已打到徐州车站。我只好往徐州东南方向的殷杨庄去找党的联络点，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

我想，很有可能我是最后一个从徐州撤退出来的共产党员。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