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延绵时间更长的王权时代，中东—地中海世界和以中国、印度、蒙古高原、中亚为中心的亚洲——而非西欧地区——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心地带。

2、在公元7—8世纪逐渐兴起的西欧封建主义模式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随后诞生的立宪主义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路径。然而，直到17—18世纪立宪主义政体在西欧确立之前，西欧或西方并未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心。

3、西欧或西方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占据支配地位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大约是最近250年左右。即便以1688年英格兰的光荣革命为起点，西欧或西方引领与支配人类政治演化路径的时间也仅约300多年。

4、从整个人类政治演化史来看，中东—北非和东亚—南亚—中亚—东欧一线的帝国才是全球政治的长期支配者，而西欧或西方则是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后起之秀和暂时的领先者。

5、然而，西欧或西方的领先不仅是数量上的，更是结构和文明范式意义上的。今天的人类生活在西方兴起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因此西方世界的兴起作为人类政治演化史上最近500年的主要事件，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6、在工业革命之前，前现代世界的主要传统帝国如奥斯曼帝国、清帝国等主导着全球政治。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些帝国及其核心区域构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其他地区则是边缘。

7、然而，1750至1850年间，随着英国与西方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与西方成为新的世界政治中心，许多原本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帝国逐渐沦为边缘地带。

8、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在军事技术、经济水平、工业力量和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这些因素使得西方能够轻易战胜传统帝国。进一步说，西方的兴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与观念三个维度上。

9、首先是经济维度。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西方率先启动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一转变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的城市化加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西方经济力量的增强还体现在机械化程度的提升、对化石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能量控制水平的飞跃。这些变化不仅促进了大型工厂和公司组织的兴起、新式机器和交通工具的出现，还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革命，如高能量武器装备的发展。

10、其次是政治维度。西方国家与传统帝国有显著区别。以英国为例，从立宪时代到民主时代的转变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政治革命，形成了包括立宪政体、议会主权、责任政府、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和普选权利在内的全新政治模式。这些政治发明主要分为两类：与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相关的，以及与约束国家相关的。

11、芬纳在《统治史》中将欧洲现代国家视为全球模型，包含六个要素：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人民主权、世俗原则、社会目的性与理性化原则、经济独立与工业化原则、公民权的概念。到18-19世纪，西欧或西方在政治上主要经历了国家革命与立宪革命，民主革命则是后来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被视为西方国家在政治维度上的基本特征。

12、再次是观念维度。在从中古时期向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西欧或西方经历了一系列观念革命，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这些革命不仅重新发掘了古典文化，还唤醒了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宗教改革重构了信徒、教会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政教关系。科学革命挑战了迷信和盲从，赋予人类理性认识自然和世界的能力。启蒙运动洗涤了陈腐认知，弘扬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些变革使得西欧或西方兴起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体系，强调科学、理性、自由、平等、进步和个人自主，从而创造了一个观念上的崭新世界。

13、正是在西方世界兴起的背景下，在现代世界形塑的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探索。这不仅涉及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是这些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传统帝国、王国或部落社会不能在政治演化上实现升级，将面临国家存亡的危机。因此，选择政治现代化道路不仅是主观意愿，更是客观要求。

14、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现代国家构建问题，也就是与现代国家构建有关的一系列政治发明的出现；二是约束现代国家问题，也就是约束现代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明的出现，包括立宪主义、法治、分权制衡以及以普选权落实为标志的民主制度等。大部分后发展国家在这两个维度上都会遭遇很大的挑战。

15、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面临的国内约束条件，从经济维度看，主要是发展水平低。从“二战”结束到许多后发展国家迎来独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国家的人均年收入按当时汇率计算只有数十英镑或100美元。这大体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在温饱线上徘徊的水平。今天，世界范围内最落后的国家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以下。

16、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面临的国内约束条件，从政治维度看，后发展国家普遍的政治整合程度较低、国家构建程度较低。考虑到前工业社会的交通、通信与组织技术水平，许多幅员辽阔的后发展国家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

17、后发展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其政治遗产通常较为有限。这些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长期王权统治历史的国家，另一类是有着长期部落社会历史的国家。因此，后发展国家在有限的政治遗产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完成国家构建并有效约束国家，其难度极大。

18、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面临的国内约束条件，从观念维度看，后发展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不发达，以及前现代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教育和科学水平的落后是这些国家的基本特点，此外，不同后发展国家又受到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和印度有长期的帝国统治历史和自成一体的政治文化；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国则深受伊斯兰宗教传统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则受到西方强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19、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还面临的国际约束条件，这首先反映在后发展国家与大国的关系。一个后发展国家面对什么样的大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自身的政治演化。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对后发展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自由贸易型大国、武力征服型大国和革命输出型大国。

20、自由贸易型大国的基本诉求是，希望把后发展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和国际经济体系，最好能建立基于低关税或零关税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18—19世纪，英国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这种角色。后来的美国大体上也扮演着这种角色。

21、武力征服型大国的主要诉求是，用武力来征服领土。对许多周边国家来说，日本、俄罗斯、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都扮演过武力征服型大国的角色。还有少数大国属于革命输出型大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对深受苏联影响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它们跟苏联的互动当然会影响它们的政治演化路径。

22、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还面临的国际约束条件，还在于当后发展国家处于发展关键时刻时，它究竟面对的是何种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日本从后发展国家迅速转型为侵略国家，就与其崛起时所处的殖民主义世界格局密切有关。

23、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被视为东亚的落后国家，但通过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已成为亚洲强国。1900年的世界地图显示，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都是欧洲强国的殖民地，这使得日本的政治精英认为要么成为弱国受人控制，要么成为强国控制他人。

24、日本选择了后者，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后，逐步走上侵略道路。明治维新的成功也与当时的世界格局有关，日本派出的使团到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工业化进步的积极影响，这种国际条件对日本的政治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案例展示了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对国家政治发展路径的重要影响。